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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看东周晋地服饰及其艺术风格

  • Update:2012-12-13
  • 蒋 莉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2年第11期
内容摘要
本文指出,东周晋地(晋及三晋地区)服饰包括上下连体的深衣、上下分体的衣裳和衣裤等多种类型,其中深衣广泛出现于宴乐、仪礼等场合,而衣裳(或裤)分体的着装形式,主要发现于攻伐、行猎等情境中;同时,明确了胡服骑射之前,晋地已经出现衣裤分离的胡服类服饰。最后,结合与南方楚地服饰的比较,认为相对于南方楚地豪迈型的服饰艺术而言,晋地服饰艺术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婉约型风格。

晋国始于叔虞封唐,三家分晋后,析为韩赵魏,俗称“三晋”,东周晋地是指晋及三晋所属之地。目前,考古所见的东周时期晋地服饰材料较多,却鲜有研究者涉猎,以往关于服饰之探讨,多究于广域范围内的着服与衣饰,单纯谈论服饰史[1],或专注于对文献记载服饰制度的考证[2],缺乏对具体情境下服饰的关注,鲜见对区域文化服饰的讨论。本文结合历年考古材料,分析东周晋地(晋及三晋地区)不同情境下的着服与衣饰等问题,总结其服饰基本习俗及艺术特质。

1. 东周时期晋地服饰类型


2. 东周时期晋地不同情境下的着服


3. 楚地深衣

东周晋地服饰材料主要见于铜器、玉器、陶范、木俑等载体上,均以装饰形式出现,涉及人物情境有攻战、竞射、乐舞、狩猎、采桑、投壶、出行、驯兽、陪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服饰类型,而不同情境下的着装衣饰也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一、东周时期晋文化的服饰类型殷商至西周,无论是上层贵族或是下层大宗,均以衣裳遮羞。上衣下裳的服饰类型成为主流,衣、裳分体,下裳两侧开衩,不相连缀。晋地西周时期的人物服饰,也遵循这一传统,如晋侯墓地M63 :86、123。[3] 但进入东周,随着闲士阶层的扩大,中原地区东周服装裁制也发生大的转变,改变了传统的在衣服下摆开衩的方法,在左襟前后开片后缝合,上衣下裳合体并连,宽衣博带,绕身系扎的深衣至此流行开来。但晋文化地处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服饰类型较为多元,除延续传统的上衣下裳以及新近流行的深衣外,还出现了上衫下裤这类便捷的服饰样式,进一步解放了下肢。这几类服饰构成了晋地东周考古所见的三大类主要服饰类型,具体如下:
上衣下裳,如长治分水岭M126 :541[4]、长子县7 号墓木俑[5](图1-6、1-7);窄袖,交领上衫,束腰,下裳齐足,两侧开合。下裳开合方式与西周时期的北赵晋侯墓地M8 :184、M63 :90-15出土玉人着服一致[6],只是此时已无黼佩。
深衣,如郑玄在《礼记注》中所言:“谓连衣裳而纯之采者。”晋地深衣除直裾外,还有曲裾式(图1-3、1-4)。直裾深衣一般为齐膝短袍,下摆略短,行动便捷,如白店武士形象[7](图1-1、1-2);曲裾深衣为下摆齐足曳地或齐膝的长袍,穿着简约而不失华贵,如襄汾大张[8] 和上博藏铜壶[9] ;同时,我们也发现晋地这些长袍深衣均为窄袖,未见同时期南方地区常见的宽袖长袍。上衫下裤的着服形式,见于潞城潞河的春秋晚期墓葬M7 :156[10](图1-10),此外,在上海博物馆馆藏攻战铜壶上也有发现(图1-8、1-9)。此类衣裤组合一改以往衣裳的搭配,摆脱下裳对双腿的束缚,下身动作更为自由,这类服饰无开合的下裳,则其所着筒裤必有裆部,以便遮羞,这无疑有悖于一些学者提出的“没有裤裆的绔流行于整个先秦时代”[11]。
春秋时期晋在占领霍、虢之后,通过殽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实行“赏功劳”等政策,扩张势力,至晋文公时越升为春秋五霸之一。进入战国,三家分晋,魏文侯、赵武灵王又大力发展军事,三晋长时间雄霸中原。与上述历史事实对应的是,铭刻在一些精美铜器上的人物图案,如反映强势征伐的攻战场景和泱泱大国一派盛世祥和的宴乐气氛,具体包括兵戎类的攻战和竞射,宴乐类的乐舞、采桑、投壶,仪礼类的加冠、陪侍等,此外还有出行、狩猎、驯兽等;其中攻战和宴乐类人物场景最为普遍;这也再现了东周晋及三晋地区不同情境下的服饰礼俗。
在竞射、乐舞、采桑、加冠、投壶、出行等日常仪礼和宴乐类活动中,因多于室内或近郊举行,穿着采用这种典雅脱俗且备受青睐的长袍深衣,其裙摆多齐足曳地,束腰,或有佩剑,或素面或窄衽镶边,如定襄中霍[12]、襄汾大张[13]、宴乐铜壶[14]、长治分水岭[15](图2-1至2-8)。《礼记·深衣》:“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表明深衣使用之广泛,在多数场合下均可穿着于身,而不同场合中所着是直裾还是曲裾,暂难以一一明辨。
至于齐膝短袍深衣,在攻战场景中也有发现(图2-12),如上海博物馆藏的宴乐铜壶,攻战内容多样化,包括地面短距离攀爬和厮杀、长距离射杀,水中龙舟竞渡和潜水抢攻,而宽衣博带的长袍深衣,显然无法适应这一系列攻战的需要。只能穿着上下连体的短袍深衣,抑或是短襦和分裆筒裤的搭配(图2-9、2-11),其对下肢束缚较小,行动便捷,更适用于从戎,似有几分胡服的特征,其时代如潞城潞河的M7 :156[16](图2-11)可早到春秋晚期。这一服饰在中原的进一步推广虽与战国时期赵国胡服骑射密不可分,但其在晋地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春秋晚期,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在军事上进一步推广了该类着装,目前这种影响在考古上还缺乏实证资料。
狩猎场景中,除竞射者着深衣长袍外,陆地射猎一般仿效攻战中分体的上衣下裤,均束腰,佩剑(图2-9),改变了服饰对下肢大幅运动的牵绊,采用分裆绑腿的筒裤,利于奔跑和快速行走。此外,在泛舟射猎时,狩猎者也是上衣下裤的着装。
除上述场景下的各类人物服饰外,在东周时期的晋地服饰形象中,陪侍的侍从这类角色需要特别注意,因其在各类情境下多有发现,有单个出现的侍从,也有群体陪侍的。群体陪侍主要是射礼、乐舞、采桑、加冠、狩猎、出行等,其服饰迎合特定场合的要求,一般曳地长袍式的深衣居多,可见深衣的穿着不分贵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裸身的神人驯兽场景,仅着裆遮羞 [17(] 图2-10)。
 

三、与楚地服饰艺术风格的比较
在明确了晋地东周服饰的主要类型和不同情境下的着服习俗后,将其放在更大的区间内进行考虑,探讨其艺术风格。晋及三晋久居中原,包括其服饰在内的晋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色彩,晋楚两地服饰之异同,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南北服饰艺术的主要区别。
从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无论是在东周时期的楚地还是晋地,深衣都是广受欢迎的服饰类型。但两地深衣仍然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异,如晋地延续了殷商及西周的窄袖习俗,在深衣流行的东周时期,仍然坚持窄袖传统;衣身宽窄适中,短袍齐膝,或长袍齐足,极少曳地,领、襟、袖口、下摆等多镶窄边,穿着起来雍容华贵之中稍带几分婉约和含蓄。除上下一体的深衣外,在春秋晚期,即在仿效胡服骑射之前,晋地就已出现了衣裤分离的胡类服饰,表现了其兼容并蓄的民族情怀。
楚地深衣服饰发现较多,如信阳长台[18]、长沙近郊[19]、长沙五里牌[20] 等等。总体来看,除窄袖深衣外(图3-4),更多见粗犷的长袍宽袖,边角习镶朱色宽边(图3-1 至3-3);不见齐膝的短袍深衣,艺术风格上更显奔放而飘逸,相对而言,晋地服饰在艺术风格上略显含蓄和婉约。
无独有偶,两地服饰艺术风格上表现的这类迥异性,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东周楚地以浪漫主义的时代艺术风格著称,楚地服饰宽大而飘逸的艺术风貌,展示了一种粗犷豪迈的艺术特质,这也正是此类浪漫主义情怀的真实写照。而晋地身居中原,于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强楚的双重压力下,不断图强,形成一股兼容并蓄的精神品质,展示出一种内敛和稳重的时代风格,相应地在服饰上则表现出婉约而含蓄的艺术品质。
 

结语
东周时期晋地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改变了殷商西周以来的服饰裁制方式,出现连体的深衣,在宴乐和仪礼中广泛穿着;同时,继续沿用上下分体的衣裳传统,并至迟在春秋晚期,从服饰上进一步解放下肢,采用上衣下裤的服饰搭配形式,这类上下分体的服饰形式在攻战、行猎等场合广受欢迎。同时,晋地因身居中原,面对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强楚的双重压力,兼容并蓄,与南方博衣宽带的楚地服饰相比较,盛行窄袖适中的深衣风格,并吸收和创新上下分体的传统服饰,以致较早出现衣裤的搭配形式,并造就了其服饰方面婉约和含蓄的艺术风格。

注释:
[1]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 王宇清:《冕服服章制度之研究》,台湾书店,台北,1966。
[3]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8。
[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科学出版社,2010,第301 页。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图10.1,《考古学报》,1982.4。
[6]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1。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8。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白店铸铜遗址》,科学出版社,北京,2012。
[8] 田建文:“侯马地区新发现的两件战国铜壶”,《鉴赏家No.5》,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9] 李夏廷、李劭轩:《晋国青铜艺术图鉴》,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9,第314—315 页。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潞城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9。
[11] 徐杰舜:《汉族风俗史》,学林出版社,上海,2004,第169 页。
[12] 李有成:“定襄县中霍村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1997.5。
[13] 同[8]。
[14] 同[9]。
[15] 同[4],第287-288页。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潞城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9。
[17]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2》,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第61 页。
[1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北京,1986,第59、114 页。
[19] 蒋玄:《长沙——楚民族及其艺术》(第二卷),图版肆玖A,美术考古学社,上海,1950。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第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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