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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碑之“穿”释

  • Update:2013-08-29
  • 王文广
  • 来源: 《装饰》杂志第8期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文章立足于实地田野考察,参照已有金石学研究,分析认为中国古代碑之“穿”起于东汉延续于魏晋南北朝,渐次消殆于隋唐。其开始的形式与内涵寓意是明确的,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至后来再以实用功能或其它形式复出,其反映出设计功能与形式相互牵制的普遍规律。* 本文为2012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中国当代平面设计师的创作范式》(项目编号:2012SJD760033)阶段性研究成果。盐城工学院人才引进项目:《中国古代碑刻文化的设计学阐释》阶段性成果。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高级访问项目:《中美设计文化对比》项目阶段性成果。

汉碑碑之“穿”是具有时代识别性的一种形制。汉之后,碑之“穿”渐次消弭,其中所包含的寓意历代多有解释。就碑的形制而言,碑之“穿”虽不是以后碑的结构的核心要素,但作为汉碑设计中的一种特殊存在,其形式和寓意,皆有特定的解释空间。

 

一、“穿”之形制发展的脉络

“穿”之形制,经历如下轨迹:从汉碑之“穿”这具有时代标识意义的当然形制,渐渐变为象征式的,至基本消除而后又在实用的需求下“复出”的路径。概括说来,汉碑之穿的发展与消弭,其一是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涉,其二又与文化内涵的语义转变相关联,受历代审美、习俗等一系列因素的牵引。就技术因素而言,汉碑之“穿”有“引縴”(即穿引下棺椁绳子)之用,其时的碑“穿”,起到的是滑车类机械构件之一的实用功能。其时,碑“穿”又与“圆”的寓意相涉,逐渐转化为汉碑一种典型形制。汉以后,碑之“穿”这种形制随着穿之寓意的渐次消殆,技术演进与碑的体量等因素的变化,“识日影”、“引辘轳”之实用功能居后。尤其是在实际碑的形制演变中,“碑额”的视觉中心位置越来越重要,穿的位置往往影响碑的字体与纹饰的安排,在平面布局上不利于字体及图像的经营。进而穿的形制被渐渐弱化,从形制中逐渐消失。另一方面,随着汉代以后碑的体量越来越大,在搬运过程中,为实际搬运之便和系扣之需,穿作为形制的一种“辅助”复又出现,甚至,汉碑之“穿”还作为一种“复古”情结在一些碑刻中间或出现。这些轨迹,生动地体现了设计功能与形式发展的相互辩证关系。

东汉墓碑皆有穿,而在更早的西汉未见。以此看,碑在形成初期,“穿”在形制中还不是有机组成的部分。实地考察和历代图像资料可证,汉碑穿孔的位置高低、形状大小并不整齐划一,但一般多在碑额的额题之下、碑身的碑文之上,起到分界碑额与碑身的作用。(图1

 

1.《孔谦墓碑》(作者自摄)

 

亦有少数汉碑的“穿”在碑身正中,如《袁安碑》、《袁敞碑》等。魏晋以后,沿袭数百年的“穿”、“晕”古制逐渐废止,南京萧秀墓碑、萧憺墓碑碑首之“穿”穿而不过,只是保留“穿”之制的象征意蕴。渐次发展,“额题必求居中,碑文必求满布”就成为碑版布局的主流。如从设计实践推之,《袁安碑》、《袁敞碑》等穿的位置很不好处理,影响了碑的文字图画的布置,在语义阅读上也会形成障碍。(图2

 

2.《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92 年),1901 出土,河南博物院藏。(作者自摄)

 

汉碑如《高颐碑》(图3)在碑首的处理上,看得出有意区分了碑身与碑首的位置,穿的位置移至碑身。碑首的纹饰与碑额显得更为整体了些。此种处理,在南北朝时期还是可见的。(图4)但其实际作用,尤其在文字内容布局上的阻碍作用愈加明显,舍之不用合乎情理。至于以后碑“穿”的出现,多见在明清间,是因碑石搬运之便而设置。且最为关键者,是其位置已经不出现在碑石之正面,多为旁侧,或施以左右两边对称的圆形或方形之孔,或留一圆柱状突起。因碑石沉重,搬运不便,以这样的形制保留,可便于搬运。如泰山沿途、孔林《弘治碑》及曲阜《万人愁碑》。(图5)或者,有极少的碑,还有一种复古情结,沿用汉碑的形制,如苏州双塔《吴郡寿宁万岁禅院之记碑》、孔庙唐代《归德桥碑》(图6)等可证。

从以上分析可知,自汉代肇始的碑之“穿”的作用的消解,其实体现了设计实用与审美的互渗。隋朝碑已难见有穿之碑,唐朝碑的穿基本已经取消,而碑冠开始多见,碑的形制也与塔、阙等建筑相互借鉴顶。亦可见设计之物随时风之移而相应变化的特质。

 

3.《高颐碑》(《四川碑刻选》,第132 页。)

4.《鲁孔子庙之碑》,孔庙,梁鹄书(作者自摄)

5. 泰山沿途碑(左)、《弘治碑》(孔林)(中)及曲阜《万人愁碑》(右)的“穿”,只是使用搬运的功能。(作者自摄)

6. 孔庙《归德桥碑》(唐代),“穿”是一种“复古”情结。(作者自摄)

 

二、穿之“圆”孔

“穿”多为圆形的孔,方孔者仅见今存曲阜少昊陵附近的宋代之《万人愁碑》等极少数例,且《万人愁碑》等之方穿只是为了搬运时系扣之便。

关于穿的解释,清赵翼《陔馀丛考》引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孙宗鉴《东杂录》、李绰《尚书故实》等书,认为“古碑皆有圆空,盖本墟墓间物,所以悬窆者”[1]。“汉去古未远,犹有丰碑之遗象。”[2] 清王芑孙《碑版文广例》解释:“墓碑之穿所以下棺……汉碑类皆有之。其穿外有晕,其晕缭绕或即自穿中出,或别从穿外起,尚存古制引縴之意。”[3] 王芑孙所言,就碑穿其象征性内涵进行了思辨,虽然结论不确(就是当今的资料也不能完整解释“穿”的内涵)。但是,秦汉前中华文明的发展已经相当精深,所见器物如陶器、青铜器、玉器等形制大备,内涵深广。到碑兴起之际,而且作为或立之宗庙、或立之庙堂、或立于墓葬之碑,大胆推论其有特殊的、甚至神圣的含义,是可以成立的。仅仅简单地用下棺之碑之“穿”、“引縴”的功用解释显然不太确切。也不适应汉代“天人相应,天人一体”[4] 等主流意识。以至那时,大凡人造物,几乎都要与“天人相应”牵涉,试举几段:[5]

“王者造明堂,上员( ) 下方,以象天地。”“( 宫室) 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李贤注:“圆象天,方象地。”

( ) 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

“圆盖象天,方舆则地。轮法阴阳,动不相离。”

以此看,把带有神圣意义的碑作成圆首、方座,显然也是法象于“天圆地方”的产物。碑之圜(圆)首象天,而穿则意谓着日、月。穿上方的晕纹,象征着日月光环。唐裴驷《史记集解》引孟康说:“晕,日旁气也。”《说文》:“晕,日月气也。”以此描述,半圆(碑首)的天穹下,有日月(碑穿)朗照,所谓追述“君父之功美”,则期盼君父“日月昭辉”、“永垂天地”的寓意,还是明确的。

就圆形的穿孔而言,远古器物如玉琮、玉璧等中间都是圆形的孔,其寓意与“天圆地方”等多有牵涉。“圆形”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造型,他含有宇宙观和哲学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认知,“圆”之意蕴在中国源远流长。《说文》:“圆,全也”。《吕览审时》:“圆乃丰满也。”[6]《康熙字典》:“圆即圆满、周全、完备等之意。”[7]《易经·系卦辞传五》有“圆而神,方以智”[8] 之说,更赋予方圆思辨的哲学意象。再如八卦太极图,一个由黑白二鱼盈满闭合的圆,囊括了宇宙的一切变化夤缘和万物相辅相成的方正本质。对于碑之穿而言,既然圜首

与天之象征有关,穿与日月有关,晕纹也有过祥云缭绕等解释,“穿”做成圆孔具有与圆本身寓意的关联,也可以是合理的推论。

 

王文广 盐城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注释:

[1](清) 赵翼:《陔馀丛考》,中华书局,北京,1963,第123 页。

[2] [1]

[3](清) 王芑孙:《碑版文广例》,朱氏行素堂《金石全例》本,第67 页。

[4]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 3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43 页。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重庆出版社,2009,第67 页。

[6]《吕览审时》,第56页。

[7] 陈廷敬等编撰:《康熙字典》(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8,第1241 页。

[8]《周易集解》,巴蜀书社,成都,2001,第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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