功能追随性别：儿童玩具设计的性别身份映射
- Update:2015-09-22
- 张 黎
- 来源: 2015年第6期
内容摘要
本文综合采用儿童心理学、玩具商业研究、文化研究等相关成果，植入设计史与性别的双重视角，从玩具设计的商品性质与心理学基础入手，结合年龄、色彩、气味与图案、种类，以及家长等变量解析玩具设计的性别化策略，逐步呈现玩具设计作为物质文化的属性。同时，运用性别操演理论探究玩具设计与消费，以及与儿童在性别认知、体验、操演等方面的多重关系。
“Y 染色体当中一定带有车轮的基因！”[1] 男性与女性两种生理性别在生命之初便形成了无法忽视的差异，生命诞生进入人类社会之始，生理性别开始逐渐向社会性别转型，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一定需要一一对应。“性别是一种基于两性之间可认知差异的社会关系的构成元素，同时性别也是象征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2] 性别身份因此成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建构之物，除了衣服配饰之外，玩具是帮助儿童认知、体验并建构性别身份最有效的设计之物了。儿童玩具设计，虽然直接受众是儿童，但购买者与设计师都是成年人。对于成年人而言，性别身份已经相对成熟，并形成各自对性别的刻板印象[3]。于是，面向儿童群体的玩具设计，不可避免地映射着成人世界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中的性别身份。
关于玩具设计与儿童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有三个类型：第一类来自于关注儿童发展与教育问题的心理学家，他们主张玩具作为工具，对儿童在认知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促进作用。这类研究主要采用定量实验的方法获取数据，评估玩具或其某一属性的教育价值，并基于此提出正确有效的玩具使用方法。第二类来自于关注市场与商业化发展的研究者，与前者相比，他们不太关注数据本身，却更愿意强调玩具对儿童的重要正面价值，从而提高大众消费玩具的热情。这类研究常采用焦点小组、非正式访谈，以及观察法等定性方法得出结论。第三类是文化研究，综合关注日常生活中玩具与儿童在各个层面的交互关系，并探究为什么会形成某种相对固化的玩耍模式与玩具类型。本文综合采用儿童心理学、玩具商业研究、文化研究等相关成果，植入设计史与性别的双重视角，从玩具设计的商品性质与心理学基础入手，结合年龄、色彩、气味与图案、种类，以及家长等变量，解析玩具设计的性别化策略，逐步呈现玩具设计作为物质文化的属性，并运用性别操演理论探究玩具设计与消费，以及与儿童在性别认知、体验、操演等方面的多重关系。
“玩具的意义有且仅发生在儿童玩耍的过程中……如果说玩具对儿童而言具有意义，这种意义也一定会遭遇再造并深刻留存于记忆”。[4]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物理空间，玩具的意义总是丰富且多元的。玩具的意义始于玩耍活动的初始，但玩具作为设计之物并显示出性别方面的差异，乃是19 世纪中后期才出现的文化现象。当代社会，性别化的玩具设计几乎成为消费文化中最普遍的符号互动形式。
一、作为商品的玩具：性别社会化过程的媒介
全球最大的玩具出产商在美国，2014 年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在41%。2014 年平均每个儿童的玩具消费，欧洲地区最高达到121 美元，美国地区为76 美元，亚洲/ 大洋洲地区是13 美元。比数字更有趣的是，玩具设计领域明显的性别化区隔，与当代社会不断挑战传统固化性别身份的主流价值观形成矛盾张力。玩具设计对儿童性别心理的发展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玩具设计的性别化预设不是某种文化特有的做法，而是具有全球共性的跨文化现象。走进任何一家玩具商店，几乎所有的婴幼儿与儿童玩具都被区分为两种性别，不论是生活在亚洲、欧洲，还是北美洲的2-6 岁的儿童，男孩都曾玩过火车、汽车、球类、机器人偶等男孩玩具；女孩也都曾玩过玩偶、娃娃、厨房用具、美容套餐等女孩玩具。尤其是首创于美国的芭比娃娃（Barbie）与原创于英国的机动部队兵（Action Man）等代表典型女男性别刻板印象的玩具，一边“从娃娃抓起”重申着两种性别身份的差异，从而遭受着来自教育界、女性主义、心理学，以及家长等各方面的责难；一边依然畅销全球市场，据说每分钟全球市场就能卖出20 个芭比娃娃。
性别标签是消费者选购玩具时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美国迪斯尼网上商城提供给消费者选购商品时所依据的主要分类方式，仅次于迪斯尼人物与产品类别。鼠标移到“女孩”或“男孩”标签，页面就会提供一系列针对该性别孩子的玩具清单。这些儿童玩具主要具有三类性别分类方式：分别是“仅限男孩”“仅限女孩”以及“男女通用”[5]。以上三类性别身份的玩具主要从颜色与主题两个方面表达差异：“仅限男孩”的玩具色彩属性厚重，主要有大红色、黑色、褐色、灰色等，典型主题包括动作人物、建造类玩具、武器、交通工具等；“仅限女孩”的玩具颜色则柔美许多，主要是粉色或紫色的玩偶、美女、化妆品、珠宝，或者各种模仿家庭生活的小玩意儿：“男女通用”的中性化玩具色彩则接近于“仅限男孩”的厚重色彩，因为与女孩相比，大多数男孩在跨性别体验方面相对保守，更愿意固定于男性的性别身份，而不是冒险尝试女性身份的各种表征。（图1）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穆尔维（LauraMulvey）曾经解释过女性更习惯于跨性别认同的原因：“对于女性而言，（从童年起）跨性别认同已成为一种习惯，很容易成为其第二天性。”[6]可见，女孩在使用玩具方面的跨性别体验是从童年便开始构建“第二天性”的主要途径。
在玩具反斗城，男孩与女孩在跨性别体验方面的态度差异被用来规划商品陈列空间，男孩玩具往往放在商场入口，而女孩玩具则必须要经过男孩玩具的柜台才能找到。这样的空间规划有效规避了男孩接触到女孩玩具的可能，从而减少了男孩跨性别玩具体验的机会[7]。正因为女孩在跨性别实践方面的灵活性要大于男孩，所以中性类或无性别玩具的设计往往更接近传统男孩玩具设计的特点。除此之外，专门针对男孩的玩具设计及其广告策略都会极为凸显男性气质与典型的男性行为模式，如勇气与权力（武器类玩具）、空间想象力（积木类玩具、变形金刚）、逻辑运算能力（棋类、工具类）等；同时也会刻意避免出现关于女性固定印象的任何信息，比如柔软的触感、柔美的色调、与家庭生活相关的语境暗示等。作为商品的玩具，在儿童性别身份认同的社会化过程中实现的重要载体作用，实际上来自于制造商与设计师实施的性别化设计策略。
二、玩具设计的性别化策略
玩具的作用在于娱乐、教育，以及启迪儿童，在玩耍过程中，为儿童体验、解读、再造出新的意义提供载体，并促进儿童心理发展的社会化过程。玩具设计的要义绝不仅仅是娱乐性与好玩，尤其对于儿童这一处于成长期的特殊用户群体而言。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对于他/ 她们来说，玩具对于其决策能力、社会化程度，以及创意思维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基于玩具的玩耍与游戏环节是儿童成长与社会化过程的重要步骤。儿童心理是玩具设计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之一。在所有的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性别意识又是其中最为显著的领域。除此之外，儿童对玩具偏好的性别差异在所有其他行为化、认知、个性化等性别差异中也表现得最为明显[8]。所以，性别化策略在玩具设计与儿童心理发展两个方面都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年龄、色彩、气味与图案、种类、家长的性别身份认同等，都属于玩具设计性别化策略的主要变量。
1. 年龄
对于玩具的性别化偏好及其程度，年龄是其中的重要变量。研究显示，6 个月之前的婴儿在选择玩具方面并没有显示出性别化差异，最喜欢的玩具都是玩偶而不是交通工具类玩具，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12-18个月的婴幼儿。关键变化发生在第23 个月，男婴开始出现忽略玩偶类玩具的倾向，而女婴在两种性别类玩具的选择中则保持相对平衡。24 个月的时间段与性别身份出现的关键时间节点基本吻合。一般而言，性别身份意识大多出现在2-3 岁的年龄，这一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特点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至于性别意识清晰化的具体时间段则取决于儿童所处的家庭微环境。比如在价值观念较为传统的家庭，尤其是母亲很早就在幼儿的教育过程中使用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玩具或图书时，幼儿的性别意识可能会提前几个月出现。
2. 色彩
玩具的性别化偏好最先体现在色彩方面。设计师也承认色彩在玩具设计中的重要性，“色彩既用来识别与认同，也能用来差异化，这是一种视觉特效”[9]。粉色作为专有的色彩名称出现在17 世纪初。18 世纪的传统观念认为，粉色是代表男性气质的色彩，而蓝色则属于女性。因为“粉色更为果断和充满力量……而蓝色则更为精致与优雅”[10]。“粉女蓝男”的色彩性别定式是20 世纪40 年代末才逐渐出现的现象。二战时期战舰、武器等军事设施的色彩都是灰黑、卡其或蓝色。战争结束后，这些战争主打色理所当然地成为工业生产中机械设备的主要色彩，因此更多地被赋予了男性气质。20 世纪60 年代“苏西家庭主妇”（SuzyHomemaker）——对自愿并乐意成为全职家庭主妇的美国女性的称呼——概念的流行,“粉色—女孩—母亲—厨房”等四个女性化概念的紧密结合，描述了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女性气质的定式思维，粉色也成为女孩与女性最具标志意义的身份色彩。以粉色武装自己，成为化身完美女性形象最便捷的方式：粉色室内家装、粉色家具、粉色汽车、粉色家电、粉色衣服、粉色鞋子、粉色唇彩、粉色挎包……“考虑粉色”成为女性表达女性气质的不二选择，而且这一性别化身份的感性体验早在婴儿时期便开始萌芽。（图2）对于色彩的性别化偏好，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幼儿时期在玩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答案，但一般认同以下观点，即基因与社会化过程都在玩具的性别化偏好方面发挥了影响力。
比如大概从两岁开始，女孩便开始显露出对粉色的偏爱[11]。众多心理学研究已经显示，男孩更多地喜欢蓝色的玩具，而女孩更多地选择粉色玩具。这种对于色彩的性别化喜恶在3-4 岁时达到顶峰，研究显示，超过60% 的3-4 岁女孩都会穿着粉色或紫色的衣服，拥有粉色或紫色的玩具[12]。对于粉色的性别化偏好会一直伴随着女性的成长过程，成为固定的性别化色彩。成年之后，大多数女性仍然对粉色具有近乎疯狂的迷恋，尤其是“粉色花边礼服”被称为百分之百女性独有的性别化服饰类型。（图3）粉色被认为是最具女性气质的色彩，那么是否也有专属女性的气味与图案呢？在性别化玩具设计的策略中，气味与图案虽然常为人忽视，但它也是非常有效的性别化表征变量。
3. 气味与图案
气味可能是玩具消费者最容易忽视的选购要素，但却是设计师用来细分消费者，引导并迎合女性用户常见的玩具设计特点。由于差异化的生理条件，女性身体总会定期产生某些特殊的气味，而在男权社会由主流文化话语建构的权力网络里，理想化的女性身体应该始终保持无味或者芳香。因此，气味在女性或女孩产品的设计中，常具有遮挡与隐蔽体味的重要作用。成熟女性有各种气味的香水，女婴从出生开始使用的纸尿布、专用卫生纸、玩具等也通常带有芳香的气味。于是，气味也成为玩具设计中具有典型性别化区分效应的元素，比如最具女性气质的气味是草莓和樱桃。亨德肖特（Heather Hendershot）以草莓蛋糕娃娃（Strawberry Shortcake Doll）为主题的研究，探察了设计师对女性或女孩品位与欲望的想象，如何在玩具中体现了本质的、二元论的性别身份观念[13]。亨德肖特甚至认为，草莓蛋糕娃娃是集合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气质诉求的典型象征性文化话语[14]。（图4）
在谈到为什么女性喜欢草莓气味时，一位草莓娃娃的收藏者这样解释：“它是水果味还很清甜，又带着点诱惑的魅力，却不像樱桃味那样轻薄。”[15] 可以看到，草莓气味带有双重气质，很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气质的双重期待，贞洁如母亲，魅惑如情人。再加之草莓的色彩也是粉色与红色，因此在儿童玩具设计领域，只要是针对女孩的专属玩具，草莓语义的运用十分常见。草莓的图案、草莓的纹理、草莓的气味、草莓的触感、草莓的色彩，都成为女孩专属的玩具设计要素。甚至面向成年人的产品，包括服装配饰、化妆品、零食，草莓也是绝对的女性化主题。草莓语义在玩具设计领域的提取与使用，总能产生可爱又诱人的女性气质，因此被大量运用于女性专属的产品领域。
4. 种类
性别化的玩具种类生动体现了现实社会中男女两性传统的社会分工特点。坎彭尼（C. Estelle Campenni）曾列出了美国最普遍的206 种玩具并请来成人消费者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大多数适合女孩的玩具都与家务劳动、母亲角色及化妆美容相关，而适合男孩的玩具则多为运动器材、交通工具和机动部队兵等[16]。一项关于瑞典儿童与玩具选择的研究显示，97% 的男孩比女孩更倾向于选择交通工具、球类、武器等主题的玩具[17]。阿特菲尔德的对比研究[18] 发现，由于女性气质的被动特点，女孩类玩偶的表情都是柔和的、微笑的、有亲和力的，服装的装饰细节较多、可灵活转动的身体关节较少。另外，男性气质的主动特点体现在玩具设计方面，则大多表现为进攻式的姿势、愤怒、勇敢或其他夸张的表情、简洁但线条感十足的服饰，以及极度灵活的身体关节等。
然而，玩具设计中的性别化刻板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儿童在这一高度性别化区分的社会中自我发展的更大可能性。一般而言，男孩玩具的种类主要在于激发儿童的空间想象能力，比如空间定位、规划路线、逻辑分析、系统思维等，这些能力有助于男孩成年之后更容易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成果，比如数学、物理、经济、化学等；女孩玩具则主要培养儿童的社会生存与发展技能，以及口头语言的表达能力等，而这些能力使得成年女性更适合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立足，或协调多角色的家庭生活等。由此可见，玩具在儿童性别心理与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因此研究者鼓励家长更多地给儿童玩耍与自身生理性别相反的性别定位的玩具类型[19]，以缩小男女两性天生与后天的性别和性格差异，实现更为综合的素质或技能。但是否能实现有利于儿童发展与社会化过程的跨性别玩具体验，还要参考家长自身的性别身份认同及其性别态度。
5. 家长的性别身份认同
早期心理学研究显示[20]，与女孩相比，男孩对于颜色的性别化倾向要更强烈且稳定。可能是因为在其成长过程中，他们承受了更多必须操演典型化性别行为的社会压力，而这方面压力在幼儿成长的早期主要来源于家长。在儿童性别意识的形成过程中，除了玩具、图书、玩伴等外界刺激因素之外，在微观环境里，家长本身的性别态度也是重要影响力。儿童个人意愿尚未成熟，父母自身的性别身份认同将会决定儿童玩具的选择，玩具与其说反映了儿童的性别身份，不如说映射的是父母的性别态度。儿童在选择了家长认为合适“正确”的玩具时，家长往往会不自觉地透露出极为明显的肯定与赞赏态度。与母亲相比，父亲的性别化立场会更加明确，尤其当看到儿子选择了典型的女孩玩具时，父亲的反对态度会尤其强烈。研究发现，父母一般都鼓励孩子选择与自己性别相一致的玩具[21]，儿童早在18 个月左右的时候便开始逐渐懂得这一社会规范[22]。由于受到家长或有意或无意的暗示或强化，男婴的大脑要更早发展出空间计算技能，女婴则更早发展出眼神接触的能力，对人际关系更为敏感，且更倾向于沟通。
家长对儿童期望的多数方面，比如玩具种类、性格特质、行为模式、职业类型，都跟性别有关。成年人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为儿童选择那些符合其生理性别特征，以及顺应社会对其性别身份期望的玩具类型：其一是希望儿童能提早认知并体验到符合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身份认同愉悦。比如喜欢武器类玩具的男孩会被赞赏为充满勇气、斗志、冒险精神；喜欢玩偶类玩具的女孩则会被赞誉为具备善良、体贴、细心等母性特质。反之则正好相反，儿童会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而作为社会动物，获得社会认可与性别群体的认同又是建立自我认知、发展健康心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跨性别的玩具体验并非常态。其二是提前体验、学习、适应符合性别身份的行为模式，为进入成年人世界及未来职业领域积累感性经验。
可以看到，对于女孩而言，女性气质是家庭、社会与文化三者合作的产物，“在家庭里得以建构，通过社会制度得以维护，并在文化符号中被表征”[23]。学龄前儿童的非正式教育都是在家庭与有限社会空间内完成，玩具、玩伴、玩耍成为女孩从感性经验层面认知性别身份、形塑女性气质的主要工具、媒介与途径。家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也有部分家长抵制购买那些具有过度性别区隔或负面固定印象的玩具给学龄前儿童，但这些反抗之力并没能动摇玩具制造商致力于细化市场、重申性别差异的玩具设计策略。自从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性别化的儿童玩具设计与消费文化一直持续到今天，不论是年龄、色彩、气味图案、种类，还是家长自身的性别身份认同等，60 多年来都不曾出现重大变化。（图5）
三、玩具作为文化：从阶级到性别
美国当代著名的性别理论哲学家巴特勒一方面将性别视为身份的多种形式之一，另一方面也明确了性别（身份）不同于其他身份的本质特点——非稳定性。“性别是一种微妙的（tenuously）、适时的（intime）身份建构”，“可通过程式化的行为重复来建构身份产物”[24]。也就是说，性别身份与其被当作某种属性，不如视为极不稳定的状态。与其他身份，比如种族的、民族的、政治的、阶级的、文化的身份类型相比，性别身份的易变性、模糊性，以及即时建构性使其成为最具颠覆性的身份范畴。“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性别身份是受制于社会认可和禁忌的操演性（performative）完成。性别身份的表演性特质为其保留了不断挑战其具化（reified）状态的可能性”。[25] 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时期以玩具为媒介的各种玩耍活动，就是其认知、体验、操演其性别身份的主要途径。
抽象的文化往往借助于物的形式得以反馈，在儿童文化当中，玩具作为文化，以及围绕着玩具而成长的童年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过程及结果。因此，玩具设计的文化史也是一部童年性别身份认同的历史。然而，玩具却不是传统设计史的常见主题，玩具设计的实物与文献资料大多数来自于民间收藏与业内行家等[26]。除了少数从文化视角严肃解读玩具的研究[27]，多数玩具研究主要来自于心理学、娱乐或商业视角。
15 世纪至16 世纪的欧洲，玩具专属于成年人，“玩具”一词经常被用来指代那些由手工制作、为了满足有闲阶级的富裕成年人的任何有娱乐性质的小玩意儿，而那些各种节日庆典的装饰物或家庭的小型摆设才算是儿童的“玩具”。19 世纪，西方国家的儿童才开始接触到种类有限的玩具，且只有在节假日或其他家庭庆祝日的时候，才有机会玩耍。19 世纪70 年代出现了两种新的玩具态度：其一是儿童开始基于自身的爱好发展出了收集玩具的乐趣；其二是玩具也逐渐被视为定义儿童身份与儿童文化的主要媒介。另外，家长在玩具选择方面仍占有较大的控制权。美国历史学教授布鲁内尔（Miriam Formanek-Brunell）针对19世纪美国娃娃玩偶的研究指出，内战之前与娃娃玩耍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女孩在玩娃娃的过程中逐步接触并学习到缝纫技巧和其他家庭劳作的技能，比如在情感与实践两方面的育儿体验。然而，这种以教育为基础的玩具意义，在几十年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出生于中产阶层及以上阶层家庭的女孩来说，玩娃娃是一种社交与身份意义大于学习意义的活动，“大人们会鼓励女孩溺爱自己的娃娃，沉浸在梦幻体验之中，展示其华丽服饰，尤其在比如茶会或出访等仪式性场合”[28]。（图6）
19 世纪末，家长给儿童提供的玩具数量仍然十分有限，是家长的意愿而不是儿童自身的喜好依旧是玩具消费的支配力量[29]。在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儿童玩具被严格限定在与其阶级、性别、未来职业期许相符的种类[30]。由于玩具大多是手工制作、用料精致、装饰精美，因此价格不菲的玩具只是少数富裕家庭儿童的特权，也成为表征其社会阶层的符号。通过想象性的玩耍过程，儿童借由玩具逐步体验并锻炼了某些与未来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技能，比如男孩玩具主要是火车或积木套装，女孩玩具则主要是娃娃玩偶和玩具屋。前者有利于培养男孩成为未来的工程师或科学家，后者则倾向于引导女孩成为母亲与持家者。然而，这类明显且故意而为之的性别化玩具区分现象只在20 世纪初才逐渐萌芽。一份1898 年的调研报告显示，只有25% 的女孩将娃娃玩偶列为最喜欢的玩具，而男孩也是娃娃类玩具的爱好者[31]。
19 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之后，大量机械化、电子化产品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角。1877 年的贝尔电话、1895 年的收音机、1902 年的有翼飞行器、1908 年的福特T 型车、1910 年的柯达相机、1913 年的农场拖拉机、1925 年的电视机等，这些新奇机械物的迷你模拟版本都成为男孩的新玩具。男孩对技术、零件、复杂系统、构造关系等方面的迷恋，既是家长们的有意引导，也是对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积极反馈。进入20世纪，玩具对儿童心理发展的促进作用才逐渐为世人接受并熟知。工业革命的成果很快促进了玩具的民主化程度，生产方式与效率的大幅改进和提高，使得玩具不再是有钱人家庭的奢侈娱乐品。德国是最早开始大批量生产玩具的国家，也成为北美与其他欧洲国家消费者最喜爱的玩具生产国。20 世纪初美国各种广播节目、电视广告、杂志画报上都是这类渲染男孩与技术迷恋的主题故事。（图7）
同时，伴随着起源于20 世纪初的DIY 运动风潮，儿童玩具设计也很快顺势而为，推出了很多鼓励男孩自己动手捣鼓各种小玩意儿的新玩具类型。比如著名的多模型拼装玩具（erector set），被誉为美国人吉伯特（A.C.Gilbert，1884-1961）最重要的发明，产生于1913 年。该玩具设计的初衷便是让男孩在进入成人社会，成为工程师、发明家与科学家之前，便能提前准备好相关技能与思维方式，所以一经推出便风靡全美，直到今日仍然畅销全球。（图8）火车模型也是另一种经典的男孩玩具，从1910 年到1960 年，几乎所有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都拥有至少一架火车模型。男性对于火车的情怀，虽然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火车成为流行的男孩玩具早在19 世纪70 年代便已经开始了[32]。父亲陪伴儿子一起玩火车，甚至成为20 世纪30 年代的社会潮流。火车象征着高科技主导的未来，父亲通过手把手地带着儿子一起玩火车，一面是培养父子感情，一面是与儿子一同体验从未有过的童年经历。（图9）
男孩玩具多与社会公共空间有关，那么为什么女孩玩具却大都与家庭生活相关呢？“‘家’是与性别的建构和再生产，以及性别身份关系最为紧密的社会机构。”[33] 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女性被视为稳定与教化社会的积极因素，在维多利亚时期已成为传统。二战之后，整个西方社会百废待兴，放弃有偿工作，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的女性被视为国家英雄。家庭生活与女性气质亦成为女性性别身份的两个向度，密不可分。（图10）从历史来看，男孩的玩具多指向公共空间与社会人角色，属性外向且主动，更多代表了未来生活的特点：结构化、速度、力量、系统、计算、逻辑性、个性化等。与男孩玩具相比，女孩的玩具则指向家庭生活与母亲，属性内向且被动，更简单、梦幻、凸显人际关系的导向性，服务性也更为突出，比如各种角色扮演，母亲、护士、老师、保姆等，以及各种活动，比如在厨房烹饪、打扫家庭卫生、到商场逛街购物等。因此，娃娃或作为孩子或作为玩伴成为女孩体验各种未来社会身份的主要媒介。借助于把娃娃当孩子，女孩很早便体验到性别身份的内涵，尤其是负责养育、陪护、照看下一代的母亲角色。（图11）
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进入历史上最活跃最混乱的10 年，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反战运动等纷纷兴起。上述运动分别挑战了美国的自由观念、社会制度、价值理念、性别平等意识、外交与国策，为日渐固化的美国社会带来了智识层面的新空气，这十年“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景象”[34]。也就是在20 世纪60 年代，美国进入消费社会阶段，玩具业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成年人世界的风起云涌，儿童玩具也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不论是题材、种类、材质、传媒渠道等，均变得与以往不同。专属女孩玩具的芭比娃娃，这一玩具品牌与类型诞生于1959 年的美国，而被贴上男孩专属标签的机动部队兵也于1966 年初创于英国。
在女权主义运动与消费社会等多重势力的博弈之下，性别身份的意识与表征更多地进入以往被忽视的时尚与风格领域。社会大众逐渐意识到，类似玩具这类大批量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生动地阐释着关于个人化图像的意义，尤其在表达性别差异的方面。另外，玩具等儿童消费品的性别化区分，也是消费文化商业逻辑的必然结果。
首次亮相于1959 年纽约玩具展销会的芭比娃娃，虽然作为儿童玩具进入市场，但它在物质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领域引发的性别大讨论更加值得关注。沙漏型的梦幻身材（三围比例为36、18、33）、刻板化的面容与表情（大眼睛、樱桃小嘴、微笑可爱）、数不胜数的服装与配饰、上百种社会职业身份、50 多种国籍等，既成为芭比娃娃的标志性特征受到青少年消费者的青睐，却也受到了女性主义最集中的批评——芭比娃娃强化了女性身体的物化[35]，代表了“晚期资本主义建构的女性气质的完美符号”[36]，同时也受到了来自中产阶级家长的抵制——芭比娃娃过于成熟的女性化身体性征使其成为性玩具[37]。小女孩纷纷节食，甚至患上厌食症，只为拥有同芭比娃娃一样的身材。芭比娃娃对于女性气质刻板印象的勾勒，不仅影响了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对成年人的审美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俄罗斯、乌克兰、日本、中国、美国都曾出现过以芭比为原型的整容案例。理想女性（feminine ideal）和女性刻板印象（feminine stereotype）都说明了女性气质的建构属性。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玩具为女孩和女性树立了典范式的理想女性形象，尽管有些过于梦幻，但作为玩具制造商细分市场的多样化商业手段，她的身材、她的脸蛋、她的着装、她的职业、她的表情、她的生活方式、她的品位，都成为目标用户希冀企及的美好状态。所有关于女性的固定印象，都在芭比娃娃身上有所呈现，比如粉色、温柔、美丽、香气、家庭生活、优雅、珠宝、美容、布料、光滑、感性、审美等。
从儿童心理发展与社会化程度的角度考虑，关于芭比娃娃这类玩具的价值，到目前还是毁誉参半，争议颇大。从性别操演的理论来看，怎样的玩具设计策略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儿童建构起健康的性别意识，还需要进行深入思考。
四、功能追随性别：去性别固定印象
设计从结果来看是某种人造物，从过程来看是某种技术的实践。然而无论是物还是技术，都被投射了主体的身份意识，性别便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种。“性别不是一个名词……也不应被解释为一种稳定的身份。”[38] 儿童玩耍性别化玩具的过程，便是家长及社会对其实施的一系列性别规训，通过想象性的玩耍，潜移默化地认知、体验、巩固与其生理性别（sex）一致的性别身份。在程式化、风格化的玩耍过程中，玩具本身提供了一套高度固定的管控系统与行为模式，男孩玩积木就需要不断地构造、解构、推翻、重建，思考其组织模式与结构特点；女孩玩过家家游戏，娃娃就是其要学习培育的孩子，要轻声细语、体贴入微、细心观察、照顾周到，才能体会为人母的角色体验。这些性别化的程式行为，在设计的过程中便被植入玩具里，设计师对游戏过程、玩具使用方式设定的程序也是依据社会主流价值系统对男女两性的固定印象。因此，随着儿童在玩具的陪伴下逐渐成长，这些性别化的差异、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社会定位等虽然模糊但已逐渐固化，久而久之便产生了实在且具有某种自然而然特征的存在假象，直至被视为性别化的天性，从而成为下一代父母为孩子选择玩具时理所当然的原因——顺应天性。
在主流社会分工的基础仍然基于两性性别的现实前提下，“功能追随性别”的玩具设计基本原则应该保留，而一味要求“去性别化”的设计策略既不现实也不可取。真正顺应儿童天性发展的玩具设计与消费应该采纳“去性别固定印象”的策略。设计师既要准确掌握性别差异的真实属性，同时又要尊重两种性别的多样性，并适度调整玩具两种性别意识的比例关系。因为众多心理学研究已经发现，那些中性或适度男性化的玩具类型反而最适合孩子（不论男女）发展身体、思维、艺术感知、动手技能等方面的能力与心理模型。在男性仍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语境中，设计师为儿童设计，家长为儿童选择那些中性的、适度男性化的玩具，才有利于男孩女孩去探索自身的潜能，充分发展两种性别身份的优势，取长补短。反而是那些夹携强烈性别身份或带有典型印象特点的玩具，会抑制儿童心理与社会发展的潜能。按照儿童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原则，玩具与儿童的最佳交互关系需要建立在健康的性别群体认同与社会学习关系网络之中。因此，对于女孩而言，多与异性玩伴玩耍，并多接触适度男性化的玩具，将有利于女孩成年后更为顺利、稳健地进入社会角色，并对女性差异化的性别身份形成更多积极的认知体验；对于男孩而言，多体验跨性别的玩具，也利于培养细心、敏感、善于观察与沟通的能力，发展出更健全的人格。
玩具是孩子认识世界、体验人际关系、认知自我与性别、彩排人生角色的重要工具，是教育和培育孩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媒介。“功能追随性别”的玩具设计性别化策略，追随的不是封闭的、不平等的、固定印象的性别属性，而是开放的、平等的、自由的性别身份及其可能性。
注释：
[1] Eliot, Lise. Pink Brain, Blue Brain: How Small Differences Grow into Troublesome Gap s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2, pp106.
[2] Scott, Joan W.“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91.5 (1986): pp1067.
[3] 参见Fisher-Thompson, Donna. "Adult Sex Typing of Children's Toys." Sex Roles 23.5-6(1990): 291-303.
[4] Mergen, Bernard.“ Made, Bought, And Stolen: Toys And The Culture Of Childhood.”Elliott West eds. Small World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America , 1850-1950 .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2, pp106.
[5] Auster, Carol J., and Claire S. Mansbach.“ The Gender Marketing of Toys: An Analysis of Color and Type of Toy on the Disney Store Website.” Sex Roles 67.7-8 (2012): 375-388.
[6] Mulvey, Laura.“ Afterthoughts on‘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spired by Duel in the Sun.” Constance Penley ed. Feminism and Film Theory . Routledge, 1988, pp72.
[7] Seiter, Ellen. Sold Separately: Children and Parents in Consumer Cultur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
[8] Hines, Melissa.“ Sex-Related Variation in Human Behavior and the Brai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4.10 (2010): 448-456.
[9] Fishel, Catharine. Designing for Children: Marketing Design that Speaks to Kids . Rockport Publishers, Inc, 2001, pp17.
[10] Ladies Home Journal , June, 1918, pp3.
[11] Jadva, Vasanti, Melissa Hines, and Susan Golombok.“ Infants' Preferences for Toys, Colors, and Shapes: Sex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9.6 (2010): 1261-1273.
[12] Wong, Wang I., and Melissa Hines.“ Effects of Gender Color-Coding on Toddlers' Gender-Typical Toy Pla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014): 1-10.
[13] Hendershot, Heather.“ Dolls: Odour, Disgust, Femininity and Toy Design.”Pat Kirkham eds. The Gendered Object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pp80-89.
[14] 同[13]，第93 页。
[15] 同[13]，第92 页。
[16] Campenni, C. Estelle.“ Gender Stereotyping of Children's Toys: A Comparison of Parents and Nonparents.” Sex Roles 40.1-2 (1999): 121-138.
[17] Nelson, Anders.“ Children's Toy Collections in Sweden—A Less Gender-Typed Country?.” Sex Roles 52.1-2 (2005): 93-102.
[18] Attfield, Judy.“ Barbie And Action Man: Adult Toys For Girls And Boys, 1959-93.” Pat Kirkham eds. The Gendered Object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80-89.
[19] Fine, Cordelia. Delusions Of Gender: How Our Minds, Society, And Neurosexism Create Difference. WW Norton & Company, 2010.
[20] Lytton, Hugh, and David M. Romney.“ Parents' Differential Socialization of Boys and Girl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9.2 (1991): 267-296.
[21] Fisher-Thompson, Donna. “Adult Toy Purchases for Children: Factors Affecting Sextyped Toy Selection.”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4.3 (1993): 385-406.
[22] Weinraub, Marsha,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Sex Role Stereotypes in the Third Year:Relationships to Gender Labeling, Gender Identity, Sex-Types Toy Preference,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Child Development (1984): 1493-1503.
[23] Parker, Rozsika. The Subversive Stitch: Embroide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 Women's Press, 1984, pp4.
[24] Butler, Judith.“ 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 Theatre Journal , 40.4 (1988) 519-531: pp519.
[25] 同上，第520 页。
[26] 参见Burton, Anthony. "Desig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oys: Defining a Discipline for the Bethnal Green Museum of Childhood."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 10.1 (1997): 1-21.
[27] Sutton-Smith, Brian. Toys as Culture . Gardner Press, 1986.
[28] Forman-Brunell, Miriam. Made to Play House: Dolls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merican Girlhood, 1830-1930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2.
[29] Cross, Gary. Kids' Stuff: Toys and the Changing World of American Childhood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p8.
[30] 参见Almqvist, Birgitta. Approaching the Culture of Toys in Swedish Child Care: A Literature Survey and a Toy Inventory . Coronet Books Inc, 1994.
[31] 同[29], pp80.
[32] 同[29], pp54.
[33] Rosner, Victoria. 2005. Modernism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private life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4.
[34] McConnell, William S. The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of the 1960s . Greenhaven Press, 2004, pp10.
[35] Toffoletti, Kim. Cyborgs And Barbie Dolls: Feminism,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osthuman Body. I.B. Tauris & Co.Ltd, 2007.
[36] Urla, Jacqueline and Alan C. Swedlund.“ The Anthropometry of Barbie: Unsettling Ideals of the Feminine in Popular Culture,” Jennifer Terry and Jacqueline Urla, ed. Deviant Bodi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Difference in Science and Popular Culture .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77-313: pp281.
[37] Seiter, Ellen.“ Toys Are Us: Marketing To Children And Parents.” Cultural Studies , 6.2 (1992): 232-247.
[38]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Identity. Routledge, 1990, pp25, pp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