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沈氏脱胎漆器发展的经济成因对比分析

福州的漆器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福州市北郊茶园村出土的宋端平二年墓葬漆器品（图1）就可看出，南宋时福州漆器的制作工艺就已经很精巧了。清代李渔记录了髹漆工匠的一段话：“八闽之为雕漆，数百年于兹矣。四方来之购此者，亦百千万亿其人矣。”[1] 估计所购人数有所夸大，但也足见福州雕漆之闻名遐迩。而这些知名度还不足以与后世的脱胎漆器相比。郭沫若先生曾用“漆从西蜀来，胎自福州脱。精巧叹天公，玲珑生万物。繁花着手春，硕果随意悦。天下谅无双，人间疑独绝”这样的诗篇盛赞福州的脱胎漆器。
福州的脱胎漆器是清代沈绍安在修理县衙的金字横匾时，发现匾额的字迹虽已褪色剥落，但里面用夏布裱糊的一层漆布胎骨却仍然坚固如新。受此启发领悟到失传已久的夹纻制作工艺，进而创制而成。自沈绍安起，其技艺代代族传家承，故又有福州“沈氏脱胎漆器”之称。笔者重点从对外贸易角度，结合清代福州经济的起落，对福州脱胎漆器的代表——沈氏脱胎漆器进行对比分析，希望对当前福州传统脱胎漆器的保护和延续有所帮助。
作为沿海通商口岸的福州，其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福州的对外贸易，但这种依赖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在清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福州的经济主要还是处于恢复发展时期。受早期清政府禁海、迁界政策的影响，福州经济发展一直都很缓慢，而在开海禁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也只是允许广州一地为公开的对外贸易口岸。当时福州的经济主要还是依靠内需为主，对外贸易对福州经济的影响较后来要小得多。所以同期福州的各种产业主要还是依靠内销来维持经营，当时正处于发展初期的沈氏脱胎漆器，自然也不例外。依靠当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沈氏脱胎漆器的鼻祖沈绍安结合福州民间传统习俗和信仰的需求，生产各种民生产品，为创业初期的沈氏脱胎漆器提供了广阔市场，各种生活所需的漆器日用品（图2）以及传统民俗信仰中所需要的仙佛人物像产品，都为沈氏脱胎漆器随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南宋端平出土的剔犀圆漆盒，现藏于福州市博物馆

2. 沈绍安制彩绘描金花鸟纹长方漆盒，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鸦片战争后，福州被定为五口通商口岸，大批外国洋商、传教士涌入福州，出口额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而不断增加，福州的经济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这时的沈氏家族正传承到第五代孙，随着家族规模的扩大，沈氏脱胎漆器抓住了这一大好时机，适应西方人士的爱好，逐渐在产品中模仿西式造型，不但生产各种洋人使用的酒具、咖啡具等产品，还伴随着福州茶叶出口销售的剧增而出售各种茶具，以顺应国外市场的需求，使沈氏脱胎漆器的发展渐入佳境。从图表1 所附的“沈氏脱胎漆器参加国内外博览会情况表”[2] 可以看出，从1898-1940 年是沈氏脱胎漆器对外交流频繁的时期，所以笔者所整理的图表资料主要以这一阶段为主，与同期的福州对外经济进行比较。从图表2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沈氏脱胎漆器与福州的对外经济发展紧密联系。[3] 从1898 年沈氏家族开始参加国内外博览会开始，出口销售比重逐年增加，1905-1914 年漆器出口额基本处于逐年增长之中，1910 年甚至达到1905 年的两倍还多。1915 年开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漆器出口额从原来的31315 元剧减为7558 元，还不足1910 年的四分之一。在随后的四年中，出口额极不稳定，1918 年才8608 元。但同期福州外贸经济的出口额相对漆器的出口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一度出现下滑，但整体看并不像沈氏脱胎漆器那样起伏如此之大，说明沈氏漆器发展到这一阶段，对对外贸易环境的依赖比起同期福州经济对其的依赖要大得多。一战结束后两年的1920 年，漆器出口又出现了一个大高潮，销售额骤升到44063 元。从沈氏家族内部来看，当时正传承到沈绍安的第五代孙沈正镐、沈正恂时期，这一时期沈氏的镐记、恂记抓住战后经济复苏的大好时机，一方面依靠前期对外交流，参加各大博览会积累的知名度增加出口额；另一方面，在两次大战的间隙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如发明了“薄料彩髹”[4]以增加产品的色泽，为战后迅速恢复的需求储备力量。故能在战后极短的时间里就迎来了1920 年的销售高峰。而从同期福州经济来看，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的福州经济也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而逐渐恢复，在随后的几年里，福州的对外经济与沈氏脱胎漆器的发展都相对稳定，整体同处于逐年递增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31 年就出现了转折，两者都开始了一路下滑的过程，到1933年只有20346 元，不但达不到1920 年的水平，甚至也赶不上1910 年的出口额。
从经济角度看，是开始受到国内战争以及随后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影响，全国经济环境与国际贸易都遭到严重破坏，经济一落千丈。从沈氏内部来看，由于沈正镐、沈正恂相继过世，家族内部再难出现这样的作坊领导人，只留下沈幼兰独立支撑，加上家族企业内部分散的作坊独立经营的模式，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应对这种残酷的经济环境，只能逐步走向没落，自此一蹶不振。

表1. 解放前沈氏脱胎漆器参加国内外博览会情况表

表2. 1904-1933 年福州出口销售总值与福州漆器出口额比照

通过对同时期福州对外经济销售额与沈氏脱胎漆器出口额两者之间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沈氏脱胎漆器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特殊性，但同时它也必须依赖于福州本土经济整体的发展。一方面，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可以满足沈氏脱胎漆器的发展需要，只要经济条件稳定，依靠对外贸易的良好形式，沈氏脱胎漆器的发展速度甚至可以超过同期福州的整体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沈氏脱胎漆器的发展又不能跳出福州整体经济的发展而独立发展。如果整体经济环境受到破坏而走弱，受到家族分散作坊式经营的局限，沈氏脱胎漆器也无法获得进一步飞跃。所以，沈氏脱胎漆器的发展既可以说是顺应经济形式的需要，又可以说是沈氏抓住了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好时机，再结合髹漆技术的不断革新，从而使沈氏脱胎漆器走向辉煌。

结语
现今随着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重新在福州成立漆器研究所，创办漆艺保护基地，享誉海内外的传统工艺能否再次走向辉煌，笔者认为仅仅依靠政府的扶持和推广是远远不够的。当前，福州的脱胎漆器行业不论是作为漆艺保护基地这样的国有企业还是个体商户，所接的订单多是政府商务礼品，基本没有什么出口创汇业务，这与当前我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是相背离的。结合沈氏脱胎漆器发展历程来看，当前的脱胎漆器从业者在提高漆器技艺的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我省对外经济的优势，把握我省经济发展的良好契机，结合对外经济贸易的新需求，才能再次迎来这一行业的春天。

注释：
[1]（ 清） 李渔：《一家言居室器玩部工段营造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第32 页。
[2] 林荫煊：“我省福州脱胎漆器参加国外赛会情况”，《福建工艺美术》，1982.1，第38 页。
[3] 图表2 中的两份数据摘自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计》，福建省政府秘书外公报室出版，1935，第30、115 页。
[4]“薄料彩髹”：主要是先在漆液中加入一定的广油，在削弱大漆沉重的色调同时又能增加漆液的透明感。然后将金箔、银箔研磨而成的细金、银泥粉掺入调配好的漆液中，再以手指将调好的漆液拍打到器物表面，最后再罩上一层透明漆技法。

参考文献：
[1]（清）徐景熹修：《福州府志》，补刻本，福州，清乾隆十九年（1754）。
[2] 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计》，福建省政府秘书外公报室出版，福州，1935。
[3] 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福建经济研究》，铅印本，福州，1940。
[4] 朱代杰、季天祐编：《福建经济概况》，铅印本，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福州，1947。
[5] 周怀松：《福州脱胎漆器髹饰论文集》，福州脱胎漆器厂印，1983。
[6] 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文物出版社，北京，1983。
[7]（ 清） 李渔：《一家言居室器玩部工段营造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8]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对外经贸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
[9] 吕欢呼：《论沈绍安于福州传统脱胎漆器》，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南京，2003。
[10] 汪天亮：“谈沈绍安与福州脱胎漆器”，《美术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