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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而设计——访“十大建筑”亲历者常沙娜先生

  • Update:2009-11-27
  • 采访:肇文兵、赵华
内容摘要
编者按:1958年上半年,在国务院的部署下,首都北京开始建造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批“十大建筑”,以此作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响应国务院的号召,组织了当时全院仅有的几十名师生,在雷圭元先生的带领下,由奚小彭先生为主要设计负责人,开始了与十大建筑相关的各项设计工作。当时的常沙娜被分配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同时还在民族文化宫参与了大门的装饰设计。她也是在这个设计组干到最后完成阶段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花饰、彩画和门楣的装饰设计,以及外墙的琉璃花板和须弥座的花雕装饰工作。就此次“国家形象”专题的机会,我们再一次采访了常沙娜先生。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常沙娜先生,她在经过了近半年的化疗之后,在这个依然炎热的夏末,仍精神矍铄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以下文字整理自常沙娜先生的口述。

 

新中国建立初期,当时的几个美术院校开始进行调整,有一部分教员被从浙江美院、清华建筑学院调出来,他们到了中央美院,那时候是中央美院的实用美术系,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各方面都要搞起来,所以在1956年周总理亲自批示,建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时的工艺美术学院包含了所有的传统工艺美术,以及现代的一些专业,包括染织、室内等。1956年的时候,我们也就刚刚二三十岁,后来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正是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时期,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机。
那时候我们中央工艺美院的一批年轻人都参与到了这项工作中,还有老一辈的艺术家也参与其中。最早是庞先生,但是很不幸,他刚刚建院不久被打成了右派,也使不上劲儿了,所以,当时最主要搞专业的是雷圭元先生,由他带队,分了好几个组。当年的十大建筑是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还有北京站、农展馆、美术馆、军事博物馆、新北京饭店和民族饭店等新兴建筑。当时参与设计工作的也有其它院校的师生,比如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但主要是以中央工艺美院为主。所以我们赶上了非常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年轻,精力充沛。染织、陶瓷、室内专业都参与了进来,正好在这个时期锻炼了我们。我被安排的工作是人民大会堂和民族文化宫的装饰设计。在这些建筑之前,已经开始有一个序幕了,就是“苏联展览馆”。当时还有从浙江美院过来的奚小彭先生,他那个时候也就四十多岁,比我们大一些,精力十分充沛,还有崔毅老师和外地来的其他一些老师,开始的时候大家综合在一起工作,后来又分开工作,我是一直留到最后的设计人员。直到现在,人民大会堂要装修、要改动的时候,作为老一辈的设计者,他们还是会请我去出出主意。这个经历对我们的锻炼太大了,所以现在我们体会到,一个老师的成长,所需要的除了专业的基本功,再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是必不可少的。
那时候我们由奚小彭先生带队搞方案,没白天没黑夜的,根据需要出方案,出了若干方案,好多院校都参加了,最后都归到一个方案上来,然后就听取中央领导的意见,主要是周总理的意见。我一直认为周总理就是人民大会堂的总设计师,他的思路很明确。他提出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句话概括得很好,到现在依然是可行的。一个“今”字,一个“中”字;就是说最后要落到“现代的”、“时代的”,还要落在“传统”上。到今天,时代发展了,时代变了,但是这个原理、这个理念不变。后来我们分了好几队,有到钓鱼台的,像温练昌老师,还有崔东阳老师,他们是搞钓鱼台国宾馆的面料设计,比如沙发面料、地毯、窗帘、壁纸。那个时候的人都没有个人的私利,像什么出名啊,有多少钱啊,这些想法都没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抒发大家的感受和发挥自己的设计能量,一点一滴搞出来的。搞设计和画画不一样,一张画画完了,签个名盖个章,这张画是谁的就知道了,设计不是这样的,你一个人是完不成的,你的创意有了,还要符合各种功能的需要,还要通过各个方面的考验。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需要,所以都是集体完成的,但是会有一个创意人,总的创意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周总理。
万人大会堂当时有很多方案,我对这个印象太深了,就讲一下奚小彭老师吧,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七十二岁就走了,1995年去世的。他培养了不少人,他培养的人都是真正干实事的,为人都比较直爽,没有拐弯抹角。我当时在他的手下工作,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设计万人大会堂的时候,我们当时受到苏联的很多影响,很多方案都带有俄罗斯的古典风格印象。比如说搞个包厢啊,效果很豪华啊,这些方案周总理看了之后,就说了一句:“海阔天空,要海天一色,主席台和观众应该融为一体,不要隔开。”所以,你看现在人大会堂的主席台很宽,大会堂的造型也很宽。还有要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解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以共产党为核心,怎么来体现这些呢,当时是以五星为代表,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只有五角星装饰就很枯燥,然后又采用了向日葵,也是采用了葵花“向阳”的寓意和象征性。( 图1)
我后来的工作侧重在宴会厅。关于宴会厅,周总理说了要用传统的,要有富丽的、很漂亮的传统的色彩,不能搞成欧洲的风格。因为我当时比较熟悉敦煌的东西,所以这个工作就交给我来做。但是空间这么大,设计怎么办,其间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结构的问题、通风的问题、照明的问题等等,这些都要跟工程师配合。那个时候,我们就深深感受到,搞设计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没有灯光、通风和建筑的配合是完不成的。(图2、3)
我们是1956年建院,一年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地方,有了自己的学校,也分了系、分了专业,特别高兴。我们第一份向祖国的献礼就是十大建筑,作为一个大的献礼,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大家都投入了很多精力。当时刚刚解放,各方面都不是很发达,材料、科技都和现在没法比。但是那时候的人都干劲很足,没白天没黑夜的,全身心地投入,大家都尽心尽力的,统一步调,加班加点。再有,奚小彭老师是很严厉的,你搞了一个设计稿,领导通过了,创意也行了,具体还要画出来,画的是一比十、一比五的稿子,画完了以后还要上淡彩,上颜色的效果,要设想出来大概的效果。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之后我们还要到工厂去做一比一的图。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份献礼。
在接到任务后,我们九个月后就弄完了,是为了要在十月一号之前弄好。当时的时间要求很严格,时间不能耽误,不能谁等谁,你等我、我等你,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说好哪一天,就都要完成。所以说奚小彭老师很有见解,他在审美观以及领导的意图各方面都很熟悉。我们在这样一个组长的领导下,非常荣幸,我们当时的分工,除了宴会厅这个工作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外立面的门楣,这是同时进行的设计工作,一环扣一环。门楣是用琉璃瓦做的,一块块拼起来的。当时常用的题材就是五星、麦穗、齿轮,代表工农,还有葵花,在须弥座上用的是花岗岩浮雕,这里面还采用了敦煌的卷草纹,还有一些菊花、牡丹花,都是装饰性的花朵。柱头和柱础是崔毅老师负责设计的,这个柱头和柱础也是很讲究的,我们要有中国的特色,不能搞成希腊的柱头,所以这里用的就是“如意”的瑞头。现在看这个柱子又像希腊的又不是希腊的,还是我们自己民族的特色,这个纹样跟希腊式绝对对不上的,是我们自己的传统纹样。大的格局又好像有希腊的特征,于是我们就采用了琉璃瓦的装饰材料。


后来人民大会堂也在陆续地建造和修改中,人民大会堂的修改有一个原则,除了地方厅,比如山东厅、浙江厅等等,每个厅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可以自己去弄,但是总体的、公用的地方还是要强调保持大会堂本身的特点。建造、修改可以,但是不要整体上面目全非。现在的北大厅装饰就是去年重新做的,是我和工艺美术系的周尚仪老师一起弄的。所以我就说,这个大会堂也像我的一个“老家”一样,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老年一直在参与它的修建。
除了大会堂以外,奚小彭老师还在北京搞了苏联展览馆,(现在叫北京展览馆)他和苏联专家安德烈夫一块搞的这个工作。我最早学习建筑装饰就是在那里。之后,又是民族宫的建设,还有首都剧场的工作。现在民族宫门口的“团结、进步”这几个字还保留在那里,这上面也使用了敦煌的卷草纹作装饰。当时的材料很有限,就是铁花、玻璃、石膏花等。除此之外,奚小彭老师也做了民族宫的剧场,现在那些柱子还保留着。所以,那一代人的工作是留下了不少,那时候的环境、条件都还比较简陋,还搞出这么多的东西,同时又培养了很多人。
到了后来,“文革”的时候我们学院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有十年不招生,直到77年才开始招生。改革开放以后,就派了一批研究生出国留学。那个时期,我们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现在他们都是各地设计的中坚力量,大家都很怀念以前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人,先是雷圭元先生,他是图案的先师了,后来我们听说图案课也没有了,我们觉得没有图案的基本功是不一样的,现在虽然靠电脑可以画,但是不一样的。不管怎样,现在时代在变,手段也在变,材料也在变,科技也发达了,但是手工、基本功,还有接触环境、各种适应社会的需要都还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很怀念我们的那个年代,工艺美院建院之后,向国家献出的第一份礼物:一个是培养了一代人;一个就是十大建筑。
与国家形象有关的设计,还有香港回归的紫荆花,也是我们学院做的设计。那个时候也同样按照前辈们的经验去做的,都是亲自动手。当时是全国征稿,从中选出了几十个稿子,最后定的这个方案的创意是我出的,后来赵萌老师、李德利老师、周尚仪等人,我们一块弄出来的。那个时候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固安校区作了一比一的模型。后来国务院、中央办公厅都通过了这个造型。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的纪念吧,也算是我们中央工艺美院做出的贡献。所以学校的声誉、国家的声誉要留下来,这是很重要的,当时我们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学院,个人的事情都排在后面了。包括去年的奥运,虽然这件事已经不完全是我们学院的人参与了,但是也有很多我们的工艺美院人参与,像陈少华、韩美林等人都是工艺美院的。这也是一种荣誉,这个荣誉是归国家、归学校的,当然也有个人的一份。
说得再早一点,解放前,我从敦煌后来到了美国,从美国刚回来就赶上了解放。解放后,新中国就在故宫的午门搞了一次敦煌艺术展,那时候我父亲还在,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都亲自去了,当时他们的身体也都不好,都是老病号了,他们还爬到楼上去看了,那时候我父亲让我去陪他们,梁先生马上就和我父亲商议让我去清华建筑学院,那个时候叫营建系,让我去协助林徽因改进特种工艺景泰蓝。当时林徽因已经有很重的肺病,她躺在床上说,我们就在一边做,她说我们应该把传统的东西运用起来,把景泰蓝原来的宫廷形式弄得现代一些,所以当时设计了一个水果盘、一个灯具、烟灰盒,让我利用敦煌的图案设计。此后,召开了解放以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亚太会议,林徽因就主动向北京市提出来,要搞一些礼品,她就让我们分工,一个是搞景泰蓝的设计,还有就是头巾的设计,要用上敦煌的藻井图案,和平鸽也要用上。这些作品后来都作为礼品赠送给参加亚太会议的代表,那些代表都很惊讶。当时苏联最有名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她收到礼品说:哦,这是新中国的新礼品啊。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总是在这方面动脑筋,整天谈论的都是学术上的事情,我也从中受益不少。也是因为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我才决定了一辈子要搞工艺美术的教育事业,现在叫艺术设计。可惜他们走得太早了,梁先生的想法现在看来都很正确。他在和平解放北平的时候是立过功的呀,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去找了他,问到他“如果我们不能和平解放,非要武力解放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护哪些地方”,梁先生很受感动,从此他热爱共产党,他指出了哪些地方不能动、不能破坏。解放后,他也建议北京城不能拆,要发展必须在城墙以外。他说城墙可以利用起来做城墙公园,城墙以内都是四合院、老的建筑。但是当时的很多领导都不理解,现在看来就很后悔。最近,前门的大栅栏又恢复起来了,但是都是假的了,不是当年的东西了。所以说人的认识都要有个反复。对于交通的问题他们也考虑到了,他们在国外呆了那么多年,对这个古代的东西又那么熟悉,所以他们的考虑都是有依据的。现在走过来了,我们慢慢回过头来看,老一辈的人真不简单,所以应该看得远一点,科学一点,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的。要科学地来看未来、科学地看现在,科学地采取行动,不要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