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代与古罗马玻璃的比较探讨中西方玻璃系统的渊源及其走向

        玻璃是石英砂在高温熔融后成为的一种液态无机物质。玻璃态物质历史远久，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人造材料之一。公元前后，西方古罗马帝国在继承诸多古文明玻璃技术的基础上形成当时最为兴盛的玻璃制造业，大量玻璃制品也转道输入与其同一时代东方的汉帝国，但汉代玻璃工艺同时又有着自身十分独特的渊源和特征，并和后来的瓷器工艺形成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本文通过对古罗马和汉代玻璃材质和工艺平行比较的研究分析，试图寻找出中西玻璃发展途径上的差异性及其内在原因。

一、古罗马和汉代玻璃的各自渊源
        西方玻璃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两河流域公元前3000 多年出现的釉料，这种原始玻璃称为“费昂斯”（faience）。但用玻璃制造容器的复杂技术则是由古埃及人发明的，尼罗河沿岸和附近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石英石资源。伴随制陶技术的发展，到公元前16 世纪的18 王朝，古埃及人制成含石英和多种氧化物的釉料和玻璃制品，从亚历山大城和开罗之间的玻璃作坊遗址仍能看出当时制造玻璃的整个过程。继古埃及之后，玻璃工艺转到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等地继续兴盛，相继涌现出以西顿等地区为代表的一批玻璃制造中心。腓尼基的玻璃工艺通过古希腊人又传播回古埃及，使得古埃及在传统玻璃工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至公元前4 世纪以后，红海以北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地区和红海以西地中海东南岸的亚历山大里亚地区成为两大主要的玻璃制造中心。随着古罗马军事扩张的深入，这两地都被纳入古罗马统治的版图中，埃及、叙利亚的玻璃工匠为了接近巨大的消费市场而纷纷迁入罗马腹地，从而促使东方传统玻璃制造技术和风格迅速传播罗马各地。古罗马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了玻璃技术，用熔炉代替坩埚提高熔炼温度，古埃及的“砂芯法”和“滚压法”以及古希腊的“吹制法”制器皿被古罗马人继承和发扬，他们还利用添加剂制造更多的彩色玻璃。
        中国玻璃的出现较西方晚了一千多年，最早的原始玻璃出现在西周，可能源于西亚玻璃技术逐步传播的结果。在公元前5 世纪左右，中国开始逐步独立制造玻璃，当时出土的常见的蜻蜓眼珠就是源自西亚玻璃样式和技术的本土化产品。在两汉时期，西方更多玻璃制品开始输入中国。当时古罗马所辖地区其实已成为世界玻璃制造的中心，但外来的玻璃制品经过辗转易手来到中国，汉人常以为这些物品由所传国家和地区所有。[1]《广志》云：“琉璃出黄支、斯调、大秦、日南诸国。”斯调、黄支乃是现在斯里兰卡和印度南部，其玻璃器主要也是和西方贸易而得到。玻璃的东传主要经陆海两条线路。陆路传入系中亚和西亚诸国，在丝绸之路要道敦煌出土过一些由西域进口的琉璃耳。而在《汉书地理志》粤地条中则记载有经海路贸易进口的“璧琉璃”。外来的玻璃器具体例证很多，广州市横支岗出土3 件形制相同的西汉中期的玻璃碗（图1），应该来自地中海一带生产的玻璃器。当时汉人对外来玻璃器十分重视和喜欢，《铁论》中就有“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的记载。
 

图1：广州市横支岗出土西汉中期玻璃碗
       

        汉代玻璃不是仅有西来进口之物，自先秦开始，中国玻璃的起源虽与西亚技术相关，但之后材料和制作工艺就保持着独特的本土传统。延续至汉代，其玻璃生产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汉代玻璃工艺有着特殊地位和价值，考古中有大量出土的汉代本土所制造的玻璃器，有碗、带钩、璧、耳珰、珠饰、剑饰、玻璃玉衣片等数千件之多，有黑、蓝、绿、红、紫、黄、白等诸多色相[2]。其生产区域也分为中原地区、河西走廊地区以及岭南地区，各有其独特的制造特色。而且，汉代发展并普及的釉陶及青瓷的制釉工艺也与玻璃技术有着紧密的渊源联系。中国的玻璃工艺虽与外来技术相关，但发展之后就有着重大的差异，演进的方向和轨迹都不尽相同，所以其具有原生工艺的独立传承性。但是，中国的玻璃工艺却并没有由此而表现得辉煌兴盛，到东汉之后还有衰落的迹象。因此，我们将汉代玻璃技术与古罗马的玻璃工艺进行一些简单的剖析比较，试图从中找到一些原因。

二、中西方玻璃生成的两个系统
        中国对于玻璃有关的制品，自周代以来就称谓繁多，有火齐、珂珬 、璿珠等，琉璃则是古人对古玻璃的泛指，玻璃之称要到晋以后才出现。琉璃和璧琉璃一词，出现在汉代，而在公元前1 世纪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在其记述中称玻璃物质为caeruleum，这可能是璧琉璃、璆琳等词语的母音[3]，汉代大量进口罗马玻璃器应该是这一名称出现的原因。至汉代，单独的结晶体与有着黏土内层的釉料器以及玉石类等各种含玻璃的制品在名称上仍没有严格的区分，而时常混用，依此可见汉人对玻璃器物在材料工艺上细致区分还很不足，这种由技术传播带来的认识模糊却也是中国玻璃逐步在外来影响基础上形成一套自身系统的旁证。
        玻璃主要成分为石英，其熔炼需要1700 度以上的高温，而利用助熔剂则可有效地降低石英熔点从而合成出玻璃。中西方玻璃形成不同的系统，关键就在于其使用由不同的矿物组合形成的助熔剂的差异。
中国在商周青铜时代已经烧造出近似于玻璃的珠子，西周墓葬中大量的玻璃珠饰，主要是以K2O 为助熔剂，在春秋末期出现了单色彩色的珠状管状玻璃品，这是引入铅和钡作为新的助熔剂的结果，促成更为成熟和地道的本土玻璃品。中国玻璃的来源与古人青铜冶炼和原始瓷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来自于熔炼过程中使用耐火的坩埚和植物草灰做助熔剂所产生的釉滴副产品[4]，其主要成分为铅钡玻璃（PbO-BaO-SiO2），天津崔店子汉墓出土玻璃项链，其成分就是铅钡玻璃。而在南方长江流域地区则是采用硝石作助熔剂应用于炼丹术，因此而形成钾含量较高的玻璃（K2OSiO2)。汉代的玻璃除了河西走廊地区可能受西来技术影响，出产有钙钠作为助熔剂的玻璃，其他地区都主要出产铅钡玻璃和含钾玻璃[5]。
        西方最初是由火山喷出的酸性岩凝固而获得天然玻璃，两河流域最先发现了石英砂和天然碱混合的配方，从而发展了人工玻璃。古罗马的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有着关于玻璃起源的最早记载：腓尼基人商船在海边做饭，在船上拿一块苏打块垫在锅下，受热后苏打和沙粒溶化产生玻璃体。此种起源说法未经考证，估计不可信，但西方生产的玻璃的确始终是钠钙成分很高的钠钙玻璃（Na2O-CaO-SiO2），几乎没有任何铅和钡等其他成分。
        从形成起源和主要成分可以知道中国玻璃与西方玻璃是完全独立发展的两个系统。由于成分和技术不同，两者玻璃的物理性质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古玻璃烧成温度较低, 虽然绚丽多彩，但质地易碎、透明度差、未经过退火处理，不适应骤冷骤热，适合加工成各种装饰品、礼器和随葬品，而不适合制作容器。古罗马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出产的玻璃，烧成温度较高，质地坚硬，冷热适应性强，利于成型加工，用于日常使用。

三、汉代与古罗马玻璃工艺的不同发展路径
        中西方玻璃技术与成分来源的差异就暗示着中国汉代玻璃工艺与古罗马会有着全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首先，从形态上看。从先秦到汉代，玻璃虽早有产生，但在形态上一直被用于仿制玉器，或作为玉的代用品。“璆琳”出现于《尚书• 禹贡》，璆琳本意为美玉，古人借其称呼似玉的玻璃[6]。广西合浦出土的西汉方格纹玻璃璧（图2），广州汉墓出土的玻璃璧，其造型都完全与当地流行的玉器相仿。使用似玉的玻璃器进行葬殓是相当普遍的，这类器形都是以模仿璧、环、璜及佩饰、剑饰、七鞘饰为主。在西汉的殓葬观念中玉是具有永恒和升仙的意义，所谓“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7]，玻璃同样被认为具有玉的功能，江苏邗江西汉妾莫书墓曾出土近六百片仿玉衣的玻璃衣片。玻璃璧盛行于楚地，这也与当地不产玉相关，将玻璃器作为平民所常用的丧葬玉器的替代物[8]。这种情况在西方早期也常见，用玻璃以仿制青金石、绿松石等玉石[9]，但在古罗马时期，玻璃技术已非常成熟地用于制作独立形态的器皿，它的吹制容器技术已经将原先埃及和西亚泥芯成型的技术逐步淘汰，大大降低了玻璃的生产成本和速度。（图3）玻璃工艺成为古罗马最为优秀的独立工艺门类之一。汉代也进口大量古罗马的玻璃容器，河南洛阳东郊出土的东汉黄绿色薄胎卷口长颈瓶是典型的古罗马吹制搅胎玻璃器。汉代典型本土玻璃容器只在徐州地区和河北满城汉墓有所发现（图4），西汉中期之后就未再发现，没有很多的发展，不能视为汉代本土玻璃形态的主流。
 

图2：广西合浦出土西汉方格纹玻璃璧

图3：庞贝（Pompeii） 出土公元1 世纪古罗马绿色吹制透明玻璃水壶

图4：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西汉浅绿色玻璃羽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