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东周晋地服饰及其艺术风格

晋国始于叔虞封唐，三家分晋后，析为韩赵魏，俗称“三晋”，东周晋地是指晋及三晋所属之地。目前，考古所见的东周时期晋地服饰材料较多，却鲜有研究者涉猎，以往关于服饰之探讨，多究于广域范围内的着服与衣饰，单纯谈论服饰史[1]，或专注于对文献记载服饰制度的考证[2]，缺乏对具体情境下服饰的关注，鲜见对区域文化服饰的讨论。本文结合历年考古材料，分析东周晋地（晋及三晋地区）不同情境下的着服与衣饰等问题，总结其服饰基本习俗及艺术特质。

1. 东周时期晋地服饰类型

2. 东周时期晋地不同情境下的着服

3. 楚地深衣

东周晋地服饰材料主要见于铜器、玉器、陶范、木俑等载体上，均以装饰形式出现，涉及人物情境有攻战、竞射、乐舞、狩猎、采桑、投壶、出行、驯兽、陪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服饰类型，而不同情境下的着装衣饰也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一、东周时期晋文化的服饰类型殷商至西周，无论是上层贵族或是下层大宗，均以衣裳遮羞。上衣下裳的服饰类型成为主流，衣、裳分体，下裳两侧开衩，不相连缀。晋地西周时期的人物服饰，也遵循这一传统，如晋侯墓地M63 ：86、123。[3] 但进入东周，随着闲士阶层的扩大，中原地区东周服装裁制也发生大的转变，改变了传统的在衣服下摆开衩的方法，在左襟前后开片后缝合，上衣下裳合体并连，宽衣博带，绕身系扎的深衣至此流行开来。但晋文化地处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服饰类型较为多元，除延续传统的上衣下裳以及新近流行的深衣外，还出现了上衫下裤这类便捷的服饰样式，进一步解放了下肢。这几类服饰构成了晋地东周考古所见的三大类主要服饰类型，具体如下：
上衣下裳，如长治分水岭M126 ：541[4]、长子县7 号墓木俑[5]（图1-6、1-7）；窄袖，交领上衫，束腰，下裳齐足，两侧开合。下裳开合方式与西周时期的北赵晋侯墓地M8 ：184、M63 ：90-15出土玉人着服一致[6]，只是此时已无黼佩。
深衣，如郑玄在《礼记注》中所言：“谓连衣裳而纯之采者。”晋地深衣除直裾外，还有曲裾式（图1-3、1-4）。直裾深衣一般为齐膝短袍，下摆略短，行动便捷，如白店武士形象[7]（图1-1、1-2）；曲裾深衣为下摆齐足曳地或齐膝的长袍，穿着简约而不失华贵，如襄汾大张[8] 和上博藏铜壶[9] ；同时，我们也发现晋地这些长袍深衣均为窄袖，未见同时期南方地区常见的宽袖长袍。上衫下裤的着服形式，见于潞城潞河的春秋晚期墓葬M7 ：156[10]（图1-10），此外，在上海博物馆馆藏攻战铜壶上也有发现（图1-8、1-9）。此类衣裤组合一改以往衣裳的搭配，摆脱下裳对双腿的束缚，下身动作更为自由，这类服饰无开合的下裳，则其所着筒裤必有裆部，以便遮羞，这无疑有悖于一些学者提出的“没有裤裆的绔流行于整个先秦时代”[11]。
春秋时期晋在占领霍、虢之后，通过殽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实行“赏功劳”等政策，扩张势力，至晋文公时越升为春秋五霸之一。进入战国，三家分晋，魏文侯、赵武灵王又大力发展军事，三晋长时间雄霸中原。与上述历史事实对应的是，铭刻在一些精美铜器上的人物图案，如反映强势征伐的攻战场景和泱泱大国一派盛世祥和的宴乐气氛，具体包括兵戎类的攻战和竞射，宴乐类的乐舞、采桑、投壶，仪礼类的加冠、陪侍等，此外还有出行、狩猎、驯兽等；其中攻战和宴乐类人物场景最为普遍；这也再现了东周晋及三晋地区不同情境下的服饰礼俗。
在竞射、乐舞、采桑、加冠、投壶、出行等日常仪礼和宴乐类活动中，因多于室内或近郊举行，穿着采用这种典雅脱俗且备受青睐的长袍深衣，其裙摆多齐足曳地，束腰，或有佩剑，或素面或窄衽镶边，如定襄中霍[12]、襄汾大张[13]、宴乐铜壶[14]、长治分水岭[15]（图2-1至2-8）。《礼记·深衣》：“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表明深衣使用之广泛，在多数场合下均可穿着于身，而不同场合中所着是直裾还是曲裾，暂难以一一明辨。
至于齐膝短袍深衣，在攻战场景中也有发现（图2-12），如上海博物馆藏的宴乐铜壶，攻战内容多样化，包括地面短距离攀爬和厮杀、长距离射杀，水中龙舟竞渡和潜水抢攻，而宽衣博带的长袍深衣，显然无法适应这一系列攻战的需要。只能穿着上下连体的短袍深衣，抑或是短襦和分裆筒裤的搭配（图2-9、2-11），其对下肢束缚较小，行动便捷，更适用于从戎，似有几分胡服的特征，其时代如潞城潞河的M7 ：156[16]（图2-11）可早到春秋晚期。这一服饰在中原的进一步推广虽与战国时期赵国胡服骑射密不可分，但其在晋地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春秋晚期，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在军事上进一步推广了该类着装，目前这种影响在考古上还缺乏实证资料。
狩猎场景中，除竞射者着深衣长袍外，陆地射猎一般仿效攻战中分体的上衣下裤，均束腰，佩剑（图2-9），改变了服饰对下肢大幅运动的牵绊，采用分裆绑腿的筒裤，利于奔跑和快速行走。此外，在泛舟射猎时，狩猎者也是上衣下裤的着装。
除上述场景下的各类人物服饰外，在东周时期的晋地服饰形象中，陪侍的侍从这类角色需要特别注意，因其在各类情境下多有发现，有单个出现的侍从，也有群体陪侍的。群体陪侍主要是射礼、乐舞、采桑、加冠、狩猎、出行等，其服饰迎合特定场合的要求，一般曳地长袍式的深衣居多，可见深衣的穿着不分贵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裸身的神人驯兽场景，仅着裆遮羞 [17（] 图2-10）。
 

三、与楚地服饰艺术风格的比较
在明确了晋地东周服饰的主要类型和不同情境下的着服习俗后，将其放在更大的区间内进行考虑，探讨其艺术风格。晋及三晋久居中原，包括其服饰在内的晋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色彩，晋楚两地服饰之异同，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南北服饰艺术的主要区别。
从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无论是在东周时期的楚地还是晋地，深衣都是广受欢迎的服饰类型。但两地深衣仍然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异，如晋地延续了殷商及西周的窄袖习俗，在深衣流行的东周时期，仍然坚持窄袖传统；衣身宽窄适中，短袍齐膝，或长袍齐足，极少曳地，领、襟、袖口、下摆等多镶窄边，穿着起来雍容华贵之中稍带几分婉约和含蓄。除上下一体的深衣外，在春秋晚期，即在仿效胡服骑射之前，晋地就已出现了衣裤分离的胡类服饰，表现了其兼容并蓄的民族情怀。
楚地深衣服饰发现较多，如信阳长台[18]、长沙近郊[19]、长沙五里牌[20] 等等。总体来看，除窄袖深衣外（图3-4），更多见粗犷的长袍宽袖，边角习镶朱色宽边（图3-1 至3-3）；不见齐膝的短袍深衣，艺术风格上更显奔放而飘逸，相对而言，晋地服饰在艺术风格上略显含蓄和婉约。
无独有偶，两地服饰艺术风格上表现的这类迥异性，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东周楚地以浪漫主义的时代艺术风格著称，楚地服饰宽大而飘逸的艺术风貌，展示了一种粗犷豪迈的艺术特质，这也正是此类浪漫主义情怀的真实写照。而晋地身居中原，于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强楚的双重压力下，不断图强，形成一股兼容并蓄的精神品质，展示出一种内敛和稳重的时代风格，相应地在服饰上则表现出婉约而含蓄的艺术品质。
 

结语
东周时期晋地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改变了殷商西周以来的服饰裁制方式，出现连体的深衣，在宴乐和仪礼中广泛穿着；同时，继续沿用上下分体的衣裳传统，并至迟在春秋晚期，从服饰上进一步解放下肢，采用上衣下裤的服饰搭配形式，这类上下分体的服饰形式在攻战、行猎等场合广受欢迎。同时，晋地因身居中原，面对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强楚的双重压力，兼容并蓄，与南方博衣宽带的楚地服饰相比较，盛行窄袖适中的深衣风格，并吸收和创新上下分体的传统服饰，以致较早出现衣裤的搭配形式，并造就了其服饰方面婉约和含蓄的艺术风格。

注释：
[1]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 王宇清：《冕服服章制度之研究》，台湾书店，台北，1966。
[3]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8。
[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科学出版社，2010，第301 页。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图10.1，《考古学报》，1982.4。
[6]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1。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8。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白店铸铜遗址》，科学出版社，北京，2012。
[8] 田建文：“侯马地区新发现的两件战国铜壶”，《鉴赏家No.5》，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9] 李夏廷、李劭轩：《晋国青铜艺术图鉴》，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9，第314—315 页。
[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潞城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9。
[11] 徐杰舜：《汉族风俗史》，学林出版社，上海，2004，第169 页。
[12] 李有成：“定襄县中霍村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1997.5。
[13] 同[8]。
[14] 同[9]。
[15] 同[4]，第287-288页。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潞城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9。
[17]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2》，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第61 页。
[1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北京，1986，第59、114 页。
[19] 蒋玄：《长沙——楚民族及其艺术》（第二卷），图版肆玖A，美术考古学社，上海，1950。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第6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