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津商号印章

 当前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大中小城市中，商铺店号让人应接不暇，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在外观的形式设计上，或长或方的版式上除了字体大小、颜色、底纹略有不同外，其余几无差别，这与大小商家在火热的市场竞争中力争脱颖而出的愿望不相符。反观中国古代的商号店铺牌匾字号，个性鲜明突出，即便是小小的商号印章也是各具特色，设计、功能、文化兼而有之，从中折射出浓厚的地域人文气息和悠久绵长的历史感。
印章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艺术形式之一，最早可追溯至三千七百多年前的殷代。由于商品交换日益频繁, 印章也随之应运而生。印章产生最初，是经商过程中的一种凭信手段。《周礼·掌节》中提到“货贿用玺节”[1]，这说明印章是用于商贸的。商号印章即古代各类商号所用的印章（具有现在公章的性质），是当时商号用来盖在凭证、广告、货单等单据上的印章。
但目前商号印章在学术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书籍资料中在印章分类中甚至没有商号印章这一类别。可是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商号印章无论在视觉效果上、文化内涵上、功能效用上都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本文着重选取了天津市档案馆藏清代商号印章[2] 为对象，讨论当代设计应如何借鉴商号印章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巧妙结合的经验。

一、天津市档案馆藏商号印章概况
天津市档案馆藏的商号印章是1907年至1911 年间出现在天津一带各类商铺的商号印章，共1702 枚，主要采取文字形式、图文结合形式等，其中图文结合形式的商号印章多达962 枚，占总数的半数以上，从中可看出图文结合是当时商号印章较为普及的款式。图文结合形式的商号印章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类似碑形、牌匾形且有万字、回形纹等装饰纹样的方形或竖长方形框内标商号名称；一类是生活器物造型的铜钱、卷轴、宝瓶、葫芦、暗八仙、八吉祥造型内标注商号名称；第三类植物花草形状的梅花、莲花、竹叶以及组合在一起的“四君子”、“岁寒三友”图形内标注商号名称。（图1-6）此外，以动物形为外框设计的商号印章比较少，只有一枚鸟形象的商号印章，是一家名为同义堂的染业店铺。（图7）

按行业覆盖率来讲，无装饰的单一文字或几何边框形内标商号名称的商号印章使用比较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行业。图文结合的商号印章中，艾叶纹和“四君子”纹样又明显多于其它样式。

二、图文结合印章外框的表现方式
1. 图样灵活多变
相较于古代印章以文字为主的单一表现，图文结合方式的印章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内容上都丰富了许多。传统印章局限在或方或圆的外框形状内，在视觉效果上稍嫌呆板。花形印章突破了死板的外框限制，印形方面，或者呈艾叶形状，或者呈半封闭的不规则形状，或者呈宝葫芦形状……这就大大活跃了印章的视觉效果，使之具有了生命力。印章外框有各种不同的形象组合，仅 “四君子”图样在印章外框的表达手法就有数十种。有的变化是在梅兰竹菊四物的排列顺序上，有的变是在绘画手法上，有的变化是在纹样设计上……各有千秋。
2. 花样统一却各不相同
虽然这些印章的外框可以明确地分为几大类别，但是每一个类别下的印章是有差异的。举最为常见的艾叶为例，有的印章中艾叶的叶尾卷曲角度较大，有的无叶尾；有的印章中艾叶叶柄突出，有的印章中艾叶无叶柄；有的印章中艾叶叶脉白印较多，有的叶脉处与其他图形结合，等等。在同中求异，是各商号极力凸显自己的一种手段。
3. 以图寓意
吉祥图案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美术形式，源于西周，始于秦汉。[3] 它丰富的内涵，美好的愿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吉祥图案寓意吉祥的内涵，有别于一般的装饰图案，每一个吉祥图案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抽象的概念。如宝瓶这一元素在商号印章中的运用也是借鉴了吉祥图案。宝瓶中插入三支戟，借宝瓶和戟的谐音，寓意“平升三级”的意思。艾叶纹样的商号图章同样也是借鉴了艾叶的吉祥寓意，艾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招百福，驱难邪的美好寓意，所以很多商号利用它蕴含的文化底蕴，来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再如“四君子”这一纹样在商号图章中的运用也是借鉴了中国书画中梅兰竹菊象征的傲骨、幽雅、坚定、淡泊的境界。
4. 中西结合
商号印章若直接采用外来因素，恐民众会产生抵触心理；若不采用，又会墨守陈规，无法凸显自身的个性，也无法顺应时代潮流。因此商家会考虑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入外来因素，既顺应了市场的需求，又不脱离民众。因此，在1908 年天津德汇洋行的商号中出现了两枚西方风格明显的印章。（图8、9）
这两枚印章是采用西方国家的邮政戳章的形式，颜色也突破了常规的红色印泥形式，而是选取了西方常用的蓝色。蓝色用于印记，目前有物可证的是古埃及第三王朝（公元前3000 年）时期，信件上印有红色和蓝花的戳记（实物收藏在埃及开罗博物馆）。在中国古代，印章普遍采用红色印泥，除非家中有父母亡故者会在短时期使用蓝色表示守孝。
天津德汇洋行的这两枚西方风格的印章外围是商号的英文名称和天津市的英文名称，内围是德汇洋行的繁体名称。有趣的是，外围的英文字母排列是按照国际通用的自左向右，而内围的中文却是按照中国行文方式自右向左，完全不同的文化习惯和谐地共存于一枚印章中，冲突中有调适，最终达到完美统一的视觉效果。更值得一提的是1910 年的嘉伦书局的印章（图10），将中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得更为巧妙。其形式是采用西方国家的邮戳形式，但是颜色是采用了中国印章中常用的红色，无论是围绕在外围的文字还是内围的文字都是中文，皆采用中文的行文方式，即自右向左的文字排列。从这枚图章的设计中还能管窥中国现代图章发展的早期雏形。

三、图文结合印章外框的作用
1. 美化装饰
装饰是常见的艺术加工的手法，是一种艺术方式，它以秩序化、规律化、程式化、理想化为要求，改变和美化事物，形成合乎人类需要，与人类审美、理想相统一相和谐的美的形态。[4] 纹样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装饰，商号印章中大量运用纹样和图案来丰富和美化单薄的视觉效果。商号印章借外框中装饰与文字的有机结合使印章成为统一、和谐的整体，丰富了其艺术形象，扩大了其艺术表现力，增强了视觉审美。完美的装饰与客体的功能紧密结合，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2. 防伪功能
印章自出现起就存在一定的防伪措施，古代印章一般是刻在边款位置的。[5]印章是手工雕刻，刀法也就形成了重要的防伪信息。因为不同的雕刻者运刀方式有所不同，每枚印章的防伪效果也就大不相同。
明清时期商业活动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印章的大面积使用，商号印章已经成了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信誉凭据。清代晚期，纸币的使用范围和数量剧增，印章的使用也更加频繁。此时印章的功能不仅仅是信用凭据了，另一个主要功能也开始显现出来，那就是防伪。印章为手工雕刻，同一款式的印章没有完全一致的，但主题内容必须相同，这促使印章的雕刻也更加复杂和精细。印章的使用也开始由单枚使用向多枚成套齐用的方式转变，以增强防伪功能。这时商家使用手段将整体印面的艺术效果提升，这类印章刻制得更是精美绝伦。即采用民间寓意图案，或者表达人们美好愿望的吉祥纹样，如琴棋书画、松竹梅等，本文研究的商号图章大部分是采用这种手法防伪的。元朝的花押出现也是因为防伪需要，所以在印刻的时候极尽变化，难以仿制。商号的印章形状各异，类似于花押。[6] 因此，这种印形本身就具有防伪功能。
在学术界还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商号印章的外框图案和纹路具有防伪功能。古时商号出于商业竞争，恐别家商号仿造其印章，用于仿造自身的商品，破坏商号名誉，就在印章外框刻一下复杂的花纹，主要功效是防止外人仿制。其中还含有一些隐晦的暗记，这些记号只有该商号内部人员可以辨认真伪，其他人是无法窥知的。
3. 贴合大众
印章作为我国传统的示信符号和书画标识，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发扬了印章的装饰功能，更是民族诚信文化的发扬，是承诺和信誉合二为一的应用。商号图章更是在印章发展的基础上加入吉祥图案和寓意纹样，这两种艺术形式皆取自于我国的民间文化，是民众借图案和纹样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艺术形式。商家借用民间文化用作商业功能，主要目的就是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使商业品牌具有亲和力，以此达到商业目的。合理地使用吉祥图案和寓意纹样于商号印章中，更提高了其功能性、社会性和经济价值。

结语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多种文化并存，相互融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民族特色就显得极为重要。清朝末年作为通商口岸的天津商埠所使用的商号印章，在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和吸收外来元素，通过印章的设计，在传递了商号信息的同时，又拉近了与顾客的距离，同时兼具了文化的内涵和亲和力。民国时期天津的商号印章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积极借鉴和吸取外来文化精华方面，无疑为当前中国的现代设计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注释：
[1] 参见史树青主编：《印章》，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2005，第47 页。
[2] 参见天津市档案馆编：《券证遗珍：天津市档案馆藏清代商务文书图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
[3] 范伟：《中国古代广告设计》，岳麓书社，长沙，2004，第63 页。
[4] 李砚祖：《装饰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3，第6 页。
[5] 赵海明：《印章边款艺术》，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5，第6 页。
[6] 程大鲲、夏春冬：“清代文书档案中印信的使用”，《兰台世界》，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