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署故事三则

如今的大企业普遍重视办公室文化，希望大至环境氛围、室内陈设，小到办公用品都能体现出独到的气质品位。不同于今日，古时没有众多的企业、公司，办公最集中的地方是各级官署。细细挖掘，会发现古人在“办公室”的经营上也极富用心，反映着一定时代的文化风尚、生活习俗和礼仪规范。下文拟以两宋为例，谈谈官署在环境布置、器物使用和官员出行仪仗方面的小故事。

一、官署屏风画
在中国古代，两宋的文化素质最高。宋初开始推行的“抑武修文”，激发起空前的读书热情，带来了全社会文化的高涨。“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这四般雅事已经成为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城市中甚至有专门的服务机构为人家代为打理。流俗之下，药铺、茶肆也会悬挂名家画作。而士大夫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身者，知画是个人修养的重要标志，赏画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宋代士大夫工作的官署中也流行着绘画性的装饰，屏风即为典型代表。
早在南唐时期，中书省的屏风不过是用皂罗裱糊，取的是护眼养生之功效。因为时人相信，五色之中只有黑色于目无损。这一做法为王安石所继承，他在位时，官署内的屏障都是使用皂罗。[1]当然，除了养生，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王安石本人一向节俭。但是，时代的风尚却是任用知名画家在重要衙署的屏风或者壁面作画。黄筌曾为后蜀宫室的屏风画双鹤花竹怪石，被命名为“双鹤厅”，南壁又画湖滩山水双鹭。张咏平蜀之后，依然保留黄荃画作，更名为“画厅”。[2]
宋袭唐制，设有翰林学士院，负责起草朝廷的制诰、赦敕、国书以及宫廷所用文书等。淳化二年（991 年），太宗手书“玉堂之署”，令苏易简悬于学士院正厅厅额。[3] 自此，“玉堂”成为翰林学士院的代称。这里是精英知识分子和最高士人群体的汇集地，装饰上格外讲究，壁画、屏风往往是名家手笔。例如，随李煜北上的巨然曾在学士院北壁绘制《烟岚晓景图》，时人称赞不已。[4] 当时，李成、巨然均以山水闻名，李成画作流布较广，见于私家收藏。而巨然之笔，据说仅此一处，因此显得特别珍贵。[5]
另一位能在玉堂留下墨宝的是以文采风流著称的苏轼。他喜爱潘阆清逸出尘的《忆余杭词》，于是亲自书于玉堂屏风。随后，石延年又让画工依诗意配图。[6]
元丰改制之后，对官署进行调整改建，装修也有新的规制。照壁和屏风舍弃纸糊，全用重布，装饰内容因官署的职能性质而内外有别。设于外部的政令执行机构尚书省及六曹，题材是书写《周礼》，意在强调效法《周礼》的精神以执行新法；设于禁中的中书、门下省，枢密、学士院则指定郭熙负责绘画树石，其中艺术水平最高的画作还是在文人汇集的学士院，那是一幅《春江晓景图》。[7]
从题材看，除了《周礼》，用于官署壁屏装饰的画作多是山水寒林一类，巨然、燕肃、郭熙等均是以此为题。这是宋代厅堂屏风流行的装饰主题，在传世的绘画上得到一再体现。宋人《孝经图》（图1）《十八学士图》（图2）中均可见到，只是有的为了配合画意，将场景设在了室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郭熙《早春图》（图3），从其158.3 厘米×108.1 厘米的规格上推测，当年很可能就是用于厅堂摆置的大屏风。此画构图阐释了郭熙《林泉高致》中“三远法”的理论，隔着云雾，两座山峰在远景突起，居中矗立，下临深渊，是谓“高远”。
左侧平坡逶迤，有千里之遥，是谓“平远”。山体两侧的谷间有溪涧潺潺流出，表现山坳的纵深，是谓“深远”。近、中、远三景的主山置于画幅的中轴线上，气势突兀，成功表现了初春时北方高山大壑的雄伟气势。由于这些画作往往是名家手笔，出于艳羡钦慕或利益驱使，监守自盗的事件常有发生。仁宗景祐年间，燕肃在太常寺厅画的寒林屏风就引来过家贼。[8]
元丰改制时的大量建设又引出“空置”问题，由于任命官员少，中书、门下省看守空房的老卒竟然割取屏风画。只是这次他们看中的竟然不是郭熙手笔，而是承托绘画的重布，由此带来的毁伤着实令人叹息。

1. 孝经图（局部）

2. 宋人十八学士图（局部）

3. 早春图 郭熙

4. 银散盏

5. 文姬归汉图（局部）

6. 狨座

二、公用金银器
宋代社会经济富庶，日常饮食大量使用金银器皿。城市志里记载，北宋汴梁的酒楼里即使一两人的寻常小酌，饮食用具也是重近百两的成套银器。[9] 南宋临安亦是如此，知名酒楼都用“全桌银器皿”，一些只卖散酒不卖食物的小酒铺，还用“银马杓、银大碗”为店幌，其中也有用“银台碗”供客的。[10] 不仅酒楼使用大量金银器皿，富庶人家有重要宴席，也要使用整套的金银器。
平民尚且如此，官府自然只会更盛。北宋徽宗时，诏令路公使库及神霄宫将金银器皿全部送到元丰库，可知各地方衙署内均有公用金银器的存在。[11] 虽然不知道官府金银器的数量，但考虑到宋以冗官为弊、各级官府机构繁多，总数应该不会太少。公家的这些贵重财产，自然成为不法之徒惦记的对象。为官者，或为大盗，如被贬离京的范讽以家贫为由，从翰林院“借”出数千两银器，用于在地方购买田宅。[12] 为吏者，贪图小利，如为转运使江钧掌私厨的小官就曾因盗卖官府的银器而入狱。[13] 当然，公家的东西既属“固定资产”，自然有记号之类的便于检查核对。所以，当中书省发生偷盗事件后，就凭银器上的“中书”字号查找到赃物。[14] 也正是因为可以随时折现，所以遇到饥荒天灾，忧国忧民的辛弃疾就曾拿出公家银器换成米粮，周济百姓。[15]
文献虽记载了官府中有大量公用银器的事实，但并未提到这些器皿在形制上与市井流通者有何区别。因此，考古收获的宋代、尤其是南宋银器虽不少，却很难指认哪些是曾经专供官署使用的。可为一例的是四川南江县玉泉乡欧家河窖藏出土同式九件银花口盏。（图4）这些盏作六瓣葵口形，内外平素无纹，只略起棱。盏口部压印“辅家记”，又錾刻长铭一周：“两司库管银打造到清酒都务散盏一百只，共重百玖拾贰两陆钱半，嘉定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银匠辅显之、李三一监管逯定，范世昌”。可知这批器皿是嘉定二年（1209 年）专为清酒都务打造，共一百只，用的是两司库管银，并标明负责此事的工匠和监管人员姓名。“散盏”是酒器的一种，与承盘搭配，只是盘和盏不成为造型与纹饰一致的“一副”，即不与盘构成固定组合的盏。[16] 就艺术水平而言，这批盏比起宋代那些造型别致、惟妙惟肖地模仿花卉的花盏逊色不少，可贵的是錾刻铭文提供了官用银酒器制造管理的信息。

三、鞍鞯装饰
今日官员出行，配车的品牌、型号，甚至车牌号都透露着官职高低。中国古代有着严格的舆服制度，对于社会不同等级阶层的正式服装、出行车马仪仗有着细致规定。于此，学者们曾有深入研究。这里要谈的，只是彰显“公务员”们身份的个别“细节”，如鞍鞯装饰和附件。
按制，官员鞍鞯要饰以刺绣，绣纹则要体现等级，宋初的制度为宰相、使相绣宝百花，节度使、驸马等绣盘凤杂花。[17] 官府刺绣曾长期交由民间承揽，由于百姓对鞍鞯绣文的等级不甚明了，因此花色上会出现错误。章郇公初入枢府时，御赐的鞍鞯绣工粗糙，于是寻觅工匠重绣，哪知做工虽合格，花纹却是宰相所用。当然，这也被视作章氏随后登上相位的吉兆。[18] 等级更高的材料是织成。所谓织成，是按服用之需，织而成为某种被服或其成段面料，裁造时无须尺量，仅须剪裁和缝缀。红织成制作的鞍複只有在外的使相才能用[19]，这不仅要高于他平常在国内规格待遇，甚至很可能连帝王都不会享受到，因为至道二年（996 年），太宗已经传诏，用广绢代替御马马鞍的织成帕。[20] 当时南北对立，赏赐规格如此之高，无非是为任国使的重臣壮行色。直到南宋，织成鞍複还在制作，等级依旧很高。淳熙四年（1177 年），安南国进奉金银器物、犀角象牙，回赐的礼物中就有“乾红地织成戏兽夹鞍複一条”。[21]
宋人《文姬归汉图》（图5）下方有一群骏马，马背上的鞍鞯花色各不相同。中间一匹的鞯最明显，为红色织物，纹样呈横向装饰带用白色间隔。此图虽是汉代故事题材，人物衣着却明显带有宋金时期的特色，故而可为参考。值得注意的还有最前面黑马的障泥，主纹是一只展翅翱翔天鹅，而这正是辽金时期流行的“春水秋山”题材。到了寒冷的冬日，官员们还会换上狨座。狨据说是生活在川中的一种大猴，其背部有金黄色的长毛，保暖效果很好。
今天的动物学专家指出，“狨”可能就是金丝猴。[22] 缝制一件狨座，要取数十片狨皮连缀，因此“价直钱百千”。使用更有等级限制，只有文臣两制、武臣节度使以上许用。基本原则是顺应气温变化，每年九月乘、三月撤。具体使用的日子就要视宰相而定，“宰相乘则皆乘，徹（撤）亦如之”。狨座的背面通用紫绮，周围再缘以簇四金鵰法锦，不再以织物的材质、图案区分等级高下。冬日用狨座是身份的象征，于是一位升迁有望的官员预先为自己备置下了，结果却因此得了个“躁进”的罪名，反遭责罚，成为一时笑谈。[23]
其实狨座在宋代的使用限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宋初，工商庶人屡有僭越，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 年）才禁止；到天禧元年（1017 年），“始定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坐，余悉禁”；宣和末，遍赐诸王，并规定“待制、中书舍人以上皆坐狨”，蔡京当权时，就以一家有十三幅狨座为荣。[24] 再后来，到了南宋初，仍是“文臣自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25] 可知，其使用经历了由庶人、庶官可乘到只有品官、高级品官可乘的过程。限制的日渐严格，主要还是由于原料难得，为求狨皮而造成的采捕对动物种群带来伤害。
传世的《春宴图》，旧题唐人实为南宋画作，绘画的主题是唐太宗年间十八学士集会宴饮的场景。图中仆役牵着两匹骏马，马鞍之上附加的坐垫绵密厚实，有着长长的绒毛，或许就是所谓的狨座。（图6）
不论鞍鞯刺绣还是冬日的狨座，其社会功用都在于明尊卑、别高下，促使官员在“办公”生活中时刻谨记礼仪秩序，而这正是古代中国严格舆服制度的目的。
以上三则只是宋代官署生活中的点滴小事，透露的是古人关于“办公文化”的思考。任命著名画家为正堂屏风作画，旨在营造办公环境中的整体文化氛围，体现着宋人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以贵重的金银器作为日常饮食用具，既是时代风尚所致，也维持着官家的身份与地位。而官员出行坐骑的装饰细节，则是与等级社会中讲究礼仪规范相适应。通过对政府“办公室”大到环境氛围，小至器用、装饰的设计，树立的是一个等级明确、物阜民丰、极具文化修养的国家面貌。

注释：
[1] 张师正：《倦游杂录·皂屏养目》，《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第726 页：“ 凡视五色皆损目，惟黑色于目无损，李氏有江南日，中书皆用皂罗糊屏风，所以养目也。王丞相介父在政府，亦以皂罗糊屏幛。（《说郛》卷十四、卷三十七）”
[2] 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394 页：“淳化甲午，李顺乱蜀，张乖崖镇之。伪蜀僭侈，其宫室规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为之。公至则尽损之，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楼，楼前有堂，堂之屏乃黄筌画双鹤花竹怪石，众名曰“双鹤厅”，南壁有黄氏画湖滩山水双鹭。二画妙格冠于两川。贼锋既平，公自坏壁尽置其画为一堂，因名曰‘画厅’。”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中华书局，北京，2004，第728 页：“又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书召易简付之，牓于厅额，上曰：‘此永为翰林中美事。’易简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荣也。’”
[4] 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二《山水林木门》：“沙门巨然，亦江宁人，受业于本郡开元寺，攻画山水。伪唐李煜归命，巨然随至京师，居于开宝寺，投谒在位，遂有声誉。画烟岚晓景于学士院壁， 当时称绝。……”《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5]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18页：“近时名画，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赵昌花果。成官至尚书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笔，惟学士院玉堂北壁独存，人间不复见也。”
[6]《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一十四《词话（宋一）》：“潘逍遥狂逸不羁，往往有出尘之语，自制《忆余杭词》三首，一时盛传。东坡爱之，书于玉堂屏风，石曼卿使画工绘之作图。（古今词话）”《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7]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506 页：“元丰既新官制，建尚书省于外，而中书、门下省，枢密、学士院，设于禁中，规模极雄丽。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纸糊。尚书省及六曹皆书《周官》，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皆郭熙一手画，中间甚有杰然可观者。而学士院画《春江晓景》为尤工。后两省除官未尝足，多有空闲处，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窃毁盗取。徐择之为给事中，时有窃其半屏者，欲付有司，会窃处有刃痕，议者以禁廷经由，株连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毁者浸多，亦可惜也。”
[8]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965 页：“太常寺旧在兴国坊，旧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肃判寺，厅事画寒林屏风，时称绝笔，其后为判寺好事者窃取之。……”
[9]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酒楼》，中华书局，北京，1982， 第127 页：“ 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 即银近百两矣。”
[10]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酒肆》，三秦出版社， 西安，2004，第235 页：“ 且杭都如康、沈、施厨等酒楼店，及荐桥丰禾坊王家酒店、暗门外郑厨分茶酒肆，俱用全桌银器皿沽卖，更有碗头店一二处，亦有银台碗沽卖，于他郡却无之。”
[11] 脱脱：《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下一·会计》，中华书局，北京，1977，第4373 页：“靖康元年，诏诸路公使库及神霄宫金银器皿，所在尽输元丰库。”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五《仁宗景祐元年》， 中华书局，北京，2004，第2703 页：“（十月）新广东转运使庞籍言，昨为御史，奏弹吴守则、范讽交通尚继斌事，讽既出守兖州，乃绐言家贫，假翰林银器数千两自随，而增产于齐州，市官田，亏平估，请并行按劾。诏讽以所假银器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