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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洛尔特与早期梅森瓷器装饰的中国人物图式

  • Update:2013-10-16
  • 杨喜发 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
  • 来源: 《装饰》杂志2013年第9期
内容摘要
赫洛尔特是早期梅森窑瓷器“中国风情”装饰画的首倡者。在梅森瓷器对中国瓷器装饰风格的借鉴过程中,尤以装饰性的人物画在造型、用色和明暗等方面变化显著,其反映了欧洲早期的瓷器从对中国瓷器装饰画题材和构成要素的借鉴。本文从造型和图式的表现特点入手,对赫洛尔特的装饰观及早期梅森瓷器的“中国风情”装饰人物画进行分析。认为在赫洛尔特的影响下,梅森瓷器上的中国人物装饰画不但经历了明暗立体化和程式化转变过程,并向欧洲瓷器装饰画中引入了一种混合图式。这种变化不只是“中国风情”走向“欧化” 的表现,也反映了梅森窑早期瓷器装饰中出现的“借景”现象。

 德国阿尔伯雷希特堡(Albrechtsburg Castle)的梅森瓷器工厂始建于1710 年,其早期瓷器对当时风靡欧洲的“中国风情”(Chinoiserie)装饰风格进行了借鉴。据资料显示,1720 年起在约翰•格利高里•赫洛尔特(Johann Gegorius Horoldt)的倡导下,梅森瓷器开始出现具有鲜明东方特点的“中国风情”装饰画,以利用这种风格博得欧洲收藏界的青睐。这其中,尤以中国瓷器装饰风格的花卉(牡丹、菊花等)、鸟石(喜鹊、鸳鸯、假山石)和人物(渔翁、仕女、樵夫和童子等)图式为主。梅森瓷器装饰所绘的中国人物图式,逐渐被转变为了一种兼具中国和欧洲装饰画特点的新样式,但这种“中国风情”的人物造型图式,物化地呈现了瓷器在东方的装饰艺术曾经产生过的影响。众所周知,景、物与人所构成的图式是中国瓷器装饰画的组成部分,对这种图式传播至欧洲以后所产生的造型与色彩变化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不同艺术间对于瓷器装饰的审美差异,以及逐渐将传入的中国风格的本地化转变。本文针对梅森窑瓷器中的中国人物画造型特点及其图式变化给予讨论,揭示该瓷器从对“中国风情”的表达方式及其所呈现的借景现象,并对赫洛尔特的作用及影响给予了分析。

一、塑形:东方的臆想与借鉴

早期的梅森瓷器在欧洲瓷器史上有两个重要贡献:其一,是约翰•弗里德里希•波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在1708 年首次烧制出了被欧洲称之为“白金”的瓷器,使梅森瓷器量产成为可能;其二,赫洛尔特在1720年到梅森瓷器厂后,首次采用了欧洲瓷器装饰工艺中的釉上彩(overglaze)技术绘制具有“中国风情”的装饰色彩和图案。梅森窑瓷器装饰中出现的中国人物画,正是其在18 世纪20 年代初追求“中国风情”的一种体现,并在1720 -1733 年间达到了兴盛时期。[1]
这种风格的出现, 始于1720 年赫洛尔特在塞缪尔•史托茨(Samuel Stolzel)的邀请下从维也纳来到梅森瓷器工厂负责(瓷器)装饰工作。他一改之前波特格尔对中国瓷器装饰风格的排斥,开始倡导对“中国风情”装饰风格的“模仿”。
赫洛尔特倡导“中国风情”的瓷器装饰,固然离不开梅森瓷器厂的资助者奥古斯特二世本人对这种风格的喜爱,但出现这种人物造型风格的来源值得探究。其中一个线索,是赫洛尔特在设计中“很可能参照了当时在阿姆斯特丹和奥格斯堡(Augsburg)已知的17 世纪末中国艺术风格。但其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混合加套用的方式,融合了源于亚洲和欧洲的图像创造出(臆想中的)东方风格的作品”[2]。另一个线索则描述的更为具体,认为:“赫洛尔特引入了一种新的剧目式的装饰样式,其根据中国旅游书籍中的木刻插图,结合‘中国风情’主题创造出了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设计。”[3] 从中不难发现,其模仿的方式并非直接地描摹,而是参考了木刻版画并融入了自己对中国人物形象的想象。因为从他所绘的人物草图,以及瓷器中的人物形象相比较,就能够发现其并没有对东方(中国)的人物造型特点予以认真地进行研究或表现。而是相对草率地勾勒出了想象中的东方人形象。有文章也认为:“赫洛尔特不只是对国外图案和技术,而且还对出现在欧洲瓷器装饰中的‘中国风情’给予了重要的改变。”[4]
赫洛尔特推动梅森窑瓷器走向“中国风情”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不仅自己从事梅森瓷器早期装饰的创作实践,还为该厂培养了一批技术熟练的后继装饰工。有文章提及,他来到梅森后,“很快就开始培养年轻人承担工厂(作坊)的部分装饰工作。他们花了若干年才达到能够接受的水平。这表明,赫洛尔特自己有可能完成了绝大多数带有‘中国风情’的早期梅森窑瓷器”[5]。也就是说,早期梅森窑瓷器中描绘“中国风情”的景、物与人相结合的图式,很可能出自赫洛尔特一人之手。因为这种“模仿”而来的中国瓷器人物装饰画,并非只是为了完成单一的景、物或是人物形象,而是表现相对固定的一种景、物和人组合为一体的图式。而这种图式的创建者,可能就是负责当时梅森窑瓷器装饰作坊的赫洛尔特本人。也有资料提到其创作的“仿”中国瓷器人物画图式,将其“想象力拓展到这样的一种景象:穿着奇装异服的远东人,从事着并行于欧洲当代生活的各种活动”[6]。这也间接地再次证明了赫洛尔特本人,并非是直接地参照中国瓷器的装饰样式进行模仿和借鉴。
从梅森窑瓷器上可以看到,赫洛尔特所描绘的中国人物形象不是对中国人物及其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是一种带有明显的程式化特点。例如,在赫洛尔特所绘的梅森窑瓷器装饰画中,可清晰地发现女性的发型以及背景的树或花卉已经具有一定的形象特点:窄长的脸型、女性平涂的发型分为两个近似半圆的部分、服饰宽松但缺乏细节描绘等,这些特点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了早期梅森窑瓷器的装饰画中。(图1-2)但需要看到,赫洛尔特所追求的,就是将这些要素组成一个欧洲为之青睐的“中国风情”式的场景,而不是如实地模仿中国瓷器装饰中的人物画。

二、借景:中西合璧的图式

“借景”现象是赫洛尔特在梅森窑瓷器装饰中的另一特点,这一表现手法导致了一种兼具中西方造型特点的新风格,甚至是一种新图式的出现。在这种新图式中,既有着迥异于欧洲的人物形象、奇装异服及画面中景与物的特有构成形式,也有部分要素按照欧洲传统的造型手法进行描绘。例如,在赫洛尔特绘制的瓷器装饰画中,尽管空中的飞鸟、案上的果盘以及背景的花卉均与中国瓷器装饰画中的内容相一致,但却在形态和表现手法方面出现了显著的区别:人物及前景的器物均饰以明暗的变化,甚至画出了投影部分,而背景中的花卉图案则仍然被处理为平面效果。(图3)

1. 梅森瓷器上所绘中国风格的人物图案,1723-1724


2. 梅森瓷盘中的人物图案,约18 世纪30 年代


3. 赫洛尔特所绘的“中国风情”的人物装饰画( 梅森窑瓷器), 约18世纪30 年代

这种在瓷器装饰人物画中的“借景”现象,一则再次说明赫洛尔特在最初的中国式人物装饰画中就已加入了欧洲传统造型的因素,组成了一种中欧风格相混合的“中国风情”图式;二则表明这时期梅森窑瓷器的装饰艺术,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瓷器装饰中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木版画或其他方式获得“中国风情”的图像信息,进行“东方”景致的创设或再造,这无疑也会误导人们对中国人及其装饰艺术的理解。于是,这种早期梅森窑瓷器的装饰画,就表现出这样的构成特点:1. 立体和平面两种不同的处理手法相结合,形成了既有空间感又有东方绘画要素的图式。2. 身着东方服饰的人物和其他物品的形象虽然被“指代”为东方形象,但却迥异于东方人与物的形象特征。3. 将中国瓷器上具有装饰意义的人物画对“情境”的追求,转变成了对于“中国风情”图像的程式化追求:画中的人物形象——担柴的樵夫、身披铠甲的军士以及高发髻的女人等均不再是对场所情境化的描写,而是对一种异域风情的猎奇和外在的形式表达。(图2)在这一手法的影响下,当时梅森窑瓷器中的人物装饰画创造出了这样的中西合璧的图式,人们“穿着奇异的服装,可认出官员和仆人或是老爷与夫人,就如同经过打扮的宾客在庭院中参与演出,图式中熟悉的背景取自流行于17 世纪的山水画和木版画,或是描绘了德累斯顿和梅森之间的易北河(the Elbe)的真实景致”[7]。
确切地说,中国风情的仕女画范式在梅森瓷器的出现和改变,实际上是将这种样式视为一种东方情致的一种象征和装饰性图符,而非之于其审美的需求。当然,赫洛尔特对梅森窑瓷器装饰风格的影响不是刻意地要对“中国风情”进行臆想与创造,其目的在于将源于中国的装饰风格转变为一种独特的欧洲瓷器风格。这种风格有着剧场式的布局与景、物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其中虽然有景,但已是欧洲之景;虽然有物(果盘和桌案),却已呈现出了本地的风格。
1733 年,随着奥古斯特二世的去世,梅森窑瓷器开始转向了另一种装饰风格——极具浓郁宫廷艺术特色的洛可可风格。在欧洲,瓷器装饰中的“中国风情”人物图式逐渐被取代,因为“在后来的梅森以及欧洲的其他瓷器工厂,梦幻般的洛可可风格占据了主导……”[8]但这并不意味花卉及鸟石等装饰样式在梅森窑瓷器装饰中的消失,而是演变成了另一种新的梅森窑瓷器装饰样式。如从1739 年起,最具梅森瓷器装饰代表的“蓝洋葱”(Blue Onion)样式开始出现——这种样式将洋葱替代中国瓷器中象征吉祥的水果(如桃子及石榴等),成为其代表性的瓷器装饰样式之一。
以上的分析表明,赫洛尔特倡导在梅森瓷器装饰中“组合”而成的“中国风情”人物画,通过“借景”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中西合璧的图式。其实就是将“中国风情”式里常采用的景、物和人的构成关系(组合形式)借用于梅森瓷器的装饰画之中,从而丰富了欧洲瓷器装饰艺术的表现内容和范式。

结论

通过对赫洛尔特及早期梅森窑瓷器“中国风情”人物装饰语言的论述,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其一,赫洛尔特本人并没有直接地对中国瓷器中的人物装饰画进行模仿,而是通过木刻版画等途径结合自己的想象加以描绘。其二,采取了“借景”的方式,创造出了兼具东方与欧洲特点的混合图式。这种图式既有立体与平面要素的结合,也有对东方与欧洲景物的描绘,从而使“借景”成为赫洛尔特及早期梅森窑瓷器“中国风情”人物装饰画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其三,尽管梅森窑瓷器装饰中的“中国风情”人物画曾在18 世纪20 至30 年代初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与源于中国瓷器装饰的花卉等图案不同的是,其人物画兴起于奥古斯特二世的推崇,并且被欧洲18 世纪中叶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所取代,所以流行的时间相对较为短暂。
注释:
[1] 据资料显示, 随着梅森窑瓷器“ 中国风情” 装饰艺术的爱好者奥古斯特二世(Augustus Ⅱ the Strong) 在1733 年去世,这种装饰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见:Maureen Cassidy-G e i g e r . “M e i s s e n Porcelain for Sophie Dorothea of Prussia and the Exchange of V i s i t s b e t w e e n t h e Kings of Poland and P r u s s i a i n 1 7 2 8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 37, (2002), pp.154.
[2] Maureen Cassidy-G e i g e r . “M e i s s e n Porcelain for Sophie Dorothea of Prussia and the Exchange of V i s i t s b e t w e e n t h e Kings of Poland and P r u s s i a i n 1 7 2 8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 37, (2002), pp.154.
[ 3 ] H e n r y H a w l e y .“European Porcelain: The Millikin Collection.”T h e B u l l e t i n o f t h e C l e v e l a n d M u s e u m of Art , Vol. 80, No. 1, European Porcelain: The Millikin Collection (Jan., 1993), pp.6.
[ 4 ] J e s s i e M c N a b D e n n i s . T h 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New Series, Vol. 22, No. 1 (Summer, 1963),pp.11.
[5] 同[3],pp.7.
[6] 同[3],pp.6.
[7] 同[2],pp.154.
[8] Simon Harcourt-Smith.“ An Exhibition of Chinoiserie.”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 Vol. 68, No. 395 (Feb., 1936), p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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