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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署故事三则

  • Update:2013-01-12
  • 陈彦姝,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2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三则小事,官署中布置名家绘画屏风、大量使用金银器皿和官员坐骑的鞍鞯装饰细节,讨论宋代在办公上的经营用心,从中窥见一时代之文化风尚、生活习俗和礼仪规范。

如今的大企业普遍重视办公室文化,希望大至环境氛围、室内陈设,小到办公用品都能体现出独到的气质品位。不同于今日,古时没有众多的企业、公司,办公最集中的地方是各级官署。细细挖掘,会发现古人在“办公室”的经营上也极富用心,反映着一定时代的文化风尚、生活习俗和礼仪规范。下文拟以两宋为例,谈谈官署在环境布置、器物使用和官员出行仪仗方面的小故事。

一、官署屏风画
在中国古代,两宋的文化素质最高。宋初开始推行的“抑武修文”,激发起空前的读书热情,带来了全社会文化的高涨。“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这四般雅事已经成为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城市中甚至有专门的服务机构为人家代为打理。流俗之下,药铺、茶肆也会悬挂名家画作。而士大夫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身者,知画是个人修养的重要标志,赏画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宋代士大夫工作的官署中也流行着绘画性的装饰,屏风即为典型代表。
早在南唐时期,中书省的屏风不过是用皂罗裱糊,取的是护眼养生之功效。因为时人相信,五色之中只有黑色于目无损。这一做法为王安石所继承,他在位时,官署内的屏障都是使用皂罗。[1]当然,除了养生,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王安石本人一向节俭。但是,时代的风尚却是任用知名画家在重要衙署的屏风或者壁面作画。黄筌曾为后蜀宫室的屏风画双鹤花竹怪石,被命名为“双鹤厅”,南壁又画湖滩山水双鹭。张咏平蜀之后,依然保留黄荃画作,更名为“画厅”。[2]
宋袭唐制,设有翰林学士院,负责起草朝廷的制诰、赦敕、国书以及宫廷所用文书等。淳化二年(991 年),太宗手书“玉堂之署”,令苏易简悬于学士院正厅厅额。[3] 自此,“玉堂”成为翰林学士院的代称。这里是精英知识分子和最高士人群体的汇集地,装饰上格外讲究,壁画、屏风往往是名家手笔。例如,随李煜北上的巨然曾在学士院北壁绘制《烟岚晓景图》,时人称赞不已。[4] 当时,李成、巨然均以山水闻名,李成画作流布较广,见于私家收藏。而巨然之笔,据说仅此一处,因此显得特别珍贵。[5]
另一位能在玉堂留下墨宝的是以文采风流著称的苏轼。他喜爱潘阆清逸出尘的《忆余杭词》,于是亲自书于玉堂屏风。随后,石延年又让画工依诗意配图。[6]
元丰改制之后,对官署进行调整改建,装修也有新的规制。照壁和屏风舍弃纸糊,全用重布,装饰内容因官署的职能性质而内外有别。设于外部的政令执行机构尚书省及六曹,题材是书写《周礼》,意在强调效法《周礼》的精神以执行新法;设于禁中的中书、门下省,枢密、学士院则指定郭熙负责绘画树石,其中艺术水平最高的画作还是在文人汇集的学士院,那是一幅《春江晓景图》。[7]
从题材看,除了《周礼》,用于官署壁屏装饰的画作多是山水寒林一类,巨然、燕肃、郭熙等均是以此为题。这是宋代厅堂屏风流行的装饰主题,在传世的绘画上得到一再体现。宋人《孝经图》(图1)《十八学士图》(图2)中均可见到,只是有的为了配合画意,将场景设在了室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郭熙《早春图》(图3),从其158.3 厘米×108.1 厘米的规格上推测,当年很可能就是用于厅堂摆置的大屏风。此画构图阐释了郭熙《林泉高致》中“三远法”的理论,隔着云雾,两座山峰在远景突起,居中矗立,下临深渊,是谓“高远”。
左侧平坡逶迤,有千里之遥,是谓“平远”。山体两侧的谷间有溪涧潺潺流出,表现山坳的纵深,是谓“深远”。近、中、远三景的主山置于画幅的中轴线上,气势突兀,成功表现了初春时北方高山大壑的雄伟气势。由于这些画作往往是名家手笔,出于艳羡钦慕或利益驱使,监守自盗的事件常有发生。仁宗景祐年间,燕肃在太常寺厅画的寒林屏风就引来过家贼。[8]
元丰改制时的大量建设又引出“空置”问题,由于任命官员少,中书、门下省看守空房的老卒竟然割取屏风画。只是这次他们看中的竟然不是郭熙手笔,而是承托绘画的重布,由此带来的毁伤着实令人叹息。

1. 孝经图(局部)

2. 宋人十八学士图(局部)


3. 早春图 郭熙


4. 银散盏


5. 文姬归汉图(局部)


6. 狨座

二、公用金银器
宋代社会经济富庶,日常饮食大量使用金银器皿。城市志里记载,北宋汴梁的酒楼里即使一两人的寻常小酌,饮食用具也是重近百两的成套银器。[9] 南宋临安亦是如此,知名酒楼都用“全桌银器皿”,一些只卖散酒不卖食物的小酒铺,还用“银马杓、银大碗”为店幌,其中也有用“银台碗”供客的。[10] 不仅酒楼使用大量金银器皿,富庶人家有重要宴席,也要使用整套的金银器。
平民尚且如此,官府自然只会更盛。北宋徽宗时,诏令路公使库及神霄宫将金银器皿全部送到元丰库,可知各地方衙署内均有公用金银器的存在。[11] 虽然不知道官府金银器的数量,但考虑到宋以冗官为弊、各级官府机构繁多,总数应该不会太少。公家的这些贵重财产,自然成为不法之徒惦记的对象。为官者,或为大盗,如被贬离京的范讽以家贫为由,从翰林院“借”出数千两银器,用于在地方购买田宅。[12] 为吏者,贪图小利,如为转运使江钧掌私厨的小官就曾因盗卖官府的银器而入狱。[13] 当然,公家的东西既属“固定资产”,自然有记号之类的便于检查核对。所以,当中书省发生偷盗事件后,就凭银器上的“中书”字号查找到赃物。[14] 也正是因为可以随时折现,所以遇到饥荒天灾,忧国忧民的辛弃疾就曾拿出公家银器换成米粮,周济百姓。[15]
文献虽记载了官府中有大量公用银器的事实,但并未提到这些器皿在形制上与市井流通者有何区别。因此,考古收获的宋代、尤其是南宋银器虽不少,却很难指认哪些是曾经专供官署使用的。可为一例的是四川南江县玉泉乡欧家河窖藏出土同式九件银花口盏。(图4)这些盏作六瓣葵口形,内外平素无纹,只略起棱。盏口部压印“辅家记”,又錾刻长铭一周:“两司库管银打造到清酒都务散盏一百只,共重百玖拾贰两陆钱半,嘉定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银匠辅显之、李三一监管逯定,范世昌”。可知这批器皿是嘉定二年(1209 年)专为清酒都务打造,共一百只,用的是两司库管银,并标明负责此事的工匠和监管人员姓名。“散盏”是酒器的一种,与承盘搭配,只是盘和盏不成为造型与纹饰一致的“一副”,即不与盘构成固定组合的盏。[16] 就艺术水平而言,这批盏比起宋代那些造型别致、惟妙惟肖地模仿花卉的花盏逊色不少,可贵的是錾刻铭文提供了官用银酒器制造管理的信息。

三、鞍鞯装饰
今日官员出行,配车的品牌、型号,甚至车牌号都透露着官职高低。中国古代有着严格的舆服制度,对于社会不同等级阶层的正式服装、出行车马仪仗有着细致规定。于此,学者们曾有深入研究。这里要谈的,只是彰显“公务员”们身份的个别“细节”,如鞍鞯装饰和附件。
按制,官员鞍鞯要饰以刺绣,绣纹则要体现等级,宋初的制度为宰相、使相绣宝百花,节度使、驸马等绣盘凤杂花。[17] 官府刺绣曾长期交由民间承揽,由于百姓对鞍鞯绣文的等级不甚明了,因此花色上会出现错误。章郇公初入枢府时,御赐的鞍鞯绣工粗糙,于是寻觅工匠重绣,哪知做工虽合格,花纹却是宰相所用。当然,这也被视作章氏随后登上相位的吉兆。[18] 等级更高的材料是织成。所谓织成,是按服用之需,织而成为某种被服或其成段面料,裁造时无须尺量,仅须剪裁和缝缀。红织成制作的鞍複只有在外的使相才能用[19],这不仅要高于他平常在国内规格待遇,甚至很可能连帝王都不会享受到,因为至道二年(996 年),太宗已经传诏,用广绢代替御马马鞍的织成帕。[20] 当时南北对立,赏赐规格如此之高,无非是为任国使的重臣壮行色。直到南宋,织成鞍複还在制作,等级依旧很高。淳熙四年(1177 年),安南国进奉金银器物、犀角象牙,回赐的礼物中就有“乾红地织成戏兽夹鞍複一条”。[21]
宋人《文姬归汉图》(图5)下方有一群骏马,马背上的鞍鞯花色各不相同。中间一匹的鞯最明显,为红色织物,纹样呈横向装饰带用白色间隔。此图虽是汉代故事题材,人物衣着却明显带有宋金时期的特色,故而可为参考。值得注意的还有最前面黑马的障泥,主纹是一只展翅翱翔天鹅,而这正是辽金时期流行的“春水秋山”题材。到了寒冷的冬日,官员们还会换上狨座。狨据说是生活在川中的一种大猴,其背部有金黄色的长毛,保暖效果很好。
今天的动物学专家指出,“狨”可能就是金丝猴。[22] 缝制一件狨座,要取数十片狨皮连缀,因此“价直钱百千”。使用更有等级限制,只有文臣两制、武臣节度使以上许用。基本原则是顺应气温变化,每年九月乘、三月撤。具体使用的日子就要视宰相而定,“宰相乘则皆乘,徹(撤)亦如之”。狨座的背面通用紫绮,周围再缘以簇四金鵰法锦,不再以织物的材质、图案区分等级高下。冬日用狨座是身份的象征,于是一位升迁有望的官员预先为自己备置下了,结果却因此得了个“躁进”的罪名,反遭责罚,成为一时笑谈。[23]
其实狨座在宋代的使用限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宋初,工商庶人屡有僭越,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 年)才禁止;到天禧元年(1017 年),“始定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坐,余悉禁”;宣和末,遍赐诸王,并规定“待制、中书舍人以上皆坐狨”,蔡京当权时,就以一家有十三幅狨座为荣。[24] 再后来,到了南宋初,仍是“文臣自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25] 可知,其使用经历了由庶人、庶官可乘到只有品官、高级品官可乘的过程。限制的日渐严格,主要还是由于原料难得,为求狨皮而造成的采捕对动物种群带来伤害。
传世的《春宴图》,旧题唐人实为南宋画作,绘画的主题是唐太宗年间十八学士集会宴饮的场景。图中仆役牵着两匹骏马,马鞍之上附加的坐垫绵密厚实,有着长长的绒毛,或许就是所谓的狨座。(图6)
不论鞍鞯刺绣还是冬日的狨座,其社会功用都在于明尊卑、别高下,促使官员在“办公”生活中时刻谨记礼仪秩序,而这正是古代中国严格舆服制度的目的。
以上三则只是宋代官署生活中的点滴小事,透露的是古人关于“办公文化”的思考。任命著名画家为正堂屏风作画,旨在营造办公环境中的整体文化氛围,体现着宋人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以贵重的金银器作为日常饮食用具,既是时代风尚所致,也维持着官家的身份与地位。而官员出行坐骑的装饰细节,则是与等级社会中讲究礼仪规范相适应。通过对政府“办公室”大到环境氛围,小至器用、装饰的设计,树立的是一个等级明确、物阜民丰、极具文化修养的国家面貌。

注释:
[1] 张师正:《倦游杂录·皂屏养目》,《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第726 页:“ 凡视五色皆损目,惟黑色于目无损,李氏有江南日,中书皆用皂罗糊屏风,所以养目也。王丞相介父在政府,亦以皂罗糊屏幛。(《说郛》卷十四、卷三十七)”
[2] 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394 页:“淳化甲午,李顺乱蜀,张乖崖镇之。伪蜀僭侈,其宫室规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为之。公至则尽损之,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楼,楼前有堂,堂之屏乃黄筌画双鹤花竹怪石,众名曰“双鹤厅”,南壁有黄氏画湖滩山水双鹭。二画妙格冠于两川。贼锋既平,公自坏壁尽置其画为一堂,因名曰‘画厅’。”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中华书局,北京,2004,第728 页:“又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书召易简付之,牓于厅额,上曰:‘此永为翰林中美事。’易简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荣也。’”
[4] 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二《山水林木门》:“沙门巨然,亦江宁人,受业于本郡开元寺,攻画山水。伪唐李煜归命,巨然随至京师,居于开宝寺,投谒在位,遂有声誉。画烟岚晓景于学士院壁, 当时称绝。……”《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5]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18页:“近时名画,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赵昌花果。成官至尚书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笔,惟学士院玉堂北壁独存,人间不复见也。”
[6]《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一十四《词话(宋一)》:“潘逍遥狂逸不羁,往往有出尘之语,自制《忆余杭词》三首,一时盛传。东坡爱之,书于玉堂屏风,石曼卿使画工绘之作图。(古今词话)”《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7]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506 页:“元丰既新官制,建尚书省于外,而中书、门下省,枢密、学士院,设于禁中,规模极雄丽。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纸糊。尚书省及六曹皆书《周官》,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皆郭熙一手画,中间甚有杰然可观者。而学士院画《春江晓景》为尤工。后两省除官未尝足,多有空闲处,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窃毁盗取。徐择之为给事中,时有窃其半屏者,欲付有司,会窃处有刃痕,议者以禁廷经由,株连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毁者浸多,亦可惜也。”
[8]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965 页:“太常寺旧在兴国坊,旧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肃判寺,厅事画寒林屏风,时称绝笔,其后为判寺好事者窃取之。……”
[9]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酒楼》,中华书局,北京,1982, 第127 页:“ 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 即银近百两矣。”
[10]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酒肆》,三秦出版社, 西安,2004,第235 页:“ 且杭都如康、沈、施厨等酒楼店,及荐桥丰禾坊王家酒店、暗门外郑厨分茶酒肆,俱用全桌银器皿沽卖,更有碗头店一二处,亦有银台碗沽卖,于他郡却无之。”
[11] 脱脱:《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下一·会计》,中华书局,北京,1977,第4373 页:“靖康元年,诏诸路公使库及神霄宫金银器皿,所在尽输元丰库。”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五《仁宗景祐元年》, 中华书局,北京,2004,第2703 页:“(十月)新广东转运使庞籍言,昨为御史,奏弹吴守则、范讽交通尚继斌事,讽既出守兖州,乃绐言家贫,假翰林银器数千两自随,而增产于齐州,市官田,亏平估,请并行按劾。诏讽以所假银器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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