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北汉画像石中墓门的图像配置

        陕北地区汉代墓葬中已出土了九百余块画像石，[1] 分布于绥德县、米脂县、子洲县、神木县等地。画像石多为扁长形或竖长方形的石构件，一般用于墓门和墓室墙壁装饰，画像一般刻在墓门的左右门扉、门楣（横额）[2] 和左右立柱（门框），墓室口横额、左右竖石和墓室壁石上，其中用于墓门装饰的画像石占大多数。
        汉画像石的图像配置有分层配置法和独立配置法两种方式，分层配置法是汉画像石使用最广泛、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图像配置方法。[3] 陕北地区画像石主要采用分层配置法，或横或竖的石构件被凸起的阳刻条框划分成若干个长条形或正方形的小画面，在每个小画面内分别布置一幅图像。与山东、南阳等地画像石相比，陕北画像石的分层配置法更加具体、详细，一块石面或横或竖被分为若干格，每格的内容相对独立但又紧扣主题，[4] 使画面产生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的艺术效果。划分画面的主要手段就是凸起在画像石上的阳刻条框，阳刻条框既作为画面的边界线，同时又将不同的图像母题分割为几个画面，在画像石上起组织绘画空间的主要构图手段。本文就以墓门画像石上阳刻条框所划分的不同区域图像为线索，来探讨墓门图像的配置情况。
        墓门由门楣、左右门框和两扇门扉五块石构件组成，文中把五块石构件组成的墓门看作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画面，以画面上的阳刻条框为依据划分图像的分布区域，打破了石构件的界限。五块石构件拼接起来的墓门看上去是呈矩形的完整画面，这个矩形画面是由二大图像区域构成：第一个是由门楣和左右门框组成的“倒凹字形”图像区域；第二个图像区域是两扇门扉图像组成的内层画面。在两大图像区域里，每个区域由不同的图像配置而成。其中，第二个图像区域即门扉的图像题材比较固定，一般是由上端朱雀、中央铺首衔环、下端的独角兽或青龙、白虎组成。而第一个区域的图像复杂，且其配置形式较多，变化丰富，是形成不同风格墓门的主要因素。文中主要根据第一区域的图像配置，将陕北地区墓门图像的配置方式主要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一、门楣和门框被阳刻条框分成两层画面，整个墓门由三个图像区域构成：贯通门楣和门框的边栏纹饰构成外层（第一层）图像区；门楣上的主体图像和左右门框的主体图像（神仙及门吏）构成第二层图像区；两扇门扉图像组成第三层图像区。这种相对固定的图像配置占陕北地区墓门的主流，在数量上占优势，多出现于东汉永元年间，以几座纪年墓为代表。[5]
        具体来说，外层图像区是由各种类型几何纹样组成的边栏。这些边栏纹饰主要由忍冬纹、云纹、绶带穿璧纹、云絮纹、窃曲龙纹几大类型构成，其中绶带穿璧纹和云纹的构成形式比较复杂。绶带穿璧纹有简洁、明快和繁缛、复杂两种形式，前者玉璧之间的间距大，画面留白多，后者则相反。云纹边饰的使用最为广泛，主要有几种不同的类型：一是由规整的如意云纹组成的二方连续纹样；二是卷云纹中夹杂着仙人和各种动物，构图繁缛，增强了画面的动感和意象上的真实感，是陕北地区画像石的一大特色；三是以龙纹起首的勾连云纹，其间夹杂着珍禽瑞兽。
        贯通门楣和门框的第二层图像区的图像题材丰富，而且其主体图像完全不同，画面的构成变化也比较多样。门楣的主体图像位于下层，[6] 其图像题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轺车为中心组成的车马出行图，其中有些画面中增加了乐舞图、禽兽图和狩猎图等；二是由翼龙、翼虎、麒麟、玉兔捣药、羽人执仙草等珍禽瑞兽组成的行列；三是狩猎图。这三类图像占大多数，其他还有一些图像题材数量较少，例如：以楼阁内的主人为中心，表现车骑行列、狩猎、放牧图等；或主体图像是历史故事，这类图像占极少数，有“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等故事。还有一类就是把几种图像组合在一起，如狩猎、乐舞、放牧或祥禽瑞兽图组合在一起构成的画面。左右门框的主体图像一般是由上端的神仙像和下端的门吏像组成。这一地区的神仙像主要有西王母（后来出现与西王母对称的东王公和仙人六博）、鸡首和牛首像、伏羲和女娲三大类，偶尔也有射猎者或对坐的双人像（可能是墓主人）出现，其中西王母像是持续时间最长、样式变化最多的神祇，也是此地神仙像的主流。在不同的时期内，三大类神仙像出现的时间有前有后，某些时候有重合。下端图像大多数是门吏像，有手执彗、执笏或执戟等几种不同的形式，也有少数为重檐阙楼。
        在这种墓门图像配置模式中，存在一些特殊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墓门左右门框下端有阳刻条框分隔出一个二个方格，安排一个独立图像（图1），如四神之中的玄武像，或是博山炉、马、树、牛车、拾粪图、牛耕图、家禽家畜、翼龙等图像。这个独立方格打破了门楣和门框画面单纯二分的格局，使整个墓门画面的布局更加丰富多样，构图错落有致而不显呆板、单调。

1. 米脂县党家沟出土的墓门（门楣和门框相连，黄色区域是门扉）
 

        第二种情况是贯通门楣和门框（第一层图像区）的边饰相同，但门框的内层（第二层图像区）被分成三至四个小方格，分别布置不同的图像，如绥德县寨山汉墓、子洲县淮宁湾墓。[7] 小方格打破了门框竖形图像区的布局。

        二、门楣和门框画像石不分层，各是一个完整独立的空间（图2），各自表现不同的图像内容，但通过石面外侧的阳刻条框把门楣和门框连接起来。整个墓门由两层图像区组成，第一层是门楣和门框组成的图像区，第二层是门扉图像区。门楣由表示祥瑞的羊、骑鹿仙子、天马、鸟衔鱼、日月等组成，或衬以卷云纹；门框上部为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有的下端有门吏或祥云；门扉由朱雀、铺首衔环、青龙白虎三类图像组成。图像雕刻较深，深度在10 毫米左右甚至更深。[8] 整个墓门图像浑厚朴拙，属于本地区画像石早期的构图配置规律。

2. 绥德县张家砭出土的墓门
 

        三、门楣和门框被分成四层，从外向里由四层图像组成：双勾连纹、绶带穿璧纹、主体图像和勾连纹（图3），门楣和门框的图像上下相连，最下端为独立的方格，以绥德四十里铺汉墓为代表。[9]整个墓门由五个图像层构成：贯通门楣和门框的边栏纹饰有两层图像区；门楣和左右门框的主体图像构成第三层图像区；勾连纹贯通的第四层图像区；门扉图像组成的第五层图像区。其中两种勾连纹作为辅助纹饰，且采用了斜坡阴刻和阴线刻的雕刻技法，以区别于主体图像和主体纹饰采用的平面减地技法。另外，左右门框下端的方格有意打破竖向的图像布局。这种图像配置方式不留空白，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寸空间。

3. 绥德县四十里铺出土的墓门
 

        门楣的主体图像是人神的世界，有宾主跪拜谒见、西王母及玉兔捣药、九尾狐等侍从。门框图像主以表现人物活动为主，如双人六博、对语、投壶、对舞等，或表现烧火、跽坐、躬立等画面，不表现神仙像和门吏像。门框区域的图像题材远远丰富于其它类型门框。这种类型的墓门比较独特，画像石用阴线刻画细部的技法与山东图像有直接联系，是陕北画像石“山东来源说”的典型代表。学者已从图像题材、铭刻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与山东画像石的密切关系。[10]另外，该墓与永元四年（公元92 年）的田鲂墓属于同一类型和风格的墓葬。因为田鲂墓的门楣和门框上也是由双勾连纹、绶带穿璧纹和主体图像等组成，差别在于田鲂墓门框上没有第四层勾连纹，但门楣最里层有帷幔状纹饰，设计更加独具匠心。在整体风格上两座墓门非常相似，如门扉图像以及图像细部加阴线刻的手法，应属于同种类型。
 

        四、门楣和门框的画面被不同的几何图案分成三层，二者图像上下相连接。整个墓门由四层图像构成：贯通门楣和门框的几何纹从外向里是由波折纹（或锯齿纹）、S 形纹、菱形重回纹三层图案组成（图4），第四层是门扉图像。有些墓门是将几种不同几何图案叉开布置，或另外添加鸟、窗棂、鹳衔鱼等图案，[11]门框下端方格内有鸟或玄武图像打破几何纹的规整感，给整个画面增添一种活泼、灵动之气。门楣和门框全由几何图案组成，纹饰排列整齐，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类墓门的雕刻技法采用平面斜坡阴刻、由浅入深的刀法刻制，雕刻深度较深，没有凸起的阳刻条框作界限。墓门的样本较少。

4. 米脂县尚庄出土的墓门
 

        五、门楣和门框均被凸起的阳刻条框分成大小不等的方格，以绥德四十里铺汉墓为代表。（图5）[12]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罕见的墓门装饰，分格法多用于门框图像，门楣分格的方法比较少见。该墓的门楣画面横竖分为九格，正中央的厅堂建筑内是二人对坐，堂外有跪坐者和侍从。以厅堂建筑为中心，向外各是二横格，内有奔马、麒麟、翼龙等瑞兽，外侧各是二方格，内有朱雀和铺首。左右门框分成五格，对称安排舞伎、轺车、辎车、牛车和树下系马等图像。左右、上下方格内的主体图像完全均衡、对称，图像略有差别，个别次要图像有所变化，打破完全对称的呆板格局，整个画面层次分明。门楣和门框各为独立面，没有竖向的阳刻条框将整个墓门连接起来，图像显得比较独立，整个墓门似乎由一个个方格拼接而成。该墓门完全不同于这一地区大多数墓门的图像配置，属于创新。

5. 绥德县四十里铺出土的墓门

        六、门楣和门框图像配置方式不同，有以下几种情况：
        1. 门楣画面分三层，门框分二层，虽然有凸起的阳刻条框但门楣和门框画面并没有贯穿起来，如绥德黄家塔6 号汉墓王圣序墓。[13] 该墓石构件可能存在配置错误，因为后室口的横额画面为二层，但左右竖石却为三层画面，画面明显不相配。估计是安装画像石时，将墓门的门楣装在后室口横额的位置，从而导致墓门和后室口的画像石图像不匹配。拼错的原因是门楣和墓室横额的长度相同，长均为213 厘米。
        2. 门楣画面分二层，门框没有用阳刻条框分层，门框画面由边饰和主体图像如神仙像和门吏组成，如榆林县古城滩画像石墓，[14] 反倒增添了另一种趣味。
        3. 门楣画面分二层，门框上端图像与门楣相同且相连，但下端布置其它图像，门框下端的布局和图像完全不同于上端，如米脂县张兴庄画像石墓。[15]以上三种情况属于特例。一般情况下，门楣和门框的画面完全相匹配，即图像配置方式相同，目的是将墓门设计成一个完整和统一的画面。
        墓门是墓室的“门面”，是墓室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墓门总是由若干图像组成，如何使有限的图像母题，最大限度地丰富墓门图像，既避免雷同，又营造变化，是工匠们面临的难题。他们选择了阳刻条框作为构图手段，以其作为边框，或作为图像的间隔。通过阳刻条框把石构件分成或横或竖、或大或小、或二层或三层甚至多层画面，让不同内容的图像对应不同的画面构图，使画像石的构图既条理有序，又饱满均衡；既符合了视觉传达的要求，又表现出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规律及其平面化和剪影式的造型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特征。同时，通过阳刻条框又把水平门楣和竖向门框的画面连接起来，使墓门形成了一个连贯而又统一的装饰空间。陕北画像石这种独具匠心的构图手法，正是魏晋时期谢赫“六法”中所谓的“经营位置”，谢赫的理论是总结了魏晋以前的绘画观念而形成的，兼有绘画和雕刻双重特点的汉画像石就是巧妙地运用了“经营位置”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注释：
[1] 康兰英：《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中国汉画研究》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6，第222 页。
[2] 墓门上的门楣也称为横额，为了和墓壁上的水平横额区分，下文中均称为门楣。
[3] 信里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2000，第41-43 页。
[4] 李贵龙等编：《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2001，第5 页。
[5] 属于这种图像配置的纪年墓有：永元二年（公元90 年）的辽东太守墓，永元八年的杨孟元墓，永元十二年的王得元墓。
[6] 门楣图像中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存在，即门楣没有边饰，两层画面都是由主体图像组成，如绥德四十里铺出土的门楣就由车马出行图和珍禽瑞兽行列组成，见李贵龙等编《绥德汉代画像石》，第112 页。
[7] 李林等编：《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5，第99、212 页。

[8] 属于这一类型的画像石分布在陕西绥德刘家湾、张家砭、裴家峁、黄家塔M11，李林等编《陕北汉代画像石》，第91、102、137、131 页。李贵龙等编《绥德汉代画像石》， 第26-28、43 页。
[9] 榆林地区文管会、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3， 第19-26 页。李贵龙等编：《绥德汉代画像石》，第10-13 页。
[10] 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长沙，2000，第164-171 页。
[11] 同[7]， 第33、68、107 页。
[12] 李贵龙等编《绥德汉代画像石》，第8-9 页。李林等编《陕北汉代画像石》，第72-73 页。
[13] 同[4]，第30-33 页。
[14] 同[7]，第6 页。
[15] 同[7]，第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