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艺术创作中的“隐性关联”

        “隐性关联”一词最初源于建筑学领域。所谓的“隐性关联”包括：1. 是指建筑师对建筑设计对象所处的地域传统文化的深层认知与把握；2. 是对当地传统建筑的典型形象、结构、空间模式以抽象和象征的手法进行变异，使其作品与原型保持着某种“隐性关联”。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隐性关联”，是借用建筑学的学术用语来说明两种具有“同构”的相似特点，从修辞学层面也可解释为作品的“隐喻”，是指作品（无论是建筑作品或公共艺术作品）背后与公众、与社会生活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关联。
        公共艺术是介于艺术创作与公共艺术服务之间的一种艺术形式，其特点在于艺术创作必须主动接受公众的审视和评判。公共艺术作品一旦完成，公众就不得不接受其带给他们的生活或有利或不利的深刻影响。讨论公共艺术作品是否成立，不能离开艺术家、公众以及公众的代言人的意见，然而，更重要的因素却是在作品背后的文化、社会、观念等的因素的隐形表达以及公众的接受程度。有时候，这种看不见的关联甚至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成败。

1. 深圳人的一天

2. 斜弧

3. 空间倒置

一、公共艺术主题与历史的隐性关联
        通常的观点认为，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公共艺术作品的主题来源于人们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人们对那种源于自身精神的、宗教的、情感的、物质的生活的理解和观念，借由艺术家的想象与创造表达出来。公共艺术家应该像其他艺术领域的艺术家一样，遵循公共艺术创作规律，从空间艺术设计的角度而不是从主题创作的角度关照自身的创作，在与空间、地域、材料的深度对话中获得创作灵感。在现实生活中，公共艺术的创作者一方面意欲尽可能多地保留艺术家创作的自由度，另一方面也需要倾听来自非艺术家群体对公共艺术品的参与性意见，公众与艺术家一起共同创作他们心目中的城市与城市广场、城市空间。
        然而，在几百年前，通过公共艺术领域来表达民众意见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看罗马帝国时期广场上的雕塑，无一例外地都是表现统治者的威严和雄才大略，在宗教全面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充斥着公共空间的是神的形象与圣经题材作品。即使是摆放在皇家花园的艺术作品，也与当时的民众生活毫不相干。处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不必顾及公众的感受，作为少数贵族与权臣的代言，不管他的作品是在工作室完成，还是在城市公共广场完成，艺术品成为了强加于民众“暴力美学”的载体。它与民众的“交流”特征是自上而下、强加于人的（当然也不否定在这样的体制下产生了许多伟大艺术家和艺术杰作）。公共艺术作品成为统治者宣传的工具大量出现在人们视觉所及之处。这一现象表明，在公共艺术主题，从历史上就存在着与某种（政治的或宗教的）强权的“隐性关联”。
二、公共艺术与公众的隐性关联
        公共艺术，从其根本上来说，应经过公共的过程，而且应该是广泛的反复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公共艺术是公众的艺术，面对的是需要考虑“利益相关”的公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等。如果缺少这样的过程，即便是行政者好意主导，艺术家精心创作，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结果。
        今天的公共艺术作品与公众生活的共生关系已愈来愈明显了，它们不仅仅是一尊雕塑、一块壁画墙、一座景观喷泉，它们已经真正融合在我们的生活周围，与我们共同呼吸、共同生长。不久前，郑州市政府邀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中在一块空地上做个40 米高的单体雕塑。王中经实地考察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做个小实验，将艺术作为种子植入公共生活的土壤中。因为1904 年蒸汽机车来到小小的郑县，使得今天的郑州成为交通枢纽大都市，他们决定 以“1904 公园”的形式来表现主题。公园中既有表现当年候车场景兼供人们休息的长椅，也有吸引年轻恋人来手拉手挑战或是拍婚纱照的仿真铁轨。最有趣的是，他们设计了一个与真火车头等大的“火车头”，按照孩子们打游戏机的方式，设计了四关闯关游戏。“1904 公园”建成后，这片本没有人气的地方现在非常热闹。本地的居民和孩子还将火车头游戏发展成六关，人们也可以在火车头里坐着聊天。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教授认为，规划者不要规划到底，只开一个头，让文化来生长，做出来一个能玩的地方，让本地的孩子们和青年人来玩，你设计四关他设计六关，公众慢慢融入进来，才能弄成真正的文化。陈嘉映强调，说到“文化”我们一般会认为是精英文化，但“文化”本身还有一种更具“草根性”的含义——一群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1]

        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市从1998年至2000 年实施的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深圳人的一天》，在国内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深圳人的一天》项目最大的特点是在整个策划、组织、实施的过程中, 采用与以往不同的方法, 所以有别于一般的城市雕塑项目。《深圳人的一天》选择了1999 年11 月29 日这一个没有任何“说法”的日子。这一天, 由雕塑家、设计师、新闻记者组成的几个寻访小组，遵循陌生化和随机性的原则，在深圳街头任意寻访到了几位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征得他们的同意，雕塑家按照在找到他们的时候的真实的动作和衣饰，采用翻制的办法，完全真实地将他们铸造成等大青铜人像，并铭示他们真实的姓名、年龄、籍贯、何时来到深圳、现在做什么等内容，竖立在园岭街心花园。作为铜像背景的是四块黑色镜面花岗岩浮雕墙，上面雕刻有《数字的深圳》等一系列关于1999 年11 月29 日这一天深圳城市生活的各种数据,包括国内外要闻、股市行情等信息。
        《深圳人的一天》强调严谨、理性的方法论意识，始终贯穿了一个公共艺术工程必须尊重民意的思想。过去，许多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社会公共项目由于没有引入民意调查和统计学的方法，完成以后，老百姓的意见究竟如何，没有任何量化的数据。《深圳人的一天》项目完成后, 规划师和雕塑家又针对社区居民和参观者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问卷工作，对于项目的社会效果和公众反映进行了解, 调查分为“总体环境与空间评价”、“铜像的评价”、“被调查者的背景资料”、“意见与建议综合”四个部分。许多观众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这种具有社会学特征的尊重民意, 重视数目与量化依据的思想，使公共艺术呈现出更丰富的社会与人文学科性质。[2]
 

三、公共艺术与空间环境的隐性关联
        公共艺术的创作与设置，应当把公众的使用感受放在首位。他们不是专业人士，也很难提出具体的公共艺术创作设想和概念。然而，这并不妨碍通过了解他们对空间与场所的使用和态度来决定如何规划公共艺术品的设置。在特定的空间，面对作品采取什么艺术手段、用什么材料塑造、体量有多大、是集聚放置还是分散放置等创作难题，艺术家确实需要依据本地使用者的意见，以及他们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和使用方式来决定。没有考虑到这些意见而固执地坚持艺术家自身对空间的理解，结果可能是艺术品的失败。比较出名的反例就是设置在纽约下曼哈顿地区联邦广场上的理查德·塞纳的作品“斜弧”（Tilted Arc）。从1981 年由美国综合局（GSA）设置之初，这件艺术品就争议不断。因为其巨大体量从广场中间纵穿，阻挡了原来广场自由通行的线路，也影响了周围使用者的光线和通风。从1984 年开始，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个作品的问题，经过一系列法律上程序以及与艺术家的争论，在1989 年，这个由颇具声望艺术家设计的公共艺术品，终于被拆除掉放进仓库变成废铁。[3]
        在设置过程中，邀请空间设计师和公共艺术家共同来到需要设置公共艺术品的区域，充分理解周围环境和空间特性，发挥设计师和艺术家共同的创造力，这样做能更大程度上让作品永久保存。从2008 年起，英国的利物浦艺术双年展采用有主题要求的“命题创作”方式。主办方非常强调艺术家与一个特定空间之间的对话，尤其是与利市这个英国著名的港口城市的对话。主办者有一个巧妙的用意，那就是每一届艺术节都要邀请全市市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来利物浦，体验当代公共艺术家最新的才华横溢的创作，而人们在参与双年展组织的体验活动中，也自然加深了对这座城市的了解。雕塑家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 是双年展的受邀请的艺术家之一。他看中了一幢已被废弃了15 年的空置大楼，创作了《空间倒置》(Turning the Place Over)。作品问世之后，引起很大震动。作品从空置大楼的外墙正立面，削出一个直经9 米的圆形墙面，并以该建筑物内部某个斜角为轴，将这个直经9 米的圆形外墙，按照每分钟旋转两次的频率，做360 度旋转。这个作品面对的是地铁出口，每天来来往往的人群，在经过这件作品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看它一眼。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次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灵感，与所选择的空间和地区高度默契的成功实践，也可以说是艺术家把公共艺术作品与城市性质的隐性关联视觉化的杰作。[4]这些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公共艺术家的创作，需要回归现实找到最合适的空间去设置，才能将创意发挥到淋漓尽致，至少不会因激烈的反对而拆除；其次，任何一件有灵魂的作品，其本身应该都是有归宿感的。只有当这件作品与该地区的公众有高度的契合，这件作品才算找到最好的归宿，才能发挥最大的精神效果。总的来讲，公共艺术创作者只有找到作品与公众、与城市和特定空间，建立起恰当的隐性关联，其作品才能得到承认和关注，也才能够变成特定的公共空间中的一部分。

注释：
[1] 摘自“问城：我们的城市生了什么病”，《中国青年报》，2011.12.22。
[2] 孙振华：“方法论意识”，《雕塑》，2003.5 。

[3] Horowitz, Gregg M, Public Art Public Space The Spectacle of The Tilted Arc Controversy,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3:2, Spring1995.
[4] 凌敏：“ 公共空间与当代艺术创作兴奋点——从利物浦双年展看公共艺术创作走向”，《装饰》，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