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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因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 Update:2016-07-01
  • 阚 雷
  • 来源: 2016年第5期
内容摘要
文章通过对中国面临的独特现实状况的分析,指出精益求精跟价格和利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由竞争的标准决定的。真正能够掌握价值链主导权的,一定是最终能为整个价值链创造增值的环节。“工匠精神”之所以不好实现,因为它是“德”,而不是“才”。今天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工匠制度,应该用制度养成制造业的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这个词,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具体点来说,就是工匠们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要求,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求,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不像工业4.0 那么复杂,也不像大数据那么云里雾里,这么简单的概念之所以在中国会如此火爆,原因更简单——连总理都不得不承认,咱们缺少这个东西。那谁有这个精神呢?很明显,是日本人、德国人。关于为什么德国人、日本人有工匠精神,而我们中国人没有,国内各路学者众说纷纭,我也看到了很多分析。但最后其实大家就一个结论:人家日耳曼人就是牛,民族性就是严谨,人家精神境界就是高。
这看起来好像说得通,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历史,发现有点问题,民主德国也是日耳曼人啊!当年民主德国经济崩溃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产品质量差,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市场的支持后,经受不住西方的竞争。日耳曼人的工匠精神难道还是按地理位置和风水分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逻辑上不通,如果是什么神奇的高新技术,咱们科技落后,研发不出来也就罢了。可是工匠精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咱们怎么就能做不到呢?其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能这么做。
因为我们面临着三个非常独特的现实状况:
 
第一,中国跑得实在太快。
我的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一个同学家里因为是干部,从德国弄到了一台冰箱。他去做客,对着那个冰箱愣了半个小时,心想这辈子要是能有一台冰箱,此生无憾了。而今天,如果你再因为自己家里有台冰箱就去炫耀,恐怕我们都要质疑你的精神状态了。这是过去的这三十多年来,中国急速奔跑的一个缩影。短短三十年中,我们有106 家企业从零开始,挤进了世界500 强,我们从供应短缺到产能过剩,我们眼看着自己从吃糠咽菜到健身减肥,这个速度和规模,难以想象。以至于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曾经讲到:如果谁能够解开中国经济奇迹之谜,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于这样一个极速狂奔的巨人,他怎么可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呢?就像博尔特跑出9 58 世界纪录的同时,你还想让他保持姿势的优雅,再认真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形成工匠精神,但是我们的中国制造思维里,却把另一样东西做到了极致,那就是速度为王
2010 年时,我曾经参观了北京的一家机械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跟我说,他们原本是给意大利品牌代工的,2008 年金融危机,客户资金紧张,于是他们顺势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品质略低,但是价格只有意大利公司的三分之一。短短一年时间,他们就把这家意大利公司在中国市场全线冲垮。而到了2009 年,这家意大利公司撤销了在中国的办事处,而他们正在继续去海外攻城略地,把这家意大利公司从印度市场驱逐出去。
一个领跑者,精耕细作是维持优势的必需,但是作为一个追赶者,你必须要忽略其他细节因素,先通过急速扩张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在你前面的领跑者,因为组织规模过大,而市场份额急速缩小,头重脚轻,就很可能被你淘汰掉。我曾经在一家韩资企业任职,当年三一重工就是用这种速度为王的中国制造思维,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把这家韩资企业的营销体系权限冲垮。类似这种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层出不穷。速度为王,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实践,这也是中国制造思维中的精华。
 
第二,中国的机会太多。
因为这三十多年的急速奔跑,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新旧两个时代的并存。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处在新旧时代交换的地平线上,既能看到新时代的朝阳,也能感受旧时代的黄昏。就如同辛亥革命后,这个社会既有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老古板,也有西装革履梳着分头的新青年。这两种人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享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
80 年代你刚卖两天小商品发了财,90 年代股票就起来了;你刚玩上股票,2000 年房地产又暴涨了;你房子还没捂热乎,2010 年互联网又来了;电器、钢铁、汽车、飞机、电脑、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人工智能……在这样一个三十年间就从工业1.0 飞奔入工业4.0的大时代里,永远有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分工不断出现,而人的协作却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制度漏洞太多,套利机会也太多。所以过去的中国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而不是一个工匠的家园。
当社会的财富和新机会很多的时候,大家自然是追逐新机会,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一件产出低又可能随时被替代的事情上。如果你是移动公司的短信运营,你心怀工匠精神,十年磨一剑,把短信技术研究到了极致,成了一名短信顶级专家。结果一出山,发现大家早就用微信了,短信已经快被淘汰了,你的工匠精神根本就没有用。
这就是过去的中国,当更好的新机会不断出现的时候,你固执地守在自己那个世界里精益求精,这不是精神,这是愚蠢。
 
第三,中国的企业家普遍没有安全感。
中国的市场从封闭到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一部分市场和价格充分竞争,另一部分市场和价格还处于垄断,这个巨大的断层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套利机会。而中国的老一代企业家的崛起,普遍依赖于这种制度套利。想套利,就需要关系,有了关系,就需要打点关系。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原罪的,说不定哪天因为什么事情东窗事发,就被清算了。如果你一只脚在监狱里,一只脚在国外,那你自然是想捞一把就走。工匠精神,严谨”“坚持”“耐心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一个长期确定性的未来,如果你连自己的明天在哪儿都不知道,哪有心思研究这些东西!
另外,即便不被清算,关系也是有时效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过往的制造业里,普遍是关系时效导向,你跟一个设备部长关系好,可是这个部长可能只干三年,所以你三年内必须赶紧赚钱,过期作废。这样谁还有心思去精益求精呢?等你三年后求精结束,部长换了,他只用他关系好的供应商,你再精,连供应商清单都进不去,有什么用呢?因为这三个原因的叠加,工匠精神是不适用于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的。至于很多人说的,因为我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利润低,所以不能把质量做好,我完全不能苟同。价格绝不是理由。
中国制造业里没有的工匠精神,在互联网行业中却非常普遍。中国的互联网产品经理对于产品的极致追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一个键、每一个位置都要经过十几版甚至几十版的迭代,甚至连美国互联网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互联网产品的用户体验,并不逊于他们。但是这些互联网产品可都是免费的!所以精益求精这件事本身,跟价格和利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由竞争的标准决定的。开放的互联网行业里,用户用脚投票,你体验不好就没人用。而封闭的传统制造业里,许多评标专家们靠关系投票,你体验好不好根本不重要。
产业链的位置更不是理由。我曾经看到一份报道,采访一个给人代工生产童车的老板。记者问:为什么你贴别人的牌子,价格又不便宜,你还能有这么大的销量?老板说:他们要的东西,只有我有啊。记者问:为什么牛哄哄的沃尔玛也让你说了算?一块蛋糕,由你主刀来切?老板说:他们的问题,只有我有能力解决啊。记者问:为什么只有你有,只有你能解决?老板说:因为我关注消费者需求啊,因为我努力理解消费者啊。比如那张床,我知道消费者舍不得扔掉孩子才睡了一年的婴儿床,希望能用得更久;比如那个摇马,我知道消费者不愿意婴儿车推出去是个物件,搁家里是个累赘;比如那个变形金刚般的童车,我知道消费者有时候怀里抱着宝宝,只腾得出一只手
微笑曲线从来都是个伪命题,代工贴牌并不是天然就比品牌科技低级,真正低级的是你因为自己是代工,就从来不动脑子,不去思考客户的需求。在整个制造业的价值链条上,设计”“品牌科技可以称王,制造”“集成甚至物流未必就不能称霸。真正能够占据价值链主导权的,一定是那个最终能为整个价值链创造增值的环节,和你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从来就没有关系。
所以工匠精神是有背景的,在不同的时期你的需要也不同。比如在企业早期的时候,你要快速地去了解用户、了解市场,这时候你如果不了解你的方向,拼命地去弄工匠精神,可能铁杵磨成针,然后发现这个针根本没人用。而当企业大到一定的时候,如果你继续疯狂地生长,缺乏工匠精神,可能最后变成了快就是慢、慢就是快了。
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足够大了,发展速度也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是该开始追求工匠精神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挺难的,因为我们的制造业始终是一个对上负责的组织结构。一个小姑娘,早上出门前可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化妆,精雕细刻,但是到了公司处理工作时却会敷衍了事。同样一个人,有时有工匠精神,有时就没有,因为脸是她自己的,而工作是老板的。
工匠精神为什么不叫工人精神?因为工匠是独立人格,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果,所以他重视细节。而工人是对领导负责,他只关心领导关心的事。而领导恰恰是最不可能关心细节的人,职位使然,管的人和事太多,他必须更关心方向。你只对领导负责,不关心实际,只揣测圣意,必然会形成浮躁、短视、投机,这是制造业的文化和制度使然,无关人品。
千年前,我们的人才选拔制度叫举孝廉,唯德是举,听起来也是不错的。可是孝廉这东西不好判断,怎样知道一个人关上门在家里是不是孝廉呢?这个根本实现不了,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谁家总是当官的,谁就孝廉,所以有那个四世三公的袁绍,这就变成了世袭制。工匠精神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之所以不好实现,因为它是,而不是只能主观理解,却不能客观判断,以为标准,而不是为标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谁跟媒体关系好,谁跟地方政府关系好,谁就有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的实现,如果仅靠道德感化和形象宣传,无异于在宇宙中心呼唤爱,形式大于实际。而德国和日本这种工匠国家,我们与其说他们有工匠精神,倒不如说是一种工匠习惯。这个习惯,是由一整套高品质、高标准的工匠制度和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仅一墙之隔,联邦德国以高品质闻名于世,而民主德国却乏善可陈,就是因为当时的民主德国人治大于法治,立法不严,选择性执法,建立不起工匠制度,就没有工匠习惯,更不可能有工匠精神。
我们今天许多媒体都在大谈特谈工匠精神,神化德国制造,可是却极少有人沉下心来,去研究德国的二元化技术工人制度、日本的精益品控制度。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些制度,就不可能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养成今天的工匠精神。
今天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工匠制度,用制度养成制造业的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制度——习惯——精神,这是塑造工匠精神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制造复兴的必经之路。这个过程,不能仅靠儒家,必须要靠法家。
别因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