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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瓷器装饰中的“杨柳式”风格考

  • Update:2013-05-01
  • 张 宁 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3年第3期
内容摘要
“杨柳式”是欧美瓷器中曾较为流行的一种“中国风格”的瓷器装饰画式样。本文对这种装饰画的传播和在欧美的演变进行了论述,并对其基本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指出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在欧美瓷器中开始流行的“杨柳式”虽然在形象方面仍具有“中国风格”,但并非对中国瓷器装饰画的模仿,而是对东方(中国)的一种想象。这种样式也是以瓷器的“中国风格”作为一种营销手段的结果。

 “杨柳式”(Willow Pattern)是中国瓷器中常出现的一种装饰图案。这种装饰手法随着中国瓷器在欧洲的热传和早期模仿,成为了欧洲陶瓷装饰较为重要的装饰图案之一。这种装饰图案在18世纪的英国由雕刻工人仿自中国瓷器,是英国瓷器中较为典型的“中国风格”(chinoiserie)图案,并成为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在欧洲传播的一个典型案例。需要解释的是,英文中的chinoiserie 是建立在欧洲对源于东方(中国)的所有设计风格的一种诠释基础上,而不是直接的模仿。[1] 因此,考证“杨柳式”在欧美瓷器装饰的演变过程,就成为了探讨西方瓷器装饰风格中的“中国风格”的形成及发展。本文对“杨柳式”在欧洲瓷器装饰中的演变过程予以分析,对这种纹样前后变化的内外因素进行新的解读。

一、传播及内容
“杨柳式”在欧洲的传播,国外一些文献中已有专门论及。比如认为“杨柳式”是:“最初通过贸易从中国进入英国的,并随着茶叶在英国上流社会的普及对‘杨柳式’瓷盘的消费需求逐渐加大(更换一个损坏的‘杨柳式’瓷盘的时间约为三年),因此英国开始生产自己的‘杨柳式’瓷盘。”[2] 甚至也有人认为这种样式是十字军(Crusaders)带入英国的。至少在18 世纪80 年代,这种瓷器装饰图样就已经开始被英国瓷器工厂(如Caughley 瓷器厂等)的技师们所采用。甚至这种样式在欧洲最早的传播者亦有记载,如有文献认为约西亚·斯波德(Josiah Spode)在1790 年左右首次采用了这种最初源于中国瓷器装饰画的图样。[3] 此外,另一位陶瓷设计师托马斯·马丁(Thomas Minton,1765-1836) 也被认为是这种样式在早期的推动者。“杨柳式”有其相对固定的基本内容,如文献提及“杨柳式”的主要景物有:“ 一棵垂柳(weepingwillow)、古塔、弯曲的篱笆、结果实的树、桥上有三个或四个人、一条船、一对嬉戏的鸳鸯。”[4](图1)


欧洲各瓷器生产地虽然均有对中国瓷器艺术的模仿或借鉴,但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一点,从1908 年的一份资料中,可知欧洲不同国家瓷器生产厂(地)对中国瓷器装饰样式的借鉴(或模仿)并不相同,如当时英国瓷器装饰中常出现的是“杨柳式”,在德国迈森瓷器装饰中则主要表现为著名的“蓝洋葱式”(blue onion pattern)。因此瓷器装饰的特点在欧洲各国也有所不同:“起初他们(指欧洲人)尽可能地模仿中国的(瓷器)设计,但不久以后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样式。荷兰的代尔夫特以生产青花瓷而闻名。较早的瓷器体现出受中国范式的影响,后期(瓷器)作品的装饰图像则呈现出船、风车等。一些迈森窑青花瓷器就饰以著名的‘洋葱式’。英国的青花瓷与南京的瓷器(风格)非常接近——著名的‘杨柳式’风格。虽然此类瓷盘是由著名的英国艺术家特纳所设计,但这是一种带有中国人传说故事的纯正中国风格。”[5] 该文甚至通过这样一个中国式的传说故事,展现出了“杨柳式”装饰画中的主要故事场景:“1. 河对岸的贫穷男子爱上了富家女,并带其回家行至桥中间的杨柳下(富家女的一个仆人也跟着);2. 富人回家后大怒并急忙乘船去追;3. 私奔的二人非常害怕并祈求上天(神仙)帮助,最后化作鸟飞去并过上永远快乐的生活。”[6](图2)


这其中,画面中的杨柳、桥、3-4个人、(鸳鸯)鸟、河边的房屋,与前文中提及的“杨柳式”大致内容是一致的——只是房屋与古塔不一致。可见,这种描述中国传统故事的“杨柳式”装饰画,具有相对稳定的画面结构关系: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人物与鸟之间的隐喻关系,桥、船与杨柳对画面情境的烘托等。实际上,上述三种构成关系在画面中不只是故事情节的需要,也采用了中国(传统)绘画中常用元素(人、物和景相结合)以表达恋人(缠绵)、鸳鸯(相守)和柳树(轻拂)等充满诗意的情感。从中看出,“杨柳式”并非是强调对杨柳的刻画或对景物的描绘,而是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的要素。不过“杨柳式”中的桥是否为中国瓷器装饰画中原有的内容,有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一般认为,此桥并非源于中国瓷盘,而是后来英国瓷器制造者们后加的内容。”[7]
通过上述分析,能够判断至19 世纪初期英国的瓷器工厂(或作坊)就已经成为“杨柳式”绘画在欧洲的主要传播者。并且“杨柳式”在传播过程中,在内容等方面已经过了较为显著的改变。“ 杨柳式” 是通过英国的瓷器艺人( 工匠), 传播到了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当时英格兰的斯坦福德郡(Staffordshire)已经能够生产各种样式的瓷器,以满足英国及其他国家瓷器爱好者的消费需求。有文献提及, 这时期瓷器的图案主要有:“ 蓝柳(Blue Willow)、亚洲雉鸡(Asiatic Pheasants)和卡诺瓦(Canova)等较为流行的(瓷器装饰)图案……这些设计反映出了在英国和北美正发生着较为显著的社会与装饰的趋向。”[8] 其中提到的“蓝柳”图案,就是指青花瓷器上的“杨柳式”,足见这种图案在18 世纪末已是英国和北美瓷器装饰较为流行的样式了。需要指出的是,“杨柳式”在后来欧洲各主要瓷器工厂的传播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对这种样式的改变和不同变体形式。如19 世纪初时“杨柳式”已经被欧洲主要的瓷器工厂所采纳,其主要生产地如沃尔夫、迈森和卢柯克(Lucock)已经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有着连续的“剑形边纹”(Dagger Border)纹样装饰的 “杨柳式” 变体画。这种饰有“短剑饰边”的瓷盘虽然在边缘部分有所不同,但是在中间图像部分所绘的内容却基本相似:1. 均绘制两棵杨柳(一棵位于桥的上方,另一棵位于桥的下方)的变体“杨柳式”;2. 图像中的建筑均为三层的中式古建(塔楼)。(图2 - 3)需要说明的是,除欧洲瓷器之外,19 世纪初期北美瓷器装饰中的“杨柳式”也同样较为流行。如当时美国纽约水牛城的陶器公司就在普遍生产这种蓝柳图案的磁盘。[9] 从来源上看,国外研究者认为北美的“杨柳式”图案的范式来源于“官样”(Mandarin pattern)而非民间,并且这也是中国瓷器装饰图案在欧美瓷器发展中最为持久的一种类型。从上述分析中可知,“杨柳式”在欧洲的传播是以英国为主要策源地,并在发展中出现了“剑形边纹”的中西融合样式等。

二、对东方的想象
“杨柳式”在欧洲的演变,其实已从外在的形貌和意境(情趣)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甚至在当时,就有西方学者认为这种曾流行于欧美的“杨柳式”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如1875 年一篇介绍中国瓷器的文章,就提到了这一观点:“中国人对我们粗制滥造的制品并不欣赏,虽然北京的一个店主给作家拿出了一个出自英格兰的蓝‘杨柳式’瓷盘。该瓷盘作为‘古董’仅售1.5 美元,他们似乎并没有发现这是我们对他们自己(瓷器上)‘杨柳式’的模仿。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在适应中国设计(尤其是边缘的稀奇古怪物品)方面,对于这些天赋之人我们只能是望尘莫及。”[10] 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这种瓷器的装饰样式,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和文化意义却是截然不同的——足见这种装饰画样式在东西方间存在的差异较为显著。甚至蓝色“杨柳式”的瓷盘:“作为英国社会最为流行的手工艺品,直观而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的风景及精美的瓷器,并且已经成为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11]
实际上,“杨柳式”在东西方瓷器装饰中所体现的文化意义,要比外在的形式及其绘制技巧存在更大的差异性:在东方,这种故事画的范式所表达的是一种审美的意境;在西方,所表达的是外在的模仿和想象中的东方(自然与人文)景观——以自己为(中心)主体,想象东方(中国)应该是什么样而不是东方本身是怎样的。这也正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指的在西方人心目中形成的“东方文化”(orientalization)了的东方——然而这却不是真正的东方。由此可见,“杨柳式”同样也具有浓郁的东方主义色彩并且是一种“东方观”的体现。也就是说:1. 欧洲流行的“杨柳式”并非是东方(中国)风格的原样;2.“杨柳式”并非真实地反映了东方(中国)的情境及其审美追求;3.“杨柳式”是欧洲上层社会的消费者对东方异域风情追捧下产生的结果;4.“杨柳式”在欧洲的发展与流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视野中的“他者”(others)形象。
同时,商业因素也是。除了审美的因素影响,“杨柳式”在英国的发展与中国瓷器在欧洲的热销有一定的关系。正是英国瓷器制造商们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而有意地将“杨柳式”发展为一种促进瓷盘销售的工具。也就是说,“杨柳式”的发展也同英国瓷器市场的营销战略有密切联系,并且是在中国风格上发展而来的。正如恩斯所言,这种样式:“大约在两百年前,作为在中(国)式餐具市场营销中的一个有力促销工具由英国瓷器制造商们所发明。”[12] 这些事实均说明,“杨柳式”在英国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具有“审美”因素的影响,也有市场因素在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杨柳式”在欧洲瓷器装饰中已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变体。在IWC(International Willow Collectors)的一份资料中认为,传统的“杨柳式”在欧洲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九种不同的变体形式:“1. 标准或传统的样式;2. 两个寺庙Ⅰ型;3. 两个寺庙Ⅱ型;4. 约翰·特纳式(John Turnerwillow);5. 官式(Mandarin);6. 伯里式(Burleigh);7. 布斯式(Booths);8. 伍斯特式(Worcester);9. 广式(Canton,也称广彩)。”[13] 整体而言,无论欧洲瓷器装饰中“杨柳式”分为多少种变体形式,这种装饰画以柳树、桥、建筑、人和鸟所构成的图像特点,甚至到了20 世纪初期仍在继续传承,且仍然是欧洲(尤其是英国)瓷器装饰画中的主要类型之一。如英国皇家伍斯特瓷器厂(Royal Worcester Porcelain)生产的瓷器就常采用“杨柳式”和“蓝龙式”(Blue Dragon)等中国风格的装饰画。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杨柳式”是在欧洲瓷器装饰设计的发展中经过了新的演变而成,并形成了不同于中国(瓷器装饰)的一种艺术语言。在持续2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是西方瓷器装饰最为流行的样式之一。尽管欧洲的“杨柳式”在形象、意境和文化指向等方面与中国瓷器装饰风格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仍能够从中发现对于东方(中国)带有想象的描绘。对“中国风格”的追求和市场销售因素,是“杨柳式”在欧洲得到不断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杨柳式”无疑是了解自18 世纪末以来,欧洲瓷器装饰艺术盛行“中国风格”的一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