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袍与女真袍

 金在某些方面承辽制，此可见于文献记载。如“金初得辽之仪物，既而克宋，于是乎有车辂之制”。[1] 在服饰方面亦如是，《金史》载：“妇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编绣全枝花，周身六襞积。……年老者以皂纱笼髻如巾状，散缀玉钿于上，谓之玉逍遥。此皆辽服也，金亦袭之。”[2] 有学者据此对辽代契丹服饰作了一些推断。如王青煜先生文中曾述，“史云：‘至于衣服，尚袭旧俗……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金袭辽俗，由此即可证明契丹人的袍服款式也无贫富、贵贱之差异了。”[3]
但在认可史籍记载的同时，学者也时常为此困惑不已，因为服装是人类物质文明中较为特殊的组成部分，其对人类的外观表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契丹人和女真人在外观上到底有何差别？这种困惑在面对五代两宋时期的“人马画”时表现尤为明显。“人马画”中有一些描绘少数民族形象的画作，图中所绘人物究竟为契丹人还是女真人这个问题，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因为人物的族属是画作年代和作者的重要判断依据之一。目前，髡发样式已成为判断族属的主要依据。然而，除了发式以外[4]，二者在服装上是否还有其他差别，可作为甄别的依据？就此，本文对契丹人和女真人普遍使用的袍服，作一比较研究，盼能为学界提供一些新思路。

一、考古所见的契丹袍
关于契丹袍的特征，文献中的描述较为有限，且基本可归纳为两点：袍身窄小和衣襟左衽，可见其颇具代表性。另有一些色名记载。例如《辽史·仪卫志》载：“公服：……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常服：……绿花窄袍，中单多红绿色。田猎服：……蕃汉诸司使以上并戎装，衣皆左衽，黑绿色。”[5] 又《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二》记，“甲午，德光胡服视朝于广政殿。乙未，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而毡裘左衽，胡马奚车，罗列阶陛，晋人俛首不敢仰视。”[6]
辽代的考古发现中有不少契丹袍服。袍长一般在140 厘米-155 厘米，摆宽在100 厘米-115 厘米之间。出土实物显示，契丹袍的样式较为丰富。若按领型分，有圆领袍和交领袍；若按袖长分，则有长袖袍和短袖袍；又可按开衩方式分，有侧开衩和后开衩袍，开衩的位置分别位于袍身下部两侧和袍后近臀部处。出土的契丹袍服基本都有开衩，不开衩者占极少数。
就前所列的各局部特征又可以有多种组合，例如圆领后开衩袍、交领侧开衩袍等。但结合图像来看，圆领后开衩袍应是契丹人常着之袍，而后开衩是契丹袍的典型特征。存有契丹人着袍的图像资料主要是墓室壁画和俑像。图像中，大多数契丹人的袍的样式为圆领、窄袖、左衽，衣长下距脚踝骨之上，与文献所述相符。引人注意的是，侧身或背对的契丹人的袍后常绘有一上窄下宽的梯形。此梯形应即后开衩，这点已为学者们认同。[7] 这种圆领后开衩袍的服用应该贯穿于整个辽代。早期的实例如白音罕山韩匡嗣夫妇墓（985-993 年）中所出的男侍俑，俑人髡发，耳垂环，着圆领左衽窄袍，腰束大带，两手相握似行叉手礼。中晚期的图像如巴林左旗滴水壶墓壁画所绘“进食图”和“备饮图”中的男子之袍。（图1）
事实上，与其时汉人袍相比，契丹袍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开衩方式。沈括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8] 可见，在两宋时期，袍服的宽窄已不再是汉服与胡服的根本区别。后开衩袍应是契丹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袍服。相较于侧开衩方式，其形制更适于游牧民族的马上生活。
出土契丹袍的后开衩高一般在80厘米，其裁剪结构是以袍大身的后中心线为对称，外侧由右片向左接一块梯形小片，内侧则由左片向右也接一梯形小片，顶端缝住。由于内外交叠，开衩后仍能起到遮掩作用。以阿鲁科尔沁旗小井子墓出土的紫罗袍为例，该袍结构较为完整，左衽、圆领、窄袖，后开衩。紫罗袍各部位的测量数据显示，这应该是一件童袍，但其结构与其他出土的契丹后开衩袍无异。紫罗袍长91 厘米，通袖长133.5 厘米，袖宽10.5 厘米，领宽15.5 厘米、高6.5 厘米，外襟内里之绢带位置距离襟缘26 厘米，下摆宽66厘米，衩高41 厘米。外侧接片上部宽9 厘米，下部宽17 厘米；内侧接片尺寸稍小，上部宽7 厘米，下部宽13 厘米。[9]

1. 滴水壶墓壁画中的男子

2. 契丹袍（左图）与女真袍（右图）后开衩结构对比图

3-4. 陈居中绘《文姬归汉图》轴局部

5. 传胡瓌《回猎图》册页局部

二、与金齐国王墓中出土女真袍的比较
发现有服饰实物的金代墓葬甚少，但黑龙江阿城巨源金齐国王墓中出土了一批完整有序的服饰，该墓墓主身份、年代以及服饰的穿戴顺序明确，形制清晰，为金代女真服饰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依据。齐国王墓共出土袍服4件，男女墓主各2 件。除女子内袍为侧开衩外，其余均为后开衩样式，具有契丹袍的典型特征，似也印证女真服承契丹式样之说。但将这些袍服与契丹袍作一对比，发现二者实有一些差别，例如圆领后开衩袍的领部结构。齐国王所着紫地金锦襕绵外袍为圆领结构，其领高2.6 厘米，高度明显低于契丹袍领，而一般契丹袍圆领高10 厘米左右，故领形呈现近似圆立领。另外，女真圆领袍的外襟和内襟都是圆领，而契丹袍内襟则一般是斜直领。
主要的区别还是在于后开衩。二者开衩的方法一样，都是以后中线为对称，外侧向左、内侧向右接片，但在开衩位置和外接片宽度上存有差异。笔者将出土的契丹后开衩袍和金齐国王墓中之袍作了统计。数据显示，女真袍的袍长相较于契丹袍而言较短，基本在140 厘米左右，但后开衩却更长，均超过袍长的二分之一[10]，即女真袍后开衩的位置要高于契丹袍，其往往从腰部就开始开衩。
据报告，齐王妃着紫地云鹤金锦绵袍内外开褉上端至所系腰带之下。[11]更显著的差异在于袍后开衩处的外接片的宽度，这在男袍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紫地金锦襕绵袍外侧接片上宽26.5厘米，下宽39 厘米。接片之缘已达袍侧，因此后身基本形成了两层下摆。内侧接片则窄很多，上宽17 厘米，下宽25 厘米。齐国王所着内袍的后开衩样式同样如此。而契丹后开衩袍外侧接片宽度要窄得多，基本和内侧接片同宽，其边缘一般位于左后片中间的位置。（图2）例如小井子墓出土的紫罗童袍。再如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云山瑞鹿衔绶绫袍，外侧接片上宽14 厘米，下宽30 厘米。

三、五代两宋时期“人马画”中的后开衩袍
以上得出的推论，似乎可以在五代两宋时期的“人马画”中得到印证。“人马画”是一个复合性的画科，它汇集了人物画和鞍马画，以表现人与马的活动为主。[12] 北方少数民族与马的关系非常密切，五代两宋时期涌现出不少绘有少数民族形象的“人马画”。这些画作大致可分作两类：一类以描绘番族牧马、驰猎或贵族出行等场景为主，例如旧传东丹王耶律倍（李赞华）的《骑射图》、《东丹王出行图》，传胡瓌的《回猎图》、《卓歇图》卷等。另一类则为历史故事描绘，例如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胡笳十八拍图》[1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陈居中《文姬归汉图》轴等。由于画师无法知晓匈奴人的装束，因此会用其熟悉的同时期少数民族服饰替代。契丹和女真是这个时期较为重要的两个民族，其与宋人的接触也较多，因此画中表现一般被认作是与契丹、女真人密切相关的人物、事件或场景。
五代两宋“人马画”中的番族人物形象较为程式化，男性大都头裹黑巾或髡发，着圆领左衽窄袍，腰束革带，带下垂蹀躞，坠有带囊或匕首等。下着长裤，脚蹬黑靴，裤口塞入靴内。但细致看来，圆领窄袍则有开衩与不开衩之分，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胡瓌《卓歇图》以及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胡笳十八拍图》中男性之袍就无开衩。开衩者则多于袍后开衩。部分画作中的后开衩结构很明确，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陈居中绘《文姬归汉图》轴和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传胡瓌《番马图》纨扇等画作。
尽管诸多五代两宋时期“人马画”的年代和作者时有争议，但学者们对陈氏的《文姬归汉图》轴的看法趋于一致，即画家所绘是女真人物形象，且必有所本。[14] 综合画中各人物的着装来看，无论是文姬、虏主或随从，其服饰装扮都能和出土的女真服饰样式一一对应，且展示了这些服饰的日常穿戴方式，是研究女真服饰风俗的真实资料。该图中有两位以背示众的侍从形象。二人头裹黑巾，身挎弯弓和箭囊，外袍下摆似有内外两层，分别提起后束于身体左右两侧。（图3）这种外袍究竟是何种形制？可能性只有一种，那就是袍的后襟必定开衩，开衩须有叠门，且有足够的宽度。再仔细观察此画，会发现其中也绘出了此类袍后襟放下时的情形。图中跪坐汉官身后的第二位侍从及马匹左侧挎箭囊的侍从之袍摆低垂，袍身左侧的开衩清晰可见，开衩位置极高，接近腰部。（图4）
图中显现的袍服后开衩特征与金代齐国王墓所出女真袍如出一辙。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传胡瓌《番马图》纨扇绘一猎手将射下的天鹅缚在马后，猎手袍服的穿着方式和陈居中《文姬归汉图》中的侍从相同，也将袍摆分束于身体两侧。还有一些画作中也绘有后开衩袍。例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传耶律倍《获鹿图》，绘一拉弓狩猎者于马上驰骋，其所着之袍即为胯后开衩。再如传胡瓌《回猎图》册页，图中描绘了几位髡发狩猎者的形象，衣着一致，外罩青灰色圆领袍，袍的里衬为朱色，内着朱色袍。袍身后开衩，露出内袍之色，以一臂立海东青者表现最为清晰。另一右臂揽犬者，则展示了袍身左侧的大致结构，画中并未绘出如陈氏《文姬归汉图》中的左侧开衩线。（图5）从画中表现看，此二图中后开衩袍的方式更接近于契丹人之袍，但由于画中交代不详及角度问题，很难对其开衩方式立下判断。
五代两宋时期的“人马画”印证了女真袍后开衩的方式，且为契丹袍和女真袍差异性的存在提供了图像佐证。相较于契丹袍，女真袍的后开衩结构进一步扩大了身体的活动空间，御寒性也更佳。同时，袍服的穿着方式也愈发多样化。袍摆除可两侧束起外，还可全部提起堆叠于腰部，用条布捆缚，使腿部更加自由，这在陈居中绘《文姬归汉图》轴中一持伞侍者身上也有表现。受活动量所限，契丹后开衩袍是无法采取这种系扎方式的。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 契丹和女真的民族传统袍式均为后开衩袍，二者看似相近实有差异。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袍后开衩的高度以及外接片的宽度，这种差异导致了袍服活动量和穿着方式的不同。此可作为契丹袍和女真袍的甄别依据。
2. 五代两宋时期的“人马画”明确
印证了女真袍的后开衩结构，且揭示了众画中的番族人物之袍存有不同的后开衩方式，为契丹袍和女真袍差异的存在提供了图像佐证。而相应地，契丹和女真袍的区别也为五代两宋时期部分“人马画”的鉴定提供了一个依据。由于考古出土实物的限制，目前的分析及结论还有待更多的数据来支持，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发现来支持这一结论。

注释：
[1]《金史》，中华书局，北京，1974，第969 页。
[2] 同[1]，第985 页。
[3] 王青煜：“契丹传统袍服及辽朝乐舞人物服饰浅探”，中国古都学会、赤峰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八辑上册）》，国际华文出版社，北京，2001，第395 页。
[4] 关于契丹和女真髡发的区别，笔者在“略论辽代契丹的髡发样式”一文中已阐明观点，此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11.1。
[5]《辽史》，中华书局，北京，1974， 第906-907 页。
[6]《新五代史》，中华书局，北京，1974，第897 页。
[7] 赵丰：《辽代丝绸》，沐文堂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04，第184 页。王青煜：《辽代服饰》，辽宁画报出版社，沈阳，2002，第26 页。
[8]（ 宋） 沈括：《梦溪笔谈》，中华书局，北京，2009，第8 页。
[9] 紫罗袍的数据为本人于2010 年6 月赴内蒙古阿鲁科尔旗博物馆分析测量所得。
[10] 辽耶律羽之墓出土中窠杂花对凤妆金银锦袍、云山瑞鹿衔绶绫袍袍长均为150 厘米，开衩高63.5 厘米和80 厘米；巴林左旗西北辽墓出獬豸紫绫袍和小井子墓出紫罗袍（童袍）袍长为146 厘米和91 厘米， 开衩高80 厘米和41 厘米。而金齐国王墓出紫地金锦襕绵袍、褐地翻鸿金锦绵袍和紫地云鹤金锦绵袍袍长分别为140 厘米、135.5 厘米、142 厘米， 开衩高83.5 厘米、71 和84 厘米。
[11] 赵评春、迟本毅：《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第29 页。
[12] 余辉：《中国美术图典·人马画》，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1996，第5 页。
[13]《胡笳十八拍图》的版本有多个，对于其断代，颇多争议。目前学者们基本认同波士顿本作于宋代。2004 年，邵彦在认定波士顿本创于13 世纪初的同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该本有可能是在现代利用艺林本（一个南宋原本与明代补绘本的混合体）修改全补而成。参看邵彦：《文姬归汉图像新探》，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4，第84 页。
[14] 参看扬之水：“ 江西省博物馆藏宋元金银器丛考”，《收藏家》，2007.8，第41 页。余辉：“金代人马画考略及其它——民族学、民俗学和类型学在古画鉴定中的作用”，《美术研究》，1990.4， 第39-40 页。文章认为陈居中应该在金国长期生活过，其《文姬归汉图》轴是活生生的女真人的生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