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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消费与时尚传播的互动效应对晚明造物艺术的影响

  • Update:2013-05-01
  • 巩天峰 东南大学
  • 来源: 《装饰》杂志2013年第3期
内容摘要
晚明时期,时尚消费和时尚传播的互动效应已成为影响造物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也反映出晚明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由于消费观念和行为渐呈时尚化的特征,造物艺术也越来越多地藉由社会时尚流行的消费与追逐,来传播和强化其影响,并以此推动造物艺术的发展和技术进步。
* 本文为江苏省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02047c。

有关消费心态对造物艺术的影响,从消费文化研究的角度,“消费动机”应是首要关注的问题。据明崇祯《嘉兴县志》载,其时俗“巾服器用,士子巾帻,内人笄总,特无定式。初或稍高,高不已而碍檐已覆;稍低,低不已而贴额、倏尖、倏浑、乍扁、乍恢;为晋、为唐、为东坡、为乐天、为华阳,靡然趋尚,不知谁为鼓倡而兴,又熟操绳约而一,殆同神化,莫知为之者。”[1] 这种社会生活习俗中出现的“时样”、“时妆”等以“样式”追逐为目的的消费行为,应是基于经济财力增强,为满足更高层次的感官需求,而逐新求变的一种“时尚”消费心态。也就是说晚明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对时尚的追逐仿效已成为社会大众消费的主要动机之一。
晚明时期,这种时尚消费的情形,以苏州为中心,附带江南地域,构成一个辐射全国的时尚效仿传播体系。时作《沈氏日旦》中,对服饰时尚流行的记述,可谓是对这一效仿传播结构的具体描述:“妇女妆饰逐岁一新,而作俑自苏,始杭州效之,以达于东南,而闽、粤、川、贵等风靡,南都效之,以达于西北,而鲁、燕、秦、晋等风靡。”此时的苏州,作为晚明时期造物艺术的中心城市,对全国各地域时尚流行的影响举足轻重,所谓“吴市日鹜新异,趋时者竭蹶勉应。”
为此,常常引起其他地域士人的不满:“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模仿……故苏人常笑吾浙人为“赶不着”,诚哉其赶不着也。”[2] 以“衣被天下”闻名的松江情形亦是如此。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斋丛说》中言道:“年来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波及松江”。
这种时尚仿效流行的情形,甚至波及京城:“帝京妇人……雅以南装自好。官中尖鞋平底,行无履声,虽圣母亦概有吴风。”[3] 关于晚明时期的时尚消费及时尚传播状况,清人徐珂在其《清稗类钞·服饰》中的比拟,甚为妥帖:“妇女妆饰,以苏州为最好,犹欧洲各国之巴黎也。”
由上述情形可知,时尚消费已成为晚明时期造物艺术传播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在这一时尚传播的过程中,时尚消费与时尚传播呈现出一种互动效应。在此效应作用下以苏州为中心形成藉由社会仿效(social emulation)和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而辐射传播的特征,并借此之势,最终以一地之尚影响了整个晚明时期的造物风尚和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
时尚消费的盛行促使时尚流行的传播,而时尚流行的传播则又使得时尚消费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种时尚消费与时尚传播的互动效应,从工艺的角度来看,其对造物艺术的制作与器物貌相等方面均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在器物的制作环节上,由于四方对吴地物品的认可,相应地使需求不断增加,进而促使其手工业益加繁荣和发达。即“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由此,也更加强化和巩固了其造物艺术中心的地位。另外,随着时尚消费和时尚传播的不断强化,许多器物造作行业也日益专业化、市场化。如在纺织业不断繁荣的基础上,为了迎合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市场需求,成衣鞋帽的制作呈现出专业化、商品化,甚至品牌化特征。弘治三年(1490) 进士,吴人黄记其吴地之事曰:“陆化靴,居吴趋坊。吴人,与商于吴者,制屐舄,必之陆。陆之值,视他工倍。人趋之者,制之良也。”[4] 不仅日常器用物品,奢侈工艺品的状况更是如此,以致有“吴中陆子冈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壁之治锡,马勋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等情形的普遍出现。这种专业化、品牌化的器物造作状况所形成的影响,常使一些器物造作以及工艺的文化个性特征日趋突出。因此,当时所谓“苏样”和“苏意”概念的形成和出现,其根本原因应是时尚消费与时尚传播互动效应对造物艺术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谓“苏样”,是晚明时期首先出现于服饰流行风尚中的一种风格描述。而后,“苏样”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了人们物质生活的诸多器物。然而,这种“苏样”并不是简单地仅靠仿效性的购买和使用一两件时尚器物就能实现的,而是有着一套器物使用和配置的方式和规则。以服饰为例,其所谓“苏样”也是由时制巾冠、各式道袍、浅履和精致的手工艺配饰,甚至手中把玩的器物等诸多方面而共同构成,即:“头戴时新密结不长不短骔帽,身穿秋香夹软纱道袍,脚穿元色浅面靴头鞋,白绫袜上,罩着水绿绉纱夹袄,并桃红绉纱裤子。手中拿一柄上赤真金川扇,挂着蜜蜡金扇坠,手指上亮晃晃露着金戒指。浑身轻薄,遍体离披,无风摇摆。”[5] 如此,方可称之为“苏样”时尚装束。随着对“苏样”服饰及器物的效仿使用,人们逐渐对“苏样”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也全面地认可和仿效。正如“浑身轻薄,遍体离披,无风摇摆”的这种做派,“苏意”一词应运而生,并成为当时社会时尚生活中的重要流行词语。
而时人亦常以“苏意”来标榜自己所追摹时尚的纯粹,如“迩来一二少年,浮慕三吴之风,侈谈江左,则高冠博袖,号曰苏意。”[6] 由于时尚追逐的普遍化、大众化,“苏意”一词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也日趋盛行和泛滥,以致“今遂一概稀奇鲜见,动称苏意,而极力效法。”[7]其实,这些称谓的出现,亦是时尚传播过程中,效仿消费和传播创新的互动作用的一种体现。
面对这股强大的时尚消费潮流需求,苏人则以日益求精创新的方式来应对,所谓“造作者以新式诱人,游荡者以巧冶成习。”[8] 以此来引领和创制出从形制到功用更为时尚的生活器物用具,维持和巩固自己时尚潮流引导者的权威。正是在这一时尚消费和流行传播的过程中,苏人以自己的努力和域外的认可,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造物艺术样式和审美品位。“苏样”“苏意”的称谓,无论褒贬,从造物艺术的角度来看,既是以苏州为样板的时尚造物艺术的效仿和传播互动影响的结果,亦是对苏州造物艺术工艺所取得成就的一种肯定。
另外,由于这种时尚仿效的传播,是沿着市场的网络,以商业贸易为依托而进行的,因此这种时尚传播的具体呈现,是一种商品的物流通。而对商品的效仿体现在商业活动中,就是仿制行为的出现。在晚明造物艺术的制作环节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在一些地区作为制造业中心得以强化的同时,新的制造业中心也相继出现。以松江为例,范濂在观察松江地域时尚追摹苏杭及南都的同时,也对当地一些器物造作的变化,进行了详尽记述。如在家具方面:“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棹,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类矣。”[9]名贵式雅的细木家具,松江本地并不生产,而随着经济实力的充实,流行于吴门苏州的这一器物使用时尚亦逐渐蔓延开来,以致本地亦是“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而松江在某特定区域内亦成为此种器物造作的聚集之地。在服饰方面也是如此:“鞋制,初尚南京轿夫营者。郡中绝无鞋店与蒲鞋店,万历以来,始有男人制鞋。后渐轻俏精美,遂广设诸肆于郡治东,而轿夫营鞋始为松之敝帚矣。”又“自宜兴史姓者客于松,以黄草结宕口鞋甚精,贵公子争以重价购之,谓之史大蒲鞋。此后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价始甚贱。土人亦争受其业。近又有凉宕口鞋,而蒲鞋滥觞极矣。”[10] 在这一仿制过程中,因时尚传播带来的造物艺术样式和风格,起初往往以始源地为尚。但在效仿创制的过程中,因当地风俗和需求的差异,会逐渐创造形成具有本地域特色的器物,甚至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时尚,进而向其它区域传播。如:“松江旧无暑袜店,署月间穿毡袜者甚众。
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11] 通过时尚流行在地域间的模效、仿制、创新等方式的互动传播,晚明时期,尤其是万历以后,在江南地域,逐步形成了以苏州的成衣、松江的制袜、杭州的靴帽等具有品牌效应和地域特征的时尚造物中
心。
相对于造物成器活动及生产流通机制的影响,时尚消费和时尚流行传播的互动效应对造物艺术的本体影响则更为直接。这一点,仅从某些具体器物或样式常常出现特定的时尚称谓,其影响可见一斑。万历《滁阳志》载:“男子危冠,其耸或加檐,已而短缩,名‘边鼓’;又或锐颠为莲子,衣长上短下,曰‘磬垂’;又或短上长下,髻则或如螺已,又如笋;甚有如小浮屠者,已或又缩而小,皆不知所从。”“边鼓”、“磬垂”等概念的出现,是社会时尚消费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表现,是对造物艺术物质本体的某些具体特征进行的归纳和提炼,这种概括无疑说明了其在时尚消费生活中的流行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受时尚消费和时尚传播互动效应的影响,具体时尚器物本体的变化亦更为频繁了。其既要跟上时尚更替的脚步,又要维持和凸显自身的特点,在这一博弈中,造物艺术无论从具体的样式,还是抽象的名称都必须时刻处于一种变化不居的状态,所谓“靡然趋尚,不知谁为鼓倡而兴,又熟操绳约而一,殆同神化,莫知为之者。”[12] 由于当时诸多名臣士宦,亦是时尚流行的引领者,如董其昌(1555-1636)由“送终之服”而制“道袍”;张凤翼(1527-1613)创制“网巾”;最负盛名的则属以“好制新样”而闻名时尚界的陈继儒(1558-1639)所制“眉公巾”等等。与上述情形类似,许多时尚物品亦常常以人的名号来命名,即出现了时人所称“物带人号”的现象。此风一起,“郡人争效之”,往往“一月而变国俗”,以至“布价骤高”。时人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中的记述,可谓一语道破了此现象产生的根由:“近日友人陈眉公作花布花缬绫被,及饼饵胡床溲器等物,亦以其字冠之,盖亦时尚使然。”[13] 由此可知,晚明时期造物艺术的器物形制和样式的形成和发展,与此社会风尚的盛行不谓不深。
时尚消费与时尚传播的互动效应对造物艺术的影响,是一个反复不断、循环刺激的过程,而这种刺激随着时尚消费和时尚传播的程度和阶段的不同,对造物艺术的相关方面也发生着相应的市场调节作用。如时尚服饰流行的快速变化,对纺织、成衣制造等行业的运行机制和模式就带来了较强的冲击,为了应对时尚消费市场的变化,晚明时期,造物手工业中出现了“改机行”等许多新的行作。所谓“改机”就是把原属高级织物的缎或纱,改织成较坚实的绸,来适应市场不断变化的喜好与需求,以应对变化不居的时尚流行潮流。类似的情形还有明末杭州出现的“皓纱”,据《江皋杂识》记载,崇祯年间人蒋昆丑,注意到质色厚重并非富人所好,“乃易以花、疏朵、轻薄如纸,携售五都,市廛一哄”,甚至名重京师。

结语
在晚明时期,时尚问题已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造物艺术亦成为当时人们时尚生活的重要标志和载体。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时尚生活潮流中,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亦渐呈时尚化特征,造物艺术也越来越多地藉由社会时尚流行的消费与追逐,来传播和强化其影响。换言之,从某种意义讲是时尚消费和时尚传播的互动效应造就了晚明造物艺术的相关类型和风格特征,并推动了造物艺术的发展和技术进步。

注释:
[1]( 明) 罗烗修、黄承昊纂:崇祯《嘉兴县志》,收入《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卷十五《俚俗》,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崇祯十年刻本影印,1991,第18 页。
[2(] 明)张岱《:琅嬛文集》卷三《又与毅儒八弟》,岳麓书社,1985,第2 页。
[3](明)史玄:《旧京遗事》,收入《笔记小说大观》九编八册,新兴书局,1975,第5122 页。
[4](明)黄:《蓬窗类纪》卷四《果报纪》,《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册127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612 页。
[5](明)天然痴叟:《石点头》第四回《瞿凤奴情愆死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明)《建昌府志》卷一《风俗》,明万历四十年刊本,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影印,第28 页。
[7](明)薛冈:《天爵堂笔余》,收入《明史研究论丛》辑五,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326 页。
[8](明)袁栋:《书隐丛谈》卷十《风俗奢靡》,《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册11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31 页。
[9](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册13,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南京,1983。
[10] 同[9]。
[11] 同[9]。
[12] 同[1]。
[1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玩具·物带人号》,中华书局,北京,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