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好古，清浊交错——《骨董十三说》等所见董其昌之雅俗与真赝观念

 

有明一代，华亭文教昌盛，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董其昌出生于华亭（今上海）名门望族，家族簪缨联翩、科第传世，董氏自髫年即接受良好的家庭文化熏陶。为诸生时，游檇李，幸识收藏大家项元汴，得以尽览项氏家族丰富珍藏，并与项氏时相切磋交流，眼界豁然开朗。此后与王世贞、张觐宸等江南鉴藏大家等亦过往相从，博览古今。“神宗时，海内承平，士大夫迴翔馆阁，以文章翰墨相娱乐。牙籖玉轴，希有难得之物，一夫怀挟提挈，负之而趋，往复四千里，如堂过庭”[1]。是时政治清明，海宇承平，社会安定，为骨董书画鉴藏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董其昌“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2]，随着仕途攀升与声名日隆，越来越多的藏家以得请董氏过眼藏品为幸，由此，古今字画文物尽收董氏眼底。晚明名士陈继儒[3] 在为董其昌诗文集抄所作跋文写道：

先生天授绝人，自髫年游黌序，夙具龙章凤质，识者不问而称奇。……然雅性冲恬，逃虚避俗，不以一毫世利呈诸胸中。独好古忘倦，日夕编摩于书，历览成诵。[4]（图1）

陈继儒认为，董其昌是一个“雅性冲恬，逃虚避俗，不以一毫世利呈诸胸中”，超逸出尘的文人雅士。在晚明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里，其好古忘倦，不趋世利的优雅品格实属难能可贵。个中情状从其所著《骨董十三说》[5] 中或可约略见之，《十三说》中，董氏将古物名为“骨董”，分为四类十一品，即金、玉一类；书画墨迹、石印、镌刻为二类；窑器、漆器为三类；琴、剑、镜、砚为四类。[6] 董氏认为：骨董，今之玩物也，唯贤者能好之而无敝。拘谨之人，视为无用之物，斥去不蓄，恐人耽于玩好，废时失事，流为游惰而无成也，其敝失于鄙俗而止。贪戾者视为货殖之物，见有可居为奇者，竭蹶以图，唯恐不得。得之，保重过于性命，或至争夺怨尤，皆归咎骨董。岂骨董之咎？咎在不知好之也。文中子见任公好古什物，钟鼎。圭玺、钱贝毕具，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若任公者不知好骨董也。’人能置身优游闲暇之地，留心学问之中，得事物之本末终始而后应物，不失大小轻重之宜、经权之用，乃能即物见道。学以聚之，物以辩之，其进有不可量者矣。故曰：‘唯贤者能好之而无敝也。’

在董其昌眼里，骨董既不是可随手丢弃的无用之物，也不是游惰丧志的玩物，更不应是囤积为奇的货殖之物。真正的好古者在于聚道，在于即物见道，于物中问学，而其进亦不可限量。在他看来，唯有优雅之贤者方能好之而无敝。显然，董氏认为鉴赏古物书画等骨董之物主要是出于陶养性情、格物致知的个人兴趣与喜好，是一种雅道的表现，此外无他。与买卖古物渔利的商贾自然相异，也与稍晚于董氏的李渔（1611-1680）所述便于收藏蓄金的现象迥然不同。[7] 董氏进而认为：今之骨董，古人用物也。其制作精工，非今人可及。故历代宝惜爱护之，什袭而藏，不轻示人，非收藏赏鉴家不能知也。世俗所贵重者，但知有黄金而已。可使一瓷盘、一铜瓶几倍黄金之价，非世俗所知也。故人能好骨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或可即目前以开其未发之韫也。要知古之所当贵重，岂仅用物哉？即仅知贵用物，已能轻黄金而尚之，度越世俗远矣。[8]

骨董为古人之用物，其价往往数倍于黄金，这不是一般世俗之人所能理解的，倘人能嗜好骨董，则其襟怀当度越世俗远甚。当然，好骨董者有真好亦有假好，二者俨然有别：

好骨董，有真好，有随世习俗之好。物到目前，泛然应过，无深远之思，随人指授，信其有书载可考而遂安之，不知图籍伪传，其来已久，不先追其原所自而明辨之，无从见真好也。追图籍之始，始于河出之图。自羲皇直传至今，非第一骨董乎？于此辩清，彻见我物，则物无遁情，而我真好得行矣。于此不辨根本，先伪矣，未有本乱而末治者也。徒逞世俗臆说，傅会方术，伪图以乱之，使第一骨董淹没尘秽中，以今《易经》前列之图，当之而不疑，是皆随世习俗，不知求我真好者也。愿得真好者，起而明辨之。[9]

董氏认为，真好骨董者应该追本溯源，明辨骨董之由来，究其理，明其源，辨真伪，唯有彻见古物方可谓为真好，否则只是随世俯仰，人云亦云，不明就里的俗人之好而已。何为真好？如何赏鉴古物？早在洪武，云间曹昭即有这样的阐释：“予自幼性亦嗜之，侍于先子之侧，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非而后已。……尝见近世纨绔子弟，习清事古者亦有之，惜其心虽爱，而目未之识矣。”[10]（图2）曹氏虽先知在前，但董氏进而论之，明确指出图谱未必可靠，切不可迷信，因为图籍亦可能为世人所伪传，以乱人耳目，并以例为证，特别提醒世人不可轻信世俗臆说、傅会方术而致迷失。

骨董有别于一般日用器物，骨董在手自然不可与常物等同视之。晚明商品经济发达，物质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助长奢靡之风、玩物之风盛行，士人恋物成癖，对骨董书画器物的追逐成为文人雅玩重要的生活方式。如何把玩骨董以标识玩者之雅，董其昌如是道：

骨董非草草可玩也。先治幽轩邃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于风月晴和之际，扫地焚香，烹泉速客，与达人端士谈艺论道，于花月竹柏间盘桓久之。饭余晏坐，别设净几，辅以丹罽，袭以文锦，次第出其所藏，列而玩之。若与古人相接欣赏，可以舒郁结之气，可以敛放纵之习。[11]

文中列举诸多物象场景，着意营构出别具一格的骨董把玩赏鉴的氛围与情境。这样一种燕闲清赏、精致高雅的骨董品鉴场面，不仅是上层文人士大夫自我身份的确认与标榜，同时也展现了董氏作为精英文化阶层代表对“雅文化”的向往与追求。（图3-5）在晚明崇尚物欲、鬻值射利的繁华尘世里，董其昌的玩物之雅显然胜人一筹，当然亦不无高标自诩的成分存在。无论是古物品鉴，还是游戏翰墨、挥毫染素，董其昌认为人生的至高之境在于：

人莫尚于据德游艺也。立身以德，养身以艺。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士可与古人相见在此也。助我进德成艺，垂之永久，动后人欣慕在此也。[12]

“以德立身，以艺养身”，把玩礼乐之器与翰墨旧迹是为了更好地进德精艺，董其昌为骨董鉴藏把玩找到堂而皇之的说法，而确实应当如是观。董其昌非常注重自我形象的营建与形塑，对他而言，无论是宦游仕进，还是赋闲家居，归隐山林，修身养性与立德立言都是不容忽视的功课。“镜以鉴貌，砚以著言。貌为心体，言为心用。离砚则心俗无救，离镜则貌秽不知”。[13] 以镜以砚，或雅或俗，自当罄露无疑，显然董氏在努力向我们展示其博雅好古、超逸出尘的不凡人生理念。

 

董其昌以书画名世，“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子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14]“精赏鉴，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一俗语，米元章、赵子昂一流人也”。[15]其一笔一墨，举手投足，堪以度世。董其昌在其画学论著《画禅室随笔》中曾阐发诸多关于书画取法、品鉴、南北宗等精彩论述。综观董氏《随笔》及相关笔记题跋，其中关于“俗”观念的认知亦不乏针砭时弊之灼见。董氏认为，“去俗”是从艺问学的要务，也是衡量画品高低的首要标尺。他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16]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黄子久，衢州人；吴仲圭，铁塘人；惟倪元镇无锡人耳。江山灵气，盛衰故有时。国朝名手，仅仅戴进为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赵吴兴亦浙人。苦浙派日就澌灭，不当以甜、邪、俗、赖者，尽系之彼中也。[17]

从笔墨而论，董其昌认为，作画要有士气，当以草隶奇字之书法用笔入画，自觉拒绝各种甜俗蹊径，否则只会落入画匠魔道之中，难以自拔。他以浙派盛衰为例，明确提出画道四戒：“甜、邪、俗、赖”，以为度世金针。董氏还指出，除了笔墨取法要避俗之外，为人处世更是要立定脚跟，清操自持，大节不亏，就此他专门举例阐述之：

当宣和时，党禁苏黄，及其翰墨。凡书画有两公题跋者，以为不祥之物，裁割都尽，乃以进御。盖论世者兴嗟焉。岂知五百年后，小玑片玉，尽享连城，如侍御杨公裒成此帙也耶？山谷尝为子弟言，士生于世，可百不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临大节而不可夺者，不俗也。宋人之以为不祥也，俗也。侍御公之结集也，医俗也。世有不俗者，定不作书画观矣。[18]

北宋宣和时期，苏轼、黄庭坚遭遇党禁，累及其书，凡二人题跋竟为世人视为不祥之物，裁割摈弃唯恐不及。董氏嗟叹之余，遂举黄山谷“士生于世，可百不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的至理箴言以警示世人。

其中不仅蕴含董其昌“艺术当独立于世俗之外”的超然理念，同时，若往深处考量，董氏以书画博取声名，然其又何尝不是认为，书画虽小道，但可窥及世道人心，立人、立品、立格方为从艺之本，倘若“俗”字当头，则画品何得以高？董氏认为画道不易，“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无望庸史矣。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19] 要去俗弘道，唯一的路径应该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20]

为此，董其昌还专门给出具体而明确的学习对象，以供世人效法取径。要去俗，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和确立清雅的品格，董氏认为元人倪瓒即是一个治俗立雅不可或缺的榜样与资源：“云林画，虽寂寥小景，自有烟霞之色，非画家者流纵横俗状也。”[21]“倪迂作画，简淡中自有一种风致，非若画史者流纵横习气也。”[22]“云林画，江东人以有无论清俗。余所藏秋林图，有诗云‘云开见山高，木落知风劲。亭下不逢人，夕阳澹秋影。’其韵致超绝，当在子久山樵之上。”[23]“沈启南云：‘云林画江南以有无为清浊。’余则癖矣。”[24]（图6）倪瓒画品清雅高洁在有明一代已是公认的标杆，为世人所追捧，董其昌多次在不同场合于画卷上不断反复题跋，表达其对倪瓒简淡清雅风范格调的倾慕与追随。从其众多临仿倪迂之作与自家画作笔墨意致上，我们不难发现，倪瓒清淡旷逸、笔简意远的审美意趣深深影响董氏之绘画观念与创作。董其昌对倪瓒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图7-13）他认为：

……元季倪云林散笔，声价骤贵，正以胸中之书淘洗俗师净尽耳。……倪自作一种调度，如噉橺榄，时有清津遶颊耳。画家四忌：甜、邪、俗、赖。倪从画悟书，因得清洒。[25]

取法倪云林是绘画创作清雅脱俗的有效路径和重要保证。身处喧嚣尘世，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晚明社会浮华，世俗种种陋习恶俗之风无不时时在侵染人们的审美心灵，清雅自许如董其昌亦是概莫能外，清逸淡雅固然是好，但不是轻易可学可得。“气韵生动，必在生知，非学所及。然大要以淡为主，所谓淡者，天骨自然，況去尘俗，若有意为淡，去之转远”。[26] 诚然如此，面对滚滚而来的世风俗习，董其昌仍然逆势而上，迥异时流，不减其对“清雅”之追索，而是更加注重自我修为的超逸出尘，认为唯有不断自我超脱，方能化俗为雅。[27]

董其昌对“雅”的自觉体悟追求，不仅在人格上努力完善，在绘画取法上也汲取烟霞高致，在日常生活中亦时时自警自省。虽然贵为仕途中人，宦海生涯如鱼得水，悠游自得，但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职业”对艺术之“雅”的侵蚀与消解：

因为邑判押，遂使字有俗气。右军暮年方妙，正在山林时。吾家收右军在会稽时与王述书，顿有尘气，又其验也。[28]（图14）

这种观念既是来自其游弋于从政与艺术之间的深刻反思，更在不经意间于心灵深处影响和左右其或仕或隐的两难取舍。仕途带给董其昌世俗的荣华富贵与主流上层身份，生活安定无忧，然个中利弊亦甚分明：万历十七年（1589 年），35 岁的董其昌以二甲第一名的成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正式步入仕途，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整整十年，董其昌因宦游而结识众多名流硕望，获见大量书法名画古物，但也因公务繁忙，其于书画创作研习的时间颇为有限，大量世俗琐务缠身，使其无法潜心修为，几致笔墨荒疏。万历二十七年至天启二年（1622 年），董其昌历任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等闲职，但上任无几，大部分时间隐居乡里，二十三年闲雅优游的隐逸生活是其艺术创作与艺文思考的黄金时光。观其一生，董其昌三次应召入朝，三次致仕，生活状态的交替转换，使他对艺术与人生、世俗与雅道有了更多的理解。基于自我对心灵自由与雅逸生活方式的渴盼，在他看来，世事荣华终究都不如与清流高士之友朋相聚来得快乐惬意。当有朝一日致仕归隐，董其昌竟是如此彻底通透：其昌还山以来，与辇下诸君子声迹都绝，所不能忘见之梦想者，惟雅道拔俗之交如翁丈耳。[29]（图15）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与时俱进，随世俯仰本是人生要义，似亦无可厚非，人生总是在取舍之间抉择。然而，董其昌却坚定地选择践行属于自己的“清雅世界”，他对倪瓒笔墨的大量临仿与揣摩，正是其激浊扬清的一种特有方式，历经长年累月的苦诣经营，他期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倪瓒那样于简淡之中得风致。

 

三、真赝乎：倩人代笔以酬应，心知其伪而不辨字画作伪古已有之。随着晚明商业经济繁荣，苏、松地区书画购藏蔚然成风，传统书画除却艺术观赏价值之外，已然成为重要的商品。在利益驱使下，书画作伪愈演愈烈，手段高超而无所不用其极，作伪代笔职业化悄然兴起。“吴中自陆叔平后，画道衰落，亦为好事家多收赝本，谬种流传，妄为自开堂户，不知赵文敏所云‘时流易趋，古意难复，速朽之技，何足盘旋’”。[30] 有需求就有生产，名家字画市场空间大，利润高，自然成为重要的作伪对象；另外，享誉时名的书画家往往穷于人情世务之应酬，声名显赫者尤为不堪重负，无奈乃请人代笔以应请索。董其昌生前声名隆誉，为世人所追捧，“摇笔染翰，散华落藻，如龙之一麟，如凤之片羽，海内争相藏弆，唯恐不克”。[31]“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32] 可以想象其书其艺洛阳纸贵之情状。为声名所累，董氏忙于酬应而苦不堪言，其在《书李司勳告身册》跋后这样描述：“予在史馆时，承乏掌词头，先后五载，每为人所强，书一副本，刻本传之家庙。既还山中，继请者不绝，遂有黎丘之混，几焚砚矣。”[33]为应付各种请索，董其昌只得专门刻帖以对：

儿子刻余真行各种书稍称合作者，为宝鼎斋帖，有征余书者，以此塞请，足以简应酬之烦，壹似永师作铁门限也。[34]

即便如此，王公贵族、亲朋故旧、商贾好事者以各种方式向董其昌索书索画依然络绎不绝，何况，刻帖与真迹不可同日而语，请索者自更期待获得董氏亲笔真迹。无奈，董其昌只得求助于代笔者，“朱彝尊在《论画绝句》自注云：‘董文敏疲于应酬，每倩赵文度及僧珂雪代笔，亲为书款。’又云：‘先母唐孺人，文敏甥也。文敏见先人画，谓人曰：不出十年，可以乱吾真矣。’世藏董画者不可不知”。[35]“公倦于酬应，则请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满其志于上。楚侯之寓，堆积绫素，更多于宗伯架上焉。……惟知交之笃及鉴赏家，公乃自为染翰耳”。[36]“董思白门客吴楚侯，名翘，改名易，以能书荐授中书。思白官京师，率令楚侯代笔”。[37] 起初，董其昌代笔者多为董氏自己指定的相对固定的几个善书者，颇为小心谨慎行事，渐渐地，董氏发觉偷梁换柱、瞒天过海之术并不易为世人所察，面对越来越多的请索订单，董其昌似乎很习惯这种应对方式，甚至变本加厉不计后果，与董氏约略同时的钱谦益（1582-1664）详细记载董氏请人代笔的诸种情状：

玄宰天姿高秀，书画妙天下，……最矜慎其画，贵人巨公，郑重请乞者，多倩他人应之；或点染已就，僮奴以赝笔相易，亦欣然为题署，都不计也。家多姬侍，各具绢素索画，稍有倦色，则谣啄继之。购其真迹者，得之闺房者为多。[38]

除了专门的代笔者之外，童仆、姬侍亦纷纷上阵，或赝笔相易或挥毫染素，董氏竟欣然题署而不计。董氏代笔之多之滥，其游戏笔墨、忽悠世俗之心态，由此足见一斑。董其昌的亲密挚友陈继儒感叹之余，即如此明白直接地写道：

挥毫拂素，笔大如椽。晔晔夏电，簇簇春蚕。四方借赝笔以衣食，养妻子，鬻金钱。传播于外夷绝域，流通于广厦细旃。而藩主中贵，曾不得其数行之墨与半幅之笺。兄之名光矣，大矣。[39]

书画出公手无十一，而借名衣食者，其赝笔往往博传于辇毂，流通于外夷，残楳短楮，购募饼金，当吾世而目见其声价百倍者，惟公一人而已，则甚奇。[40]（图16）

陈继儒与董其昌两人年龄相仿，享年前后，自髫年即至密无间，中晚年尤为形影相随，所述当可采信。从其所述可知，董氏赝笔流传之广，上至朝廷，下至坊间，直至外夷，无所不在，无处不有，足见斯时作伪董笔悄然已成为时人鬻金牟利、衣食养家的职业和渠道，甚而有成产业之势。

赝笔流行之多，或许是董其昌本人始料未及的，当友人将所收冠以自家姓名的赝笔出示时，起初，董氏还是有真赝之辨，期予甄别的，“士抑兄每望余不为作画，所得余幅，辄膺者。余以行役，久废此道，捡笥中旧时点染三尺山，自武夷寄之”。[41]“伯滔世丈数收余行楷，有以赝本贻者，为所辩正，更搜出此本，足称照魔镜矣”。[42] 从友朋的角度考虑，董其昌并不希望赝笔落入好友之手，特赠与或示以自家手笔以为区隔参照，但随着声名日隆及大量赝笔的出现，面对赝笔，董其昌的认知态度发生明显的变化：

余书画浪得时名，润故人枯肠者不少。又吴子赝笔，借余名姓行于四方，余所至，士大夫辄以所收视余，余心知其伪而不辨，此以待后世子云。[43]

“余心知其伪而不辨”，装聋作哑不置可否，甚至当有人直接质问如何辨别真赝时，董其昌竟然如此作答：

有客谓余曰：“公赝书满海内，世无照魔镜，谁为公辨黎丘？”余曰：宋时李营丘画，绝少真迹，人欲作无李论。米元章见伪者三百本，真者二本，安见三百本能掩二本哉？余每书，辄令族子镐摹之，岁久积成六卷，命之曰“书种堂帖”，因为题此。[44]

或许是出于对自己作品真迹的自信，在他看来，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再多的赝笔也掩盖不了真笔的存在。他甚而认为，好的赝笔临仿也有可供欣赏之处，不妨泰然处之，何况世人亦不乏具眼者，自有评判，无需自己多费口舌。董氏特别以自己的仿作为例：“余所画扇头小景，无虑百数，皆一时酬应之笔。赵子辈亦有仿为之者，往往乱真。清臣此册，结集多种，皆出余手。且或有善者，足供吟赏。人人如此具眼，余可不辨矣。”[45] 很显然，董氏对于赝笔的态度是较为宽容与平和的，直至晚年，当友人长公子以自己早前书作请索题跋以别里人所作赝笔时，他甚至认为赝笔之作有很多胜过自己漫笔之作，并深感自惭，愧不如赝。[46]如果说，董其昌赝笔风行是因其声名所致，那么，董氏的真赝不辨，无疑助长了这种风气的蔓延，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应该说，董其昌对待自家赝笔的态度与真赝辨别的观念与立场，有一个悄然变化的过程。从最初无奈的应酬代笔，到以童仆姬侍玩弄世俗的笔墨游戏；从示以友人照魔之镜，再到知伪不辨、真赝不分的“糊涂”；从不惧赝笔遮掩真笔的高自标许，到对赝笔佳品的肯定和自我省思。伴随情境与心态的不断变迁，董其昌的真赝观亦在世俗的俯仰中清浊交错，此消彼长。

 

综上所述，董其昌关于“雅俗”的区隔评判观念鲜明，符合传统士大夫的审美理想与艺术品位，从其文其艺来看亦较为和谐一致。他在艺术探索中践行自己所确立的艺术理念与审美追求，“博古重道、去俗入雅”贯穿于他一生的书画修为，成就了他艺坛一代宗师的不朽声名。但在世俗面前，他对待赝笔伪作的态度与立场，却又让我们感到迷惑，“玄宰裁鑑通明，展轴未半，便能批驳好丑真伪”。[47] 他识见如此高明，为何要真赝不分，听任鱼龙混杂？是为牟利，或为愚弄世人？史载：“董思白居乡豪横，为乡人火其居。……思白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尝篡夺诸生陆绍芳佃户女绿英为妾。诸子皆横，次子祖权尤肆，宾主夺女色。……思白书画，可称双绝，而作恶如此，岂特有玷风雅，视张二水媚珰同一无行止。至今尤贵其书画，殆未详其为人。……予谓若赵、若董、若王觉斯、若张得天、若刘石庵，书法非不工，特有姿无骨，皆人品限之。……”[48] 光鲜高洁、清雅出尘的董其昌竟有如此不堪的一面，他的雅俗观、真赝观，他的诸多言行，他的艺术，如此多面复杂，我们又当如何去评判？如何去理解他的世界？董其昌一生至密挚友陈继儒在《妮古录》引述的一句话颇为耐人寻味：“陆以宁谓玄宰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49] 这也许是董其昌的复杂与高明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