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明上河图》中“木杆立鸟”装置的解读

 在《清明上河图》（后文简称《上河图》）所绘“虹桥”近画端左右两侧的木杆顶部，各自站立着一只体型较大的鸟，其中右边那只的头颈部已经残缺，左边那只还非常完整。（图1）仔细观察画面，我们发现两只鸟站立在两根形制完全相同的木杆上——木杆靠近上端的位置饰有呈水平十字交叉形状的短木——同样的木杆在桥的对面还有两根（图2，由于画幅限制，画家只画出十字横木以下的木杆部分），四根木杆围绕桥头附近的四个角形成对称的矩形格局。研究者很早就指出《上河图》中的这对鸟并非活物，而是人工做成。不过对这对鸟身份的界定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是鹤，有人认为是凤，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画中“木杆立鸟”这一组合形态的身份界定上。如果认为是候风装置，那就是古人所说的“相风乌”，鸟的原初身份即是乌；如果认为是华表，此鸟就应该是鹤。笔者认同后者，下文首先论证此物并非中国古代的候风装置，其次为“华表鹤说”寻求更为翔实的支撑。

1. 木杆立鸟（近画端）

2. 对岸木杆

3. 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帛画中所绘金乌（湖南省博物馆藏）

4. 圆觉寺候风鸟

5.（元）王振鹏《龙池竞渡图》所绘“华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候风鸟”考
宋史专家周宝珠先生认为《上河图》中所绘的“木杆立鸟”构成了一种观测风向的候风装置，他说：“细看两鸟头朝一个方向……鸟随风转，过河船只上的人们看鸟头所向，即可辨别风向。”[1]事实真如周先生所描述的这样吗，候风鸟是如此实现候风功能的吗？在回答这些疑问之前，有必要先对中国古代的候风装置进行一个系统考察，进一步弄清候风鸟的工作原理。中国古代很早就发明了候风工具，《古今注》认为候风仪为夏禹所作，《拾遗记》所载系“帝与娥皇”所为，皆托名于上古先贤。沈约认为是秦制[2]，或许有些偏晚，因为在甲骨文献中就出现了当时的候风装置——“伣”。这种装置是在风杆上系上布帛或长条幡旗，用来观测被风吹动时的飘向。《左传》中称为“谍”，即取其侦察风向之意，古代主要用于军事、农事之中。不过，由于布帛材质偏软，在风的吹动下飘浮不定，[3] 后人对“伣”进行了改进，用五两或八两鸡毛缠绕之后取代布帛系在木杆上，由于有了一定的重量，“伣”被风吹动的时候飘向就比较稳定了，这种改良过的“伣”又称为“ ”。
除了“伣”或“ ”这种简单的候风装置之外，人们还发明了更为复杂的“候风鸟”，即古人常说的“相风乌”，又称“相风铜乌”或简称“相乌”。它是选用铜铁等材料，巧妙利用机械和空气动力原理设计而成的一种重量很轻的鸟形物悬立在杆头，风吹过时带动内部机关，鸟头所指便是风吹来的方向。这种候风鸟最晚在东汉就已出现，史载是张衡发明了“相风铜乌”。[4] 郑玄所作《相风赋》就是一篇以“相风乌”为主题的文字，其中有云：“昔之造相风者，……上稽天道阳精之运，表以灵鸟物象。……栖神乌于竿首，候祥风之来征。”[5] 这里所说的“造相风者”很可能就是指张衡。“相风乌”显然与“三足乌”的传说有关，上古传说“三足金乌”是驾驭日车的神鸟，居于日中，有三足。这一神话观念在汉墓壁画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如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T 形帛画在太阳中间即绘有一只金乌（图3），虽然只画了两足，但其身份特征是不言而喻的。
1971 年在河北安平县逯家庄一座东汉古墓出土画像石上发现的一幅描绘东汉建筑群的鸟瞰图中，即有一只相风乌立在主体建筑后的一座钟楼上，这应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相风乌”图像。[6]“乌”的身份也说明候风仪并非单纯的测风设备，而是集象征功能与实用功能于一体的。不过，至少从宋代开始，风杆上所立的这只“鸟”的身份就变得模糊了，“乌”已经被“凤”、“鹏”、“鸡”、“鸠”等其他形象取代，如广州怀圣寺光塔上的候风鸟是“金鸡”，云南大理千寻塔顶的则是“金鹏”，可惜两者均已毁弃。中国至今唯一幸存的候风鸟实物，只有山西浑源县圆觉寺砖塔塔顶的那只凤鸟形状的铁制候风仪了。[7]（图4）通过上文对古代候风鸟的了解，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在《上河图》中出现的那两只鸟不可能是候风鸟。首先在制作材料上就解释不通，制作“伣”或“ ”之类的简易候风装置，要用布、帛、羽毛等软性物质，而制作候风鸟则必须使用铜、铁、玉等硬质材料。[8]《上河图》中的那两只明显用羽毛制作而成的类似“标本性”的“东西”，无论如何实现不了候风的功能。其次，宋代的航海中的候风仪是装在船桅上的，以船体作为参照才能审度风向，而《上河图》中的那两只鸟明显是在岸上，与河水中行驶的船构成相对运动的关系，既然如此，船上的人员如何能通过“运动”中的岸上的“鸟”来判断风向呢，这显然于理不通。第三，周宝珠先生指出《上河图》中的两只鸟是面朝同一方向的，可是我们通过右边那只“残鸟”尾部朝向可以看出，两只鸟大体是相对而立的——尾朝外而头朝内——而且，透过鸟身旁幡旗的静止形态也可以看出，画面中其实是没有风的。此外，“木杆立鸟”这种组合形态在桥头的四个角应该各有一组，四组同样的“候风装置”同时同地出现，也不太合乎“候风”的实用逻辑。其实这种组合在视觉形态上就告诉我们它们应该属于某种象征性或装饰性的装置。
此外，在《东京梦华录》“车驾宿大庆殿”篇的“仪仗车辂”中亦记载有“相风乌”，此处的“相风乌”应该是装在马车的华盖上的，而且这种“相风乌”明显承“金乌”的传说而来，是一种装饰性、象征性乃至仪式性为一体的东西。如梁庾信《马射赋》有云：“华盖平飞，风乌细转”[9]，刘孝威《行幸甘泉歌》亦载“驷马驾相风”。[10] 由此可以看出，《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宋代“相风乌”，与《上河图》中的那两只鸟毫无关系。然而，那两只鸟却误导了不少学者，如《东京梦华录笺注》即以为“仪仗车辂”中的“相风乌”为“相风鸟”之误，并进一步以《上河图》中的那两只鸟作为“相风鸟”的“图证”，可谓既误《东京梦华录》，又误《上河图》。[11]
二、“表木鹤”论
我们认为《上河图》中的“木杆立鸟”其实是“华表木”和“鹤”的组合。[12]华表，又称“表木”、“和表”、“桓表”、“桓楹”等[13]，在中国由来已久。相传尧舜时代人们就在交通要道位置竖立木柱，作为行路时识别方向的标志，这大概就是华表的雏形。如《史记·夏纪》记载：“行山表木。《索隐》：‘表木，谓刊木立为表记。’”[14] 不过，后人又有谓“表木”为“谤木”者，即传尧、舜为了纳谏，在交通要道和朝堂上树立木柱，方便人们在其上书写谏言。如《中华古今注·尧诽谤木》有云：“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如华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柱也。’”[15]我们看《上河图》中所绘的木杆正符合“横木交柱头，状如华”的特征，当属表木无疑。“谤木”之名应该源于“表木”功能的延伸，即表木从作为指示性的符号工具，变成一种具有书写功能的记志载体。这种“书写”功能的获得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并不限于“谏言”这种文字层面的书写，还包括雕画图像这种“图式”的书写，这就进一步涉及另外一个功能，即表木最初还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甚至就作为“图腾柱”的身份存在过，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对原始信仰的“图式呈现”，“表木”在后来才被泛称为“华表”。当然，华表所承载的象征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拥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一些稳定性较强的文化符号在历史长河中可能会慢慢沉淀为某种固定图式并流传下来。如最迟到汉代的时候，华表就开始与鹤的形象联系在了一起，就历史文本来看，这一“形态组合”应该源于“丁令威化鹤”的故事。《搜神后记》记载：“丁令威，本（汉）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16]
相传丁令威为州官时勤政爱民，两袖清风，后人依此典故将白鹤雕刻于表木之上，以示吉祥；又或有用羽毛做成白鹤立于杆头者，则更为直观形象。《上河图》中所绘之“木杆立鸟”的组合形态正属后者，所以准确地说，这一组合应该称作“华表立鹤”。“华表立鹤”的典故曾经在古代流传甚广，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如白居易有诗云：“华表双栖鹤，联樯几点乌”[17] ；宋代文人对这一典故似乎也不陌生，如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有载：“辽鹤思家，一旦而却归华表。”[18] 宋代字书《尔雅翼》谓：“古以鹤为祥，故立之华表。”[19]这说明当时文化人对“鹤与华表”的历史关系是很清楚的。）而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记载的一段小故事，则为我们直观地描述了当时人关于“华表立鹤”的日常经验。《齐东野语·文庄公滑稽》中记载，文庄公“尝迎驾于观桥，戏以书句为隐语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众皆莫测，公笑云：‘乃此桥华表柱木鹳尔。’”[20]
文中所说“表柱木鹳”其实是指立于“观桥”四周的“华表立鹤”，由于鹳、鹤两种涉禽形态接近，粗看或被视为一物。这则故事一方面说明宋代宫城中桥的周围的确有“华表立鹤”，与《上河图》所描绘的情形相符（只是南宋与北宋之别）；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南宋时人们在日常情境中对华表之上“鹤”的身份已不清晰，或者说对该鸟的具体身份已不在意。
此外，元代画家王振鹏所绘《龙舟竞渡图》，为《上河图》中的华表鹤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图像参照。此作是王氏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而创作的一幅表现徽宗崇宁年间（1102 －1106）三月三日开放金明池、龙舟竞渡的图像。[21] 由于元代去宋未远，这幅作品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再现意义。画面在一座桥的四角位置完整地刻画出了四组华表鹤的形态（图5），其形制与《上河图》所绘如出一辙：表木上端有交午横木，顶端各立有一只鹤，四只鹤尾羽朝外，头部朝向桥的中心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复现了《上河图》中省略掉或漫漶掉的图像部分，“候风鸟说”也自然宣告无效。
三、结论
至此，我们已经有充分依据来说明《上河图》所绘之“木杆立鸟”实为“华表立鹤”，而与候风仪没有任何关系。

注释：
[1] 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开封，1997，第73 页。
[2] 宋书·舆服志》载“：案《周礼》辨载法物，莫不详究，然无相风、罼旄头之属。此非古制明矣。愚谓战国并争，师旅数出，县乌之设，务察风祲，疑是秦制矣。”见〔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北京，1974，卷18，第500 页。
[3]《淮南子·齐俗训》有云：“ 譬若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间定矣。”引自陈一平：《淮南子校注译》，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4，第517 页。
[4]《三辅黄图》引《述征记》载：“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引自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80，106 页。
[5] 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614 页。
[6] 唐锡仁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科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210 页。
[7] 圆觉寺顶的这只候风鸟凝聚了非常科学合理的设计思想：“ 风力三级候风鸟即可启动工作。凤鸟口张开、腹中空、三翅尾羽间留出距离并在端部开孔，便于鸟口纳风、鸟体通畅，利于气流集中通过准确测风，同时通过合理的泄流设计不至于风大而毁坏装置系统。” 参考姚雅欣：《山西浑源县圆觉寺塔候风鸟》，百度文库， 网址：http://wenku.baidu.com/view/c371f70490c69e c3d5bb75c8.html
[8]“伣”、“ ”的候风功能是利用“风吹飘浮”的基本原理实现的，而候风鸟的候风功能是通过巧妙的设计，集机械动力、空气动力、材料性质等科学内容于一体来实现的。
[9]（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北京，1980，第9 页。
[10] 宋）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98 页。
[11]（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北京，2006，第889 页。
[12] 李合群先生正确地指出了这是一种表木，不过他所认为的这种表木起着道路“红线”的作用，防止出现“侵街”行为的观点则缺乏充分的证据；而他在文末所说的表木上安置的为“凤鸟”，并象征太平盛世、寓意吉利的观点，更有失诸主观之嫌。参考李合群：“谈〈清明上河图〉中的‘表木’”，《中国文物》，2005.10.19，第8 版。
[13]（宋）王谠：《唐语林·文学》：“‘桓楹’者，即今之华表也；桓、华声讹，因呼为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状也。”见朱易安、傅璇琮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2），大象出版社，郑州，2008，卷2，第58 页。
[14]（汉）司马迁撰:《史记》（1），中华书局，北京，1997，第38 － 39 页。
[15]（晋）崔豹等撰：《古今注·中华古今注·苏氏演义》，商务印书馆，北京，1956，第13 页。
[16] 引自《中华野史》编委会编：《中华野史·先秦至唐朝》，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2000，卷上，第522 页。
[17] 见（唐）白居易《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引自（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400 页。
[18]（宋）吴处厚撰：《青箱杂记》，中华书局，北京，1985，卷5，第48 页。
[19]（宋）罗愿撰，石云孙点校：《尔雅翼》，黄山书社，合肥，1991，卷13，第137 页。
[20]（宋）周密著，高心露、高虎子校点：《齐东野语》，齐鲁书社，济南，2007，第203 页。
[21] 王振鹏在该画的题款中明确写到：“崇宁间，三月三日开放金明池，出锦标与万民同乐。详见《梦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