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结构和工业设计园区的演进

 引论
如果说包豪斯为工业设计画出了在工业社会中，作为独立分工的“起跑线”的话，那么，“福特模式”就是工业设计组织在企业中的里程碑，日本的设计产业振兴会则是现代工业产业形态深化背景下工业设计产业集成进一步演化中的典例。
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表明，产业链中各要素的配置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配置方式和结构的合理性。
分工和产业集聚是能够促使现代工业化进行的必要条件。如果这种分工和产业性集聚的结构是涣散的，得不到有效组织，那么，大量社会资源的利用和人才成长将停滞下来，社会生产形态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和生产资源的合理再配置，严重降低社会发展的健康性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即便政府利用强大的国家刺激手段，促使社会在短期内实现增长，但最终还是会因为其结构的制约而无法获得彻底的良性发展。
将工业设计放在整个社会的工业产业结构演进的环境下进行考察，是立足社会现实的实事求是的思考方法，是认识工业设计对社会宏观经济发展的组织模式、企业的升级、产业的转型、新型产业的兴起等目标之间科学途径的良好探索 ；是落实中国工业设计在当前形势下，发挥其作用的关键所在。
本文关注工业设计的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并将其置于世界工业化大潮的背景中分析其分工作用。进而从社会分工的性质和组织形态，及其在地区经济环境中发挥的结构作用，审视其在实际产业环境下的意义。最后以当前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为背景，分析工业设计发展的力量源泉和社会产业组织形态的机制与特质，进一步思考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工业设计组织方式。

一、工业设计，作为现代工业发展的一种社会分工形式而存在
工业的发展，开启了人类近代历史的新篇章。
工业至今依然支撑着整个人类社会的主体生产方式，并成为社会组织形态中最为核心的机制与逻辑。工业设计是伴随着工业的发展，自上个世纪2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将美学、艺术、哲学、机械工程、电子、物理、材料、经济、企业管理等众多学科融合起来，在后来的近百年中获得了理论和实践的丰收和飞速发展。
传统的工业设计分工概念，指的是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对以物品为主要对象的造型活动，以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和感知规律，赋予物品的材料、结构、形态、色彩、表面处理等以新颖的品质和质量的工作。
由于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条件，工业设计在诞生之初，在以产品设计为主要内容的工作，主要由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等其他领域的专家们的个人融入而壮大起来的。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工业设计尚未完全形成专职分工和队伍。在实际的工作中，“产品设计”常被等同于“工业设计”，并主要以个体为主体来面向社会。1923 年，极力倡导设计师向工程师学习的现代主义之父柯布西耶，将新兴产业——轮船、汽车和飞机等作为设计者登上时代舞台的契机，更主张建筑设计师们的思维也应该从“标准化”中获得启示，像生产汽车一样来进行建筑。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中提出了他的名言 ：“房子是居住的机器。”虽然柯布西耶对机器的颂扬，在理论上反映的是“机械美学”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从机械生产中敏锐地提出的“机器造型中的简洁、秩序和几何形式，以及机器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理性与逻辑”，则是时代的智慧。
历史表明，与当时那些孜孜以求“微建筑风格”、“机械美学”、“形式”、“样式”，以及“技能”等行业内的流行趋势相比，客观而朴素地尊重机器生产，朴实无华地定义工业时代的新设计分工与职能，并将其融入实际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更显得弥足珍贵，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脚步。正是由于揭示了这些表现生产形态本质变化的特质，像柯布西耶这样的实践者们开时代先河，成为引领时代的强音。
到了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工业设计的意义和实践范围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它的范畴在广义上甚至包含了建筑设计、产品研发和企业品牌规划。随着世界工业化程度的加剧，工业设计也在改变着自身的职能和组织结构。
那时的工业设计，已经成长为能够将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的生产结合起来的时代强音。设计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和关键部门。世界先进工业体的设计部门开始细分他们的设计者和设计研究者团队。那些基于设计的知识和基础工作，在高度的工业现代化性质下呈现出了诸多交叉地带和细分意义。原来主要通过一两个人的、更多局限在产品外观之上的狭义分工，开始真正进入企业组织化时期。工业设计打破了专业和行业的界限，不再是个人的觉悟者，而是一个企业组织或是企业的一个组织。当时的美国、欧洲所呈现的设计繁荣和以企业为平台的运行方式印证了这一点。
现代工业设计的组织结构，拓展为一个基于企业发展战略的产品研发组织。作为一种分工的“工业设计”，分工已经不再发生在外部，而是在自身组织的内部。当时的企业环境，一方面趋于超集团化，另一方面形成跨国界的全球分公司化。
工业设计成为在这样的运转结构下的事业单位，使其以一种职能更为广泛的“设计中心”形式和组织结构，出现在更多、更先进的企业中，并融研究与设计于一体。当时的世界著名设计公司和企业内设计组织，如 IDEO、苹果、宜家、奔驰等，不胜枚举。
进而，正如马克•第亚尼在《非物质社会》中的敏锐描述 ：“信息技术以一种将会在根本上改变现代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姿态，告知人类正在进入信息化社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业设计已从日益僵化的机械理性的设计思维中摆脱出来，呈现出多元的活跃景象。表面上看，一种追求无目的的、不可预见的，以及无法测定的“抒情价值”和种种能够引发诗意的“艺术情怀”和“游戏精神”，似乎正在取代严肃周正的产品创造。其实质是这种多目的性的、灵活的和普遍性的社会消费正在增长，正标示着体现工业设计作为工业文明和社会文化组成的重要因素，开始登上新的台阶。那时，设计的输出、内容，以及方法呈现出的活跃和不断深化，是工业设计外延的拓展和衍生。伴随着这种推展，它的内涵也正在加深变革。呈现这种变革的，正是在基于数字化、信息化和金融中心化等并存的地区工业产业集群。
工业设计在这样的风云舞台上，呈现出更紧密地参与产业演进的巨大浪潮，其作用已经显现。继日本、韩国之后，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都将工业设计视作一种产业推动力量，无形地、潜在地推动自身地区经济体系的健全和激发潜能。原来存在于企业生产组织中的分工，发展为能够在地区产业环境中发挥作用的新机制，以更宏观、更灵活的公共服务形态，成为在地区经济振兴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正如从日本的“设计产业振兴组织”，到韩国的“产业设计振兴组织”，虽然只是词序之差，可是其中显示出的是工业设计已经与地区或国家产业发展相关联的演进趋势，并在产业结构中显现力量和职能。

二、工业的结构性升级与工业设计组织形态的转化
经济一体化，信息社会的来临，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市场化和更广泛的全球生态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等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面向未来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一种跨国界的物流、人流、资本流和信息流的高度综合。全球流动所引发的产业形态变化，是以工业信息化为特征的。人们常比喻当今时代为“后工业时代”、“数字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互联网时代”。
它的主体不再只是企业，而更多的是以地区产业形态集聚为核心的社会化产业体系。
地区产业体系和区域体之间的竞争，以一种产业结构合理性和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出来。由于工业化已被夯实为整个世界共同的基本生产方式，所以，地区之间的产业形态，以及原有产业与新型产业之间的消长和结构转换，逐渐成为世界各个经济体中的关键。工业的地区性产业结构，决定着该地区的经济、贸易，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面貌。
地区性产业集聚的组织结构之间的关联有效性和活跃性是产业环境良好的特质。近年的各经济体发展都印证了，工业产业形态的要素分散与集中并存，传统工业向第三产业和地区集聚，在以服务经济、总部经济、金融中心、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知识经济为背景下，新兴产业组织的结构正在深化和进步。
工业设计成为国家经济策略和地区振兴计划的“核心抓手”。
如果说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设计被雷蒙德•罗维先生标志性地运用在了美国宇航事业中的话，那么，之后世界的诸多企业组织广泛推演了作为战略部门的工业设计规划职能，一个个企业集团中出现了工业设计中心组织，有效地推动了整个公司市场竞争和拓展的能力。再后来，工业设计则更以一个地区或经济体，甚至是一个国家宣扬其文化先进性而登上历史舞台。工业设计开始跨越商业、产业，与社会化产业体系的经济、文化和国家战略等发生深刻关联，并逐渐演化为能够对一个地区和国家获得持续发展能力不可或缺的支撑要素。
这时，工业设计已经完成了它从最初剥离出手工艺创作，获得独立社会分工、以发挥在具体产品上，来体现工业文明的力量为主要内容的起步阶段，而成为社会化产业体系中的中坚动力，主导着本地区经济与产业升级、转型为主要职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新兴产业孵化等。
总之，工业设计，伴随着工业化的结构演进而变化着自身的职能作用和组织结构。它的外延在丰富，它的内涵更在不断变得深邃。社会化产业体系——经济政策、产业提升与“工业设计的社会性组织”协同，成为改变国家形象和战略地图的重要支点。工业设计正在以独特的社会化产业体系新分工形式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变“创产品的形式”的传统职能为“改国家的面貌”。

1. 1967-1973 年，雷蒙德•罗维在担任美国宇航局顾问时为阿波罗计划设计的草图

三、中国工业设计园区组织形式的发展
从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经济形态来考察，其实质是伴随着产业结构成长，从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演进的一个工业化过程。一般普遍认为，国家要实现现代经济发展，首先要完成工业化。工业化在经济意义上，首先就是建立技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体系，从而促进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增长。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起飞，表现为农业向工业、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结构变动中。30多年过去了，工业与农业这两大领域，通过资源配置和产品供求所形成的结构转换，本质上推动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不断发展和演进。这种基于产业的结构转化，与经济学家罗斯托所划分的产业升级理论，即“传统社会、起飞前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等五个阶段的描述相吻合。其中，“起飞”是工业化的开始，“大众消费”就是今天所说的“服务经济”。
中国正跨在“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之间。以地区经济为主体，形成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化进程，以及深刻的经济转型问题是现实中的关键问题，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则是关键所在。当前的工业设计园区集聚方式，表现出了惊人的提升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能力：
1. 打破“加工型企业的产业集聚”的固有模式，将以“科技为发展核心动力”的园区集聚理念发展为以“创新为发展核心动力”的园区集聚理念。从而打破“温多定律”所表明的生产率增长与工业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成为我们许多企业的发展方式，即工业增长越快、技术更新也要越快、生产率的提高也越快。这就形成了现在的主要问题，即企业主动研发产品的能力和后期市场的开拓能力与“订单经济”分不开。加工性产业集聚，是加工体系的集聚，而工业设计园区的作用，是在此基础上开创自主经济能力和自主开发能力的提升，改变制约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2. 生产技术和环境资源等制约下的规模经济，以规模扩大而实现的成本降低，以“技术引进”、“加工技能输出”等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加工型经济结构正在迅速丧失优势。当前，中国企业将近 80% 的主要经济形态则依然依托于此。工业设计园区组织形式，是将设计公司、社会创新公共资源、知识产权维护体系，以及地区性产业技术、市场等优势综合在一起，获得主要辐射本地区的产业创新和企业创新。这将结构性的改变中国传统技术加工型经济形态，从而调整社会化产业体系的格局。
3. 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竞争为“知识密集型”生产竞争。劳动力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转移，是我国最初阶段，制造业获得更低成本的规模化劳动力资源。随着时间和周期的递增，教育和文化水平的脱节，也反过来限制了企业离不开“劳动密集型”生产竞争方式。工业设计园区组织形态的出现与成熟，推动了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转变中国企业面向未来的如何创新的重大难题。
4. 工业设计园区形态可以直接以一个地区经济的公共服务组织出现在已经集聚起来的产业环境中，工业设计化为一个由地区政府发起，产业集聚环境支撑，企业公共服务运行的新组织形态。
正如最初在德国“开花结果”的设计新思维，在战后的美国扮演为一种企业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工业设计跨越了设计师个体，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部门”一样。我们重新对工业设计力量的输出方式和途径，可以借鉴世界先进工业国将工业设计融化为“一个组织行为”，成为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和地区崛起输出动力的社会知识服务型平台。从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地域经济和产业形态之间相关联的要求，将工业设计的组织形态与地区产业集聚的可持续性发展联系起来，也是时代赋予中国工业设计事业的机遇。

结论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工业设计园区的组织方式，既有优异作用，也尚需更多的实践和探索加以积累与深化。我们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更多的是一种人为的追赶过程。为了改变长期处于世界经济发展外围的不利处境，政府干预和政策设计使得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带有制度痕迹及不均衡的特征。落后的农业与工业并存，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发展并存等成为现实情况。结构的演进过程呈现严重的非连续性和激变过程交错叠加，使之与一般工业化轨迹存在严重偏差。反映在工业化与工业设计之间的关系上，则呈现为工业设计超前或组织滞后的失衡状态。
进而，中国问题与西方实践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产生的背景和路径不同，这使得我们应该认识到，可以借鉴理念，但不可能复制方法。西方社会所实行的工业设计振兴，是依托其深厚的资本市场和工业技术基础。其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一切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是它们的灵魂。工业化演进的结构是以一种渐变的、连续的和自发式的成长过程呈现出来的。市场机制主宰了工业化过程资源配置的各个方面。工业设计在其间所充当的角色与分工，是附属在它们这样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之中发挥作用的。
中国的工业发展历程有着自己的轨迹，所以，工业设计在中国的角色与作用，不能只从作为一个学科被引入大学殿堂开始起步，更应该从工业化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来衡量。就像包豪斯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德国的学校来看待意义一样，只有将工业产业环境与工业设计融合在一起，包豪斯的思想才获得历史的地位和作用。包豪斯只属于那个时期的一个学校名称，但包豪斯的精神与思想由于与现实的生产有机地融合，才融化为工业产业革命的动力。
今天，如何发挥工业设计的理念与思想，也同样不能简单地从包豪斯的“设计师们的时代”开始，而是要与当今中国国情相结合，与地区产业聚集的背景相结合来寻求道路。

参考文献 ：
[1]（法）马克•第亚尼主编 ：《非物质社会》，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8。
[2] 刘益东：《智业革命》，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7。
[3]（美）诺曼•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英）巴里•布赞、杰拉德•西盖尔 ：《时间笔记》，刘淼、张鲲译，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2。
[5] 刘仲林 ：《现代交叉科学》，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