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杂志,《装饰》杂志社, 立足当代 关注本土 www.izhsh.com.cn

隋唐敦煌佛教写经书法类型:以供养人身份为视角

  • Update:2013-12-27
  • 邱才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3年第10期
内容摘要
本文以供养人的角度,考察隋唐的宫廷写经以及地方官员、寺僧、俗众供养的写经,发现他们在写经水准上,及与当时名家书法之间的关系上多有不同。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敦煌隋唐写经书法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08JC760016

 隋唐敦煌佛教写经当中,官方写经最为引人注目,已有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官方写经问题。[1]探讨官方写经,是基于赞助人或供养人的角度,而赞助人除了官方之外,还尚有准官方、非官方等多种类型,比如地方官员、寺庙、僧人、居士、地方集体、俗众的赞助供养,等等。赞助人身份与写手身份,以及书法样式和风格的关系,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一、宫廷写经
关于官方佛经抄写,自萧齐时期就已有之,至隋代更盛。唐代官方佛经抄写活动规模更加庞大,抄经机构和人员有如下几种 :1. 官方寺院及僧人抄经 ;2. 官方佛经抄写机构抄写佛经 ;3. 地方政府抄经。[2]
唐代长安有固定的宫廷写经所,起初是虞世南的儿子虞昶主持,后来是阎玄道主持,拥有几十到几百个写经生。不仅有专职的写经生,连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宫廷图书馆的楷书手也多被动员起来参与写经。唐代宫廷写经规章制度、机构的完善可以从任意一个官方写经的题记中看出来。比如 :P.3278号《金刚经》(图 1)残卷末尾题记:
上元三年(676)九月十六日书手程君度写 / 用纸十二张 / 装潢手解集 /初校群书手敬诲 / 再校群书手敬诲 / 三校群书手敬诲 / 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 /详阅太原寺大德嘉尚 / 详阅太原寺主慧立 / 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 / 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 / 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

1. 编号为 P.3278 的《金刚经》

这卷写经的信息极为完整,反映了参与此卷抄写、校对、详阅等流程参与者的状况。从书法角度来看,反映了当时抄写者的极高成就。字迹端庄静雅,结构平正,中宫很紧,而外部线条舒展。此卷的抄写时间为上元三年(676),此时初唐四家中欧阳询(557-641)、虞世南(558-638)已离开历史舞台,而褚遂良(596-658)、薛稷(649-713)正当其时。这件作品显示出与褚遂良和薛稷的风格关联。
完成于一个月后,即上元三年(676)十月十五日,编号为 P.2195 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六》同样信息完整,从题记上看,反映了从书手袁元悊到装潢手、校对者、详阅者等政府、寺庙人员共同参与的写经流程。题记中还特意表明了书手来自门下省的身份。同样,这件作品从书写技巧角度来看堪称无懈可击:每行 17 字,结构端庄、用笔轻盈,顿挫不明显。横画皆露锋锐角起笔,收笔稍用力按之。转折方笔和方圆兼备者皆有。风格近褚遂良。
与此类似的还有写于上元三年(676)五月十三日,由秘书省楷书孙玄爽所写,编号为 S.1456 的《妙法莲华经第五》,这件作品与程君度所写的编号为 P.3278 号《金刚经》一样,由“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阎玄道监”。风格亦近似褚遂良。又是半年之后,上元三年(676)十一月五日,弘文馆楷书成公道所写,编号为 S.1048 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五》同样有“使朝散大夫守上舍奉御阎玄道”的题记,而且风格同样接近褚遂良。这说明,这几件出于几乎同一时期的写经当为当时政府的系列工程之一。而且在当时的宫廷之内,无论是门下省、秘书省和弘文馆,都统一在褚遂良这一路风格之下。

二、地方官供养与写经
地方政府官员参与写经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编号 S. 2419 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图 2)和编号 P.2205 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八》均写于隋朝大业四年(608)四月十五日,并且来自同一赞助人,从题记中可以看出,一署“敦煌郡大黄府检帅王帅奉为亡妣敬造”,一署“敦煌郡大黄府检帅王海奉为亡妣敬造”。为不同书手所书,两件作品均字迹工整,然风格不一。
S.2419 写经字呈方形,略向右下角倾斜。起收笔顿挫均不明显,类北魏司马金龙墓志楷书。而 P.2205 字呈方形,疏朗大方,显示出与南朝书风的渊源。写于龙朔二年(662)七月十五日,编号为 P.2056 的《阿毗云毗婆沙卷第五十二》,由右卫将军鄂国公尉迟宝琳与僧道爽、及鄠县有缘知识等,“敬于云际山寺洁净写一切尊经,以此胜因上资皇帝皇后七代父母及一切法界苍生”,由“经生沈弘写”。这件作品同样精美 :结构端庄匀称舒展,中宫较紧,而撇捺等长线条尽量舒展,显示出隋之《龙藏寺碑》和唐初欧阳询一路风格向褚遂良、薛稷一路转变过程中的风格。
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地方官员供养的经卷,因为不能选择到来自宫廷的书手,虽然也能做到精美,但书风往往不能统一,S. 2419 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和编号 P.2205 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八》就是非常鲜活的案例。

2. 编号为 S.2419 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三》

三、寺庙与寺僧文书
僧院寺庙是佛经的庋藏和流通之所,寺庙佛经除少数来自官方赐赠之外,大多是自己组织人员抄写。隋唐繁荣的寺院经济为佛教经卷的抄写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寺院作为弘扬佛法的重要场所,特别强调佛经抄写中的字体规范美观、准确无误。姜亮夫先生的夫人在《敦煌经卷壁画中所见释氏僧名录》中列出僧人达 140 名,《敦煌经卷题名录》中列出 203 名,其中大多是佛教经卷的抄写者,从中略可看出寺庙写经的盛况。[3]同时,寺僧个体也出于个人目的参与写经活动,他们既是供养人,有的同时也是抄写者。
写于唐朝天授二年(691),编号为 S.2157 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图3)为灵修寺比丘尼善信“敬为亡妣写”。相比较宫廷写经而言,技法不够精准,结构多有不妥之处,字和字之间的连带也多有局促笨拙处,但很多笔画线条很精妙,算是与褚遂良风格关系接近的作品。写于大周长寿三年(694)四月七日,编号为 S.5176 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三》为大云寺僧怀珍为亡母敬写。结体方正,长线条较为舒展,节奏明显,风格整体偏褚遂良,而转角处类欧阳通,顿挫明显,节奏感强。为寺僧赞助写经中的精品。而僧崇晃写于神龙三年(707)三月,编号为 P.2101 的《广百论疏卷》则是另一个极端,字迹潦草,几乎与当时的主流书风没有任何关联。
从上述几件具有代表性的寺僧写经来看,他们既是供养人,同时自己也是抄写者。他们的书写水平不一,有的可能受过较好的书写训练,有的则几乎没有书写技能。从书写风格来看,技法好的,有的能与主流书风、名家书风保持一定关联,有的则很难说有书写技巧。

3. 编号为 S.2157 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四》

四、信众供养
佛教创立的最初阶段,释迦牟尼游化度众,由于弟子们的追随和聚居,佛教的教团便自然形成。唐代信众写经题记内容非常丰富,除了超度亡灵,为自己、家人、众生祈福以外,也有祈求病体康复、平安获福乃至祈愿国泰民安的,可以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个面向。[4]
写于陈至德四年(586)十二十月(原文如此,应有错讹)十五日,编号 P.2160的《摩诃摩耶经卷上》,从题记中可知为“菩萨戒弟子彭普信敬造”,结体饱满,横画向上凸,竖画向外挺,呈“外拓”笔势。而线条柔软而有弹性,庄重中见优雅。起笔轻,收笔重,顿挫明显,尤其是右上角转笔处,显示从魏晋写经开始转换的痕迹。几乎同时的北方,于“开皇六年(586)十二月五日”题写的《龙藏寺碑》外形同样饱满“外拓”,而中宫紧结,转角偏方偏尖,显示出北方碑刻的特征。南北书风差异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写于总章三年(670)三月廿四日,编号为 P.2881 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一》,题记为“清信女孙氏为亡母敬写”,书法极精, 字迹工稳,笔画精到,兼褚遂良和颜真卿笔意。尽管书写者“清信女孙氏”籍籍无名,但其书写水平之精美,即便与上述同时期宫廷写经相比,也未遑多让。与此类似的还有写于咸亨元年(671)十二月,编号为 S.2215,题记为“弟子汜怀信敬为亡妻赵,亡侄阿奴写”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同样的技巧高超。这两件作品表明 :民间的无名书手同样可以达到堪与宫廷书手的书写水平,且在时间上与当时的最高写经水准基本保持同步。有意思的是,这两卷写经均为《妙法莲华经卷》,他们是参考学习了可见到的宫廷写经,还是受过专门的书写训练,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编号 P.2314 的写经反映出民间写经的另一种状况,除了标明年款“圣历二年(699)十月八日依经撰定”以及“翻经大德大福先寺僧复礼撰录”的题记,后面“审覆”者达十二人之多。这件写经作品顿挫明显,而多有内凹弧度的“内擫”笔画,显示出来自欧阳询和欧阳通的影响,与当时主流名家流行的褚遂良一路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滞后性质。
而 编 号 为 P.2256 写 于 开 元 三 年(715)的《六门陀罗尼经论》 显示出民间写经的极端状况 :书写者很难说受过较好的书写训练,字迹草率,点画凌乱,与上述写经之精美不可同日而语。这正是白谦慎所说的“无古无今”的“素人之书”。[5]

4. 编号为 P.2086 的《十地论法云地第十卷之十二》

综上所述,从供养人的角度考察隋唐敦煌写经,可以发现如下现象 :1. 宫廷写经有专门的机构,形成了严格的制度,有训练有素的书手,其书写水准就极为精美,反映当时写经水准的最高水平,以当时名家为效仿对象,且与当时名家书风基本保持同步;2. 地方官员没有宫廷写经手为支撑,却可以请到民间写经生,其书写水平不能保证最高水准;寺庙寺僧和民间俗众多是自己既是供养人,也是抄写者。写经水平呈现高、中、低的多种面目,但就最高水平而言,与当时宫廷写经的最高水平和流行的名家书风,基本可以保持同步。


注释
[1] 藤枝晃在《敦煌出土の长安宫廷写经》中谈及唐代宫廷的写经,载《冢本善隆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学论集》,京都,1962,第 647-667 页。毛秋瑾在《官方与佛教写经》——以敦煌吐鲁番写本为中心》中对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官方写经进行了全面的描述,见黄惇主编 :《艺术学研究》,第一卷,第 226-261 页。
[2] 陆庆夫、魏郭辉在《唐代官方佛经抄写制度述论》中谈及官方佛经抄写制度问题,见《敦煌 研 究 》,2009.3, 第49-55 页。此外,该文还谈及抄经流程和后勤保障措施。
[3] 史春松 :《隋唐时期敦煌写经书法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 毛秋瑾 :“从敦煌吐鲁番写本看佛教信众与写经书法”,《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9.6。
[5] 白谦慎 :《与古为徒与娟娟发屋》,荣宝斋出版社,北京,2009,第215-219 页。

评论

暂无评论!
填写评论
用户名 密码 匿名发表   没有用户名?
[发言请遵循国家相关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