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情境下的海派文化、生活及设计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即便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回望历史以及展望未来，上海都是一个鲜明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过去，也必将影响中国的未来，而中国之变也必然会引发世界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在20 世纪末21 世纪初，海内外曾经一度掀起“上海学”的浪潮。在当下学界，关于“海派”也是常有热议，众说纷纭。所谓“海派”，是以上海这座城市为载体，或者源于上海的流派或者风格。本文用情境观点（contextual perspective）的方法，以上海都市发展为情境，探究海派的文化特色、生活风尚、设计特点。因为篇幅有限，本文仅能提取相关主题的要点而类似总论，权当抛砖引玉。

 

自19 世纪40 年代以后，奇特的历史机遇、特殊的地理位置、商业功能和社会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四方移民和频繁的中外交流，使得上海由一个江边海隅的小城镇，迅速发展成为繁荣开放的大都市。

1. 城市发展及在中国的地位

虽然早在6000 多年前就已经有先民生活，但是上海城市历史却相对短很多。它在宋代成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在1840 年为江苏省松江府下属的上海县，而且地位不显。[1]

鸦片战争之后的1843 年11 月17 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宣布上海开埠。英国、美国和法国相继在上海设立租界。自此，上海在西方文明的撞击和交融中，跳脱了中国传统的时间递进式演化轨迹，形成了具有中西交汇的兼具空间传动特点的独特发展进程。到19 世纪后期，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贸易、金融、工商业、交通和文化中心城市，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而1935 年的《All about Shanghaiand Environs（上海指南）》中则这样写到：“上海，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东方的巴黎；上海，西方的纽约。”[2]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 年间，上海由远东国际性大都市变成了国内大都市，由全国性文化中心变成区域性文化中心。尽管经历了“文革”，上海在曲折中发展并取得巨大的成就，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财政支柱，也是中国除了北京之外，最为重要的商业、文化中心和科技重镇。在20 世纪80 年代，上海仍然保持中国工商业的中心地位，作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主要充当全国改革开放的后卫，城市面貌已经有一定的改变。进入90 年代之后，上海成为改革的先锋，城市发展走上了快车道，逐步与国际接轨。[3]

2. 不同时期上海社会结构的特性

在晚清上海，移民城市的特性决定了上海比中国其他地区较少受到皇权政治和封建礼教的束缚，而更多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社会的结构也与传统有很大区别。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居住，在华人中商人群体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妓女伶人也因为“笑贫不笑娼”而招摇过市，并引领生活风尚。在民国上海，逐渐成型的中产阶级是上海生活的主力军。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职业青年群体是推动上海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太太们决定了上海生活的繁荣和走向。[4]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 年间，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人民成为上海社会的中坚。在改革开放的30 多年间，由部分企业主、商人、外企白领等人员组成的中产阶层逐渐成为城市的主体。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虚拟社区和社会群体的现象也很突出。

 

“海派”的出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其经历有讽刺、默认和张扬三个阶段。本文仅对海派文化的流变和内涵、海派文化的特性以及上海人的文化心态加以阐述。

1. 海派文化的源流与内涵

“海派”一词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海派，主要指绘画、京剧、文学等具体艺术门类中的上海流派；广义的海派，将内涵进一步扩大到文化类型和文化风格，包括审美情趣、生活方式，所涉及的人和事也不仅仅局限于上海。本文所论海派文化，更多属于后者。

所谓“海派”，开始时是一些缙绅阶层、旧贵族对上海那种雅俗嬗变的文化趋势的一种贬称。[5] 后来它趋于中性，成为上海人聊以自慰的一种表述，且词义趋广。20 世纪30 年代初期，当时由北京挑起的与上海的文风争议激发了“海派”与“京派”之争。鲁迅作为局外人曾有过_以下被社会广为认可的对于京派和海派的著名见解，认为京派近官，是官的帮闲；海派近商，是商的帮忙。但是在民国时期，海派之名并未被上海文化人所普遍认可，海派最多也就是一个被上海人默认的概念。到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上海文化界有人提出“重振海派雄风”，海派之说开始由上海人自己张扬开来。[6]

回望历史，海派的上海文化直接来自于江南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融。而江南文化又是由吴越文化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某些成分而成。因此，上海文化是中国南北文化的结晶与西方文明的化合物。江南文化中重视商业、追求物质享受、公开谈利言色、敢于打破传统等于中原文化异趣的特点，因为与西方文明多有相通之处而成为中西文明交融的催化剂，并在其后的上海文化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7]

在海派文化的内涵中，崇洋是一个非常显性的部分。近代上海是中国西风东渐的前沿，1845 年至1943 年的租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中国，上海的租界面积相当于其他租界面积总和的1.5 倍以上，殖民地色彩最为强烈。租界既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又是中国的领土，因此成为各种反对派、亚文化群体等可以利用的空间，具有缝隙效应。比如清代男子剪辫易服在华界是违反服装制度，在租界者则可以安然无恙。

上海的租界又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的示范区，就是一本无言的教科书，让国人了解西方、比较中西、引发思考，并由此在不知不觉中吸纳了西方文明。（图1）另外，在中国近代不断内乱外患的背景下，租界是一个安定的所在，吸引了众多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也吸纳了巨量的社会财富，为海派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近商是海派文化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在上海这个商业社会既有精英文化，又有大众通俗文化，还逐渐体现出带有明显西化特色的商业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强大活力。而包容开放、创新发展、灵活多样等也是海派文化的内涵组成。[8]

2. 海派文化的特性描述

海派文化既然有其先进的一面，也必然有残渣沉淀。就像近代上海的城市形象一样，既有“ 东方巴黎”的美誉，也有“黑色大染缸”的形容。海派文化，也可以用诸多矛盾的对立统一来加以特性描述。在不同的人眼里，不同矛盾与不同转换的交织，构建了海派文化的千姿百态。

作为一个四方移民、华洋杂居的城市，面对中外各种文化形态，海派体现出包容和坚守的两面性。在融贯中西、兼容并蓄的同时，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内核，传承江南文化的开放、灵活、文雅、精致等特性，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吐故纳新。面对西方文明，海派体现出崇洋与批判并存，在崇拜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一直有批判性的态度，形成所谓拿来主义逻辑。比如在民国时期，大到资本主义、西风西俗，小到西装、西物，批判讽刺之声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面对商业社会，海派鼓动竞争乃至冒险，但是也宣扬契约精神，体现出务实的态度。在人生观念中，创新是海派的内生核心，但是海派有时又显得十分保守，会坚守某些特色化的文化符号和生活方式，比如上海的一些小资家庭，早餐一直坚持牛奶面包，即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也尽量寻找替代品而不放弃这样的形式。在生活中，海派既追求光鲜，又强调节俭。比如上海人都会有至少一套精心配置、悉心打理的衣装，用作出门会客的行头，因为商业社会中，有“只重衣裳不认人”的习俗。他们为求体面或者炫耀甚至可以一掷千金，但是在平日里多会货比三家，力求实惠。在晚清上海的中产阶层中曾经出现了一群在生活中集表面浮华奢侈与实际吝啬实惠为一体的“两面人”，并感染了部分下层市民。如此等等矛盾交错其中，构成了海派文化的多变形态，并时刻折射到海派生活之中。比如西装在晚清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接纳，有些人可能是追求改良维新的西化含义，但是不少人穿用它更多是因为经济成本更低，一套西装可以一年四季各种场合使用，远比烦琐的中式服装礼仪制度下购置中式服装来得便宜。

3. 上海人的文化心态

海派文化塑造了上海人独到的心态，使得“上海人”成为一个针对特定社群的特殊词汇。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而这些和中国其他城市和地方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也未必为外国人所理解。[9] 只要生活在上海，认同这些理念和范式，就是上海人。上海人的社群性文化，不仅是对于契约精神和纳税人制度这一社会模式的内心认同，同时体现为文化特别和文化优越。而且，它具有同化和异化有别于中国文化的异质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的特质和功能。这种社群文化凝聚出上海人的诸多特质：在语言使用上，上海话的规范化和使用是上海人自我认同和区别外地人的重要依据，当然，再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更会迅速得到上海人的认同乃至羡慕。在行为方式上，上海人通常处世精明、讲究实惠、注重规范、崇洋而不媚外、行动敏捷。当然，上海人的这些行为方式也未必全是优点，20 世纪80年代广为流传的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就是证明。在审美情趣上，上海人的突出表现是注重衣饰装扮、讲究居室布置，并追求精致的格调。[10]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海人的社会心态会有所不同，各种特质的显现也各有消长。在20 世纪90 年代的上海，面对越来越多的来自外埠的新移民和涉洋而来的外国人，老上海人传统的优越心态有所失落，在带动“新市民”方面颇为不力，甚至还有被“新市民”异化的现象。[11] 导致上海城市文化与生活形态在某些方面反而倒退。而90 年代后期出生的很多上海人，上海话已经说不利落了。

 

海派文化在上海人生活中的突出表现就是生活风尚。上海人的生活风尚曾经在近现代中国独领风骚，且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特色，尤其是服饰时尚。

1. 晚晴的时髦

晚清上海人重商逐利的社会心态、商业化的行为模式以及炫耀式的消费革命，颠覆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消费方式，更多渗透了功利第一、体面第一和享乐第一的精神，其生活风尚集中体现为对于“时髦”的追逐，并成为上海城市特性的重要表征。时尚领袖不再仅仅只是绅宦名门、商人、买办、学生、妓女等人物，他们更多地充当起时新先锋，青楼女子的服饰甚至成了良家妇女模仿的对象。在他们的带动下，“沪上习俗之标新领异，更变无常。有客籍之人旅游过此者，谓较之两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车马有不同焉，衣服有不同焉，一起器玩饮馔以及寻常日用酬酢往来之事各有不同焉，以为沪上求时新其风气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观之，则凡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已变者焉，有数月而即变者焉”。[12] 在晚清上海，生活完全西化的毕竟是少数，但是西式文明的渗透逐渐加强。女子穿西式服装的更多只是在照相馆中扮“番妹”留影，穿西装的男子越来越多，甚至连车夫也会去旧衣店淘一套西装。吃西餐大菜、乘西式马车（时称“亨司美”马车）、自包人力车（时称“东洋车”）在当时的静安寺路等闹市区兜风或到张园等热闹处游玩越来越常见。

2. 民国的摩登

在民国上海，民众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快速更新和都市化倾向明显的特征，主要体现为对于欧美商业消费引进的多元化和常态化，并形成紧随欧美时尚的消费景观、主要日常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商业化进程加快、商业服务的大众化和多样化，以及生活娱乐的社区差异。所谓的“上海生活”，作为以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为基调的上海都市生活方式，是民国上海人生活方式的典范。[13] 其生活风尚突出表现在对于“摩登”的追求，而这一词汇是从英文单词“modern”及法文“moderne”音译而成，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化是“上海生活”的重要标志。摩登之风深入上海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娱乐等各个方面，上海人的生活审美和人体审美观逐步西化。当然，上海摩登，尽管有些东方式的殖民意味，但是不等同于完全西式，而是包含有上海人的生活创造。1934 年就有报道称：“上海的血脉和全世界的名城相流通，巴黎的时装，一个月后，就流行在上海的交际场中。”[14] 但是上海人不仅使用巴黎的式样，还将流行风格引用到以中国传统式样为基础的服饰中而再造出诸如旗袍等东西合璧的上海特色。摩登生活不仅是年轻人的专长，而是席卷社会的风气。1933年的《玲珑》就曾经勾画出当时覆盖不同年龄段的“摩登妇女”形象：“凡青年或中年，甚至老年的妇女，只要是烫发，粉脸，涂唇，细眉，长衣短袖，短裤长袜，擦指甲，高跟鞋的，都称之为摩登妇女。”[15] 上海的通俗文化成为海派摩登传播的有效载体，电影明星成为时尚的榜样。（图2）尽管在当时的上海有一大批人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是摩登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中很多人的向往，并成为奋斗的动力，一旦有机会，就会摩登一回，仿佛成为阔人阶层。

3. 新中国成立初期30 年的劳动人民化

1949-1978 年间，当时的政治运动和上海的经济状况对生活风尚有很大影响。在“大众化生活背景下”，海派生活风尚可以描述成城市的、实惠的，是劳动人民化的，在着装上和生活中则表现为追求经济实用、美观大方，并且具有明显的时代和社会的符号化特征。追求精致的海派都市传统依然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得到延续，并融入了精打细算的所谓“实惠、精明”的新特色。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等劳动人民式的生活方式受到提倡，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明显的同一化现象。在不同的阶段有与社会背景相对应的生活风尚，流行变化缓慢。先有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旧并存到平民化，到以整洁大方为特色的俭朴化，再有“文革”期间的革命化。其间也有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短暂的“人人都穿花衣裳”（图3）和1977、1978 年的时尚觉醒。

4. 改革开放后的与国际接轨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间，上海人随着思想禁锢的解除，表现出对于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精神思想的转变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逐渐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并由此引发了生活观念的变化、消费的提高以及审美观的转化，西方式和现代化因素在上海人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生活风尚突出体现为对于国外流行的追逐。上海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极大改变了被视为“老大难”的住房和环境问题，并形成了新的居住形式，室内装潢和家居用品等快速西化。运动变成上海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娱乐活动日趋丰富，蹦迪、泡吧成为很多人夜生活的时尚。随着闲暇时间增多，市内逛街和外出旅游成了上海人新的休息方式。社会环境的宽松还使得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趋向多样化。在20 世纪80 年代上海的服饰等生活时尚中，港台以及西方流行的影子逐渐加强，到90 年代，随着国外和港台品牌的进入和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上海人的生活形态和服饰逐渐与国际接轨。而在此过程中，上海人把优良的海派都市生活传统与国际化进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逐步形成了新海派生活。

 

海派设计构建了海派文化与上海制造之间的桥梁，其物化产品及相关工商产业，激发了海派生活的消费欲望，促进了海派生活的风尚变化，满足了海派生活的时尚需求，具有鲜明的特性。

1. 产品与设计师

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的设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中国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设计是上海制造和上海生活站立到中国之巅的保证。一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上海的服装服饰、轻工类生活用品、包装海报、书刊画报、广告及影视、室内装潢乃至建筑和景观，均以设计精美、制作精良、品位精致著称。在产品设计风格上，近代主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并形成海派风格；20 世纪50 年代又有苏联和东欧的影响；80 年代之后，再次走向国际化。

上海一直到90 年代才有设计师这样的行业称谓，但是设计行为一直存在。上海从事设计行业的人员，在晚清民国主要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两大类。如近代上海的诸多著名建筑和外白渡桥的设计，都是出于外国设计师之手，上海著名的朋街时装店则是犹太人开设的。当然很多时候，中外同行会携手进行设计工作，鸿翔时装公司就曾经聘请了两位犹太设计师分别与中国人员一起进行服装和橱窗的设计和制作。1928 年静安寺路美丽理发厅的外侨不仅有亚历山大和奥特雷两位烫发名手，还有名叫开拉的修指专家。[16] 在从事设计工作的中国人中，有些是工厂作坊出生的擅长设计的工程师和工人，当时上海的纺织行业就存在一批这样的人，创造出大量的中西融合、新颖美观的纺织品和纹样。还有一部分是美术工作者，他们的加入使得上海的设计水平有很大提升并出现了更多的创新，例如民国报刊、海报上的美术字，现在看来依然非常优美独特。叶浅予、方雪鹄、张碧梧、胡亚光、万籁鸣、梁白波等均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过时装插图，有些还配有设计说明。（图4）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主要是自主设计。一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设计专业在高等院校的设置，设计师的职业才逐渐兴旺起来，行业细分也越来越成熟，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外设计师开始涉足和介入上海设计行业。

2. 作为设计依托的工商业

海派设计从产品的制作和流行角度而言，是依附于上海的工商业而存在的。近代上海商业，经历了开埠初期的快速发展，主要商业区逐渐成型，到19 世纪末已经独步中国，工业化生产也逐渐起步。在民国时期，上海已拥有了南京路、静安寺路、霞飞路和四川路等4 条著名的商业街，并形成了以街聚市的特点。那里聚集了上海最为著名和最具特色的各类商店、电影院以及百货公司，云集有远东最为时髦的生活类商品，汇聚有上海最为摩登的男女人群，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及远东的生活时尚源头。那里的商店既有华资，也有外资开设，凝聚了最具才华和能力的专业人员，充分体现出上海国际大都市时尚产业的国际化和专业化。环球百货对于上海的时尚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南京路上，除洋商的惠罗公司外，华商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图5）等四大公司和惠罗、丽华、国货、福利等四小公司等相继开业，集聚了男女装扮需用的各种中外商品，既方便消费者一次性考察和购买，也有利于各类厂商利用时尚的关联消费效应增加销售，而且因为场地很大，可以一次性容纳数量巨大的消费者；同时还是西方时尚通过进口商品传递到上海的重要渠道，意味着中国的百货业已经初步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很多的特色化服装店、皮鞋店、食品店等均采用前店后场的格局。工商各司其职又不时联手，创造了显著的名店、名厂、名牌效应。来自欧美的诸多高档日用品，诸如派克金笔、欧米茄手表等逐渐为上海人所熟知。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轻纺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 年间，从公私合营到工商业分离，上海的工商业纳入严格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中。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上海的轻纺工业不仅满足了上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也为全国人民提供了众多款式新颖、质量上乘的生活用品。上海的商业以货品和服务成为全国的榜样。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工商业经历了经济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轻纺工业的生产逐渐外移，商业企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并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中外品牌和企业交相辉映的新格局，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

正是上海商业社会的环境所致，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适销对路，注重美观大方、精致适用，一直是海派设计的基本思路。

在海派工商业和海派设计中，有如下四点格外值得关注：第一，海派工商业是善于制造商业机会和话题的行业。正是在其推动之下，上海的生活时尚才会有如此迅速而多彩的变化，上海的设计才会如此精彩。第二，上海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城市综合实力为上海的商业及上海设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底蕴。第三，站在西化前沿、见多识广、具有优秀都市生活传统的上海人一直对上海的工商业及设计具有倒逼能力，这在民国及其后的时期显现得尤为明显。第四，上海的文化艺术界对于上海工商业及设计持有非常积极的参与态度。1927 年8 月12 日（农历七月初十）开业的名叫“云裳”的“高级女服肆”就是沪上著名文人、社交名流、电影明星、美术家们相互合作而进行时装产业实践的典型案例。该公司由唐瑛、陆小曼、徐志摩、宋春舫、江小鹣、张宇九等人创办，有美术服务公司之说。[17] 该店的中文招牌“云裳”二字为画家吴湖帆用篆体字题写；其外文店名叫作“阿透利挨杨贵妃（Atelier Yangkweifei）”，据说是因为很多西方人知道杨贵妃，而李白的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与杨贵妃颇有关系，又因为“杨贵妃是古代著名最美的美人，云裳公司是上海最美的制衣公司”，因此就用了杨贵妃的英文名；Atelier 本意指美术家的工作室，而云裳公司“有一位从法国和日本专学美术回来的江小鹣先生，心裁独出、花样新翻”，倒也很贴切。[18] 在开业三天之后的推选董事的股东会上，名媛兼影星唐瑛不仅担任董事，还和徐志摩一起担任特别顾问，宋春舫担任董事长，谭雅声夫人为董事兼艺术顾问，周瘦鹃、陈小蝶也被推为董事，艺术顾问有十几位，包括胡适、郑毓敏等社会名流。[19] 云裳公司还在当时的主流报刊上投放广告，并打出“要穿上海最漂亮的衣服到云裳去”的广告词。（图6）在20 世纪90 年代的上海，著名画家陈逸飞不仅进行油画创作，还提倡大视觉艺术，创办逸飞服饰和模特经纪公司，从事电影导演和制作，其服装品牌受到诸多时尚与艺术、传媒界人士的欢迎，其策划的《青年视觉》杂志（图7）也曾经红极一时。

 

文化的本质在于某些历史上的记忆，也即有意义的历史，以及与社会民众对于这些记忆的反馈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我们无需讳言，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城市近年来的超高速发展，海派文化的历史记忆正在走向缺失和碎片化，甚至因为当代影视文艺作品的虚构而形成记忆错识。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上海在全国的影响力有下降的趋势。我们不时回望海派，就是为完善和丰富海派文化记忆，探究海派文化的魅力，感受海派生活风尚的绚丽，体会海派设计的精妙。在此基础上，发扬海派兼收并蓄、灵活创新的传统，将时代要求与文化记忆有机结合，寻求适当的设计创意形式，用清晰可见的文化表现，表达海派文化中至关重要的抽象概念。让海派文化的传承和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设计之都建设之路走得更加顺畅，让上海成为国际时尚之都的一步之遥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