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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钱纹的源起及其在佛教装饰艺术中的运用

  • Update:2013-10-16
  • 向静 / 龙红 重庆大学
  • 来源: 《装饰》杂志2013年第9期
内容摘要
连钱纹是中国古代的几何纹样之一,是吉祥文化和财富的象征。钱纹在人类社会变迁中,受本土原始宗教信仰、民族审美心理和外来佛教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影响,历经千百年的流变,形成独特的装饰纹样。本文从钱纹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入手,从图像学的角度对连钱纹的起源与流变进行梳理、研究。连钱纹装饰佛像,既体现佛的庄严与华美,又以其雅俗共赏的审美意境将人们的精神信仰与世俗生活完美结合;连钱纹的装饰意匠在审美心理上暗合了民族吉祥象征观念和民俗心理诉求。
* 本文为2012 年重庆大学文科类跨学部跨学科项目“ 西南地区石窟艺术研究及其数字化应用建设”( 编号:C D J K X B12005) 和2011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巴蜀石窟群艺术研究及其数字化应用建设”(编号:N C E T -11-055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实地考察和资料显示,我国早期的三大石窟——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较少使用钱纹、连钱纹来装饰渲染。目前发现,较早时间仅在龙门石窟宾阳中洞藻井图案的边饰上有二方连续的钱纹图案出现;而在敦煌榆林石窟的第3 窟和第10 窟中虽存在连钱纹装饰窟顶(图1),但时间较晚,应为西夏时期的作品。佛教以“涅槃”为解脱目标,主张灭净“贪欲、无明、烦恼”,是一种强调“出世”观点的宗教。然而,钱是“财富”的体现和象征,是世俗“欲望”的集中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与佛教的主旨相矛盾。本文拟就连钱纹与佛教的丰富而复杂的关系入手,从图像学等的角度对“连钱纹”的起源以及其深刻的装饰意匠进行探讨。

一、连钱纹的源起及流变

1. 连钱纹的源起及早期样式
中国最早出现的圆孔铜钱币大概是在战国时期。换言之,战国时期出现了圆孔圆钱的铜制币;燕亡于秦前后又出现了最早的方孔圆钱,铜钱上的图形是文字“明化”,背面是平背。“战国末年燕国所铸小环钱,时在燕亡于秦(前222 年)前后。穿孔由圆变方,无廓,平背;面文‘明化’系承明刀演化而来……”[1] 后来,铜钱的背面图形则出现了“四出”的背纹设计。(图2)从此,铜铸“方孔圆钱”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形式,在中国历朝更替中承传下来,直至清代。因此,可以说,“方孔圆钱”的形式也就成为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基本钱币形制,成为财富拥有或汇聚的象征符号。

1. 榆林窟10 窟甬道顶圆环套联纹铺,西夏


2. 背纹四出


3. 四川出土的“ 大泉五十”钱纹砖


4. 鄂州泽林市出土的“四出纹”钱纹砖


5. 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出土连钱纹菱(局部),江苏镇江博物馆


6.《营造法式》中“五彩净地锦•四铺作枓栱”,图为四斜毬路纹+ 方胜+两尖科(连钱纹的变体)


7. 大足石刻18 号窟《观无量寿佛经变相》栏杆装饰图案

钱币充当具有神性的厌胜、辟邪、镇灾、吉庆的法器时,主要有两种情况存在:一类以非货币性质的“物”的形式出现,如吉语钱、冥币、摇钱树等;另一类是以“纹”的形式出现——亦即一种具有装饰功用的“钱纹”,如在原始彩陶中出现的璧纹、贝纹等,包括后来汉画像砖石上的钱纹、连璧纹、连钱纹等。古代的钱纹形式有独立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而就钱纹的内容组合上看,则有如此变化:钱纹组合、钱纹与鱼纹、钱纹与鸟纹的组合等。事实上,在钱纹砖上已出现了从单独的钱纹到钱钱相连的连续纹样的演绎发展,组合形态丰富,表现形式多样。[(2] 图3、4)
连钱纹,又称“联钱纹”,是古代几何纹样之一。其构形原理是“由同样大小的圆以四分之一弧线相重叠,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铜钱形状而得名”。[3] 关友惠先生在敦煌壁画研究中称它为“圆环套联纹,亦称为联泉纹,东汉时称钱为‘泉’;《营造法式》称‘毬路纹’。或左右连续成边饰画入藻井,或四方连续、六方连续成平棊画在窟门甬道顶部。这种纹样流行广泛,新疆高昌回鹘壁画,西藏古格佛寺遗址天花板上均有绘饰”。[4]田自秉先生指出,钱纹在古代原始时代彩陶器物纹样中就产生了,是古代的几何纹样和器物纹样之一。并指出,在宋代《营造法式》中,“毬路纹以纹样的组织格式不同而有各种名称,如只构一单独圆形则称为盘毬纹,六圆相交称为簇六毬纹;如中间饰花者则成为填花毬纹;饰如雪花者,则称为簇六雪华。毬路纹只有四圆相交面中为方眼者,不以毬路纹称,应称为连钱纹”[5]。这对“连钱纹”造型样式作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在《营造法式》中认为建筑彩画的纹样“则可能源于编织、金工等材料加工方式”等。由此看来,《营造法式》中的纹样并非源于建筑装饰本身,而是基于远古先民在生活中创造、积累,并借鉴施于建筑装饰中,是装饰纹样的承续与流变。
我国装饰纹样设计的历史十分悠久,其演变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原始时期的彩陶纹样研究来看,图案的发展是从具象到抽象,从简单到丰富的过程。田自秉先生指出:“几何纹样之所以在装饰纹样中最早也是最多的出现,是与人类的原始思维有关。原始思维具有感性的而非理性的,形象的而非抽象过程的、具象的而非概括的,集体意识的而非个人观念的特点。在这样的原始文化阶段,几何纹具有它重要的生活意义,它有符号的性质,简单易认;它是抽象的形式,由自然现象的感官认识中得到普遍的初级的提炼;它体现着原始文化中人类普遍的、初级的感性认识的共同性”。[6] 因此,连钱纹源起于方孔圆钱的钱纹(图2),以具象形态出现(图3),后逐渐以“四出”背纹为代表(图4),到最后演变为完全抽象的几何形态的连钱纹。(图5)
当然,连钱纹由钱纹演变而来,也不排除受到毬路纹构形的影响,目前无从考证其先后。但从《营造法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四斜毬路纹是在“连钱纹”的“方眼”中间加入“方胜”、“尖科”中加入“花”等单元构成(图6),这也能够看出其纹样的基本型态和演变方式,以及由简单到繁复、丰富的演变过程。

二、连钱纹在佛教装饰艺术中的运用

连钱纹装饰佛像是本土文化、宗教信仰与金钱崇拜等在人们意识中的集中反映。如果说远古的装饰是原始社会人们精神生活的生动体现,它的出现的确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性质,其装饰的信仰意义往往大于审美意义的话,那么,佛教石窟中的连钱纹装饰则是带有更多的世俗化的吉祥象征色彩,这与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地、巧妙智慧地融入本土宗教、地域文化乃至现世生活的世俗追求而表现出来的造像题材内容演变相一致。随着时代的发展,钱纹不但在结构形式上不断地演变发展,而且在观念上也发生着丰富而深刻的演化流变。古钱币在原始宗教法器上的神性意义逐渐消解或淡化,而日益朝着承载财富权力、吉祥文化观念方向发展,亦即显著地向着功能性的世俗化、民俗化、生活化演变。以下将以大足石刻18 号窟为例,分析一下连钱纹在佛教装饰艺术中的巧妙运用。
大足石刻中18 号窟《观无量寿佛经变相》( 图7)(后文简称《观经》)建造于南宋,栏杆上装饰有连绵不断的四瓣花。当人们把视觉焦点从“小圆点”为中心转向“小方形”为中心时,这时图案便在隐约中神秘呈现出连钱纹来,原来的“小圆点”便成为连钱纹的边缘而被忽略。这种以视觉焦点为中心的视觉体验,在心理学上叫做“统觉”。 张道一先生说:“统觉,是我们的眼睛在看东西时,被最明显最有变化的部分所吸引,视觉便以此为中心,所发生的一种统一的感觉。这‘统一的感觉’,常常表现在重复形象的组合上,而几何形的连续纹样最为明显。……四方连续的纹样,往往借统觉作用来丰富其装饰效果,不因排列的整齐而限于单调。可见,统觉在装饰中实则就是取得的调和,和在调和的基础上使之复杂化的一种巧智的手段。”[7]《观经》栏杆四瓣花的装饰图案与连钱纹的隐约出现,则是统觉原理的视知觉心理体验。此图形的构形原理在图案设计中被称为“共生图形”。四瓣花与连钱纹的构形关系正是“借用关系”才使之交替出现,又因以四瓣花为视觉焦点的设色,强调了四瓣花的主体形象,而连钱纹则隐退其后了。这类图形是由审美主体通过知觉参与的审美活动来共同完成的。这种“形”,在格式塔理论中被认为:此“形”不是指外物形状,也不是一般艺术范畴的形式,而是由知觉活动组织成的经验中的整体,这个整体必须多于其各部分的总和。人们通过视知觉参与这一审美过程,如,以小方孔为视觉中心,“借用”两个四瓣花纹来完成的视觉体验,并通过人们以往的记忆、经验而产生联想的,这是源于在生活中对方孔圆钱的感知。在此,赵智凤及其工匠们的设计构思,不仅下意识中表现出原始信仰的成分,并流露出古代文人士大夫高雅的审美意境,同时,也不排除对世俗生活的追求。在四瓣花间让人们隐约地感觉到连钱纹的神秘“形态”,或许是工匠们独具匠心的设计构思,或许是设计中的偶然所得,自有其模糊之美。总之,四瓣花纹既装饰了佛的庄严与华美之尊,又使其丰富而多变,让人产生丰富的视觉幻像,其装饰意匠在视觉审美心理上暗合了民族吉祥象征观念和民俗心理需求;并较好地用雅俗共赏的审美意境将人们的精神信仰与世俗生活完美结合,表现出世俗百姓拜佛求神的吉祥愿望和审美目的。因此,可以说,《观经》栏杆图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巴蜀地区佛教信仰、神仙信仰与民俗信仰相融合的多元化的信仰趋势。

结语

连钱纹装饰佛像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汉代以来中原及巴蜀地区出现的佛教本土化演变的证明。方孔圆钱符号历经几千年,从钱币到钱纹进而连钱纹的形式演绎;从简单的“四出”纹样到几何化的连钱纹,再到连钱纹中添加的“方胜”与“花纹”等单元的繁复装饰性,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其图形演绎大致过程。而连钱纹从源起的财富象征到宗教信仰的法器神力贯注;从摇钱树到佛像摇钱树以及诸多神性的赋予再到吉祥象征蕴涵的丰富流变等,其本源的观念和意义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生了不小的流变。连钱纹装饰佛像的现象,既是佛陀庄严与华美的需要,也是佛教本土化演变的反映;既是本土宗教与佛教的相融结合,又是财富象征、吉祥观念、民俗审美心理融为一体的体现。

注释:
[1] 高汉铭编著:《简明古钱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0.5。
[2] 黄筱雯:“两汉钱纹砖探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第38 页,图3、4 均出自此文。
[3] 张朋川等撰稿,郭廉夫主编:《中国纹样辞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第16 页。
[4] 关友惠:《敦煌装饰图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10,第217 页。
[5] 田自秉、吴淑生、田青:《中国纹样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3,第260 页,“原始时代纹样题材分类表”。
[6] 同[4],第4-5 页。
[7] 张道一:《造物的艺术》,福建美术出版社,福州,1989, 第234-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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