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兽面纹中下卷角形制和纹饰与羊文化释考

兽面纹实际上是各种动物纹饰的集合体，从结构上看，兽面纹的构图基本上是公式化和程式化的，有些形体结构完全相同或近似；所以能够加以区分的也就剩下兽面纹两额顶部的觝角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著的《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中将这些兽角分为外卷角、内卷角、曲折型角、长颈鹿角及牛角纹。本文依据此分类标准，将外卷角更名为上卷角，内卷角改为下卷角，以角卷曲的方向为名，避免了内卷外卷引起的误解，使人不易产生混淆。笔者在此文中讨论的主体是兽面纹觝角中的下卷角部分，并用上卷角作参照、对比介绍，以便读者明了。[1]

一、商周青铜器下卷角兽面纹形制简述
商周青铜器中下卷角兽面纹出自多地的墓葬、墓群，其中以中原殷墟、陕西、湖南为最多最典型，为我们了解下卷角兽面纹的地域特色及其内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信息。由于下卷角兽面纹形制变化较多，我们以其纹饰表现手法，综合归类进行简述。
半环状角型的下卷角兽面纹。这种角型的下卷角兽面纹较为抽象，造型较为简化，觝角造型弯曲，角根部粗壮，随着角形的弯曲，角尖部越来越尖，似有盘旋之感。河南安阳郭家庄西M1 出土的兽面纹鼎（图1），腹部饰三组以云雷纹为地纹的兽面纹，其角型从鼻梁扉棱开始自下向上往左右展开，再向下弯曲，角尖上翘，呈半环状。整个兽角装饰有阴刻地纹。鼎（图2），商代晚期，鼎腹部兽面纹中的觝角占据腹部的近二分之一，半环形的角型非常明显，上面也饰有阴刻地纹。
立体浮雕状角型的下卷角兽面纹。这种觝角造型雄奇、夸张，卷曲的弧度尤其是角端旋转的弧度相当大，角尖翘起突出于器物表面，形成浮雕状，极尽夸张出觝角的盘旋之状。陕西宝鸡贾村镇M1 出土的何尊（图3）尊腹部饰兽面纹，觝角外卷，角尖翘出器壁之外，颇富立体感，圈足上饰以半环状角型兽面纹。
上述两种下卷角造型，其形制构成要素中角型类羊，我们对比之后发现它们之间似有一定的脉络关系。下卷角早期的发展演变，在形体上由初始的平面化逐渐到中期的角尖上翘、稍显立体，直至晚期整个觝角立体雕刻，甚至是二次浇铸出羊首造型，如四羊方尊，这两种形制的下卷角在器皿的位置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醒目，并且均装饰阴刻纹饰用以表示觝角的坚硬、粗壮之感。这些造型上的演变符合商周青铜器兽面纹装饰由简单到复杂的时代特点。
半环状角型和立体浮雕状角型这两种形制的出土地点在商代殷墟中多可见到，除中原地区外，出土的地域在陕西、湖南等地均有发现，并且同一地点这两种形制都有出现。经分析，半环状角型下卷角应是立体浮雕状角型下卷角的先导，由于立体浮雕状角型更为接近羊角，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这两种形制的原型同出一辙，都具有典型的羊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下卷角兽面纹中羊的特点愈加鲜明，时代发展的脉络一目了然。

1. 兽面纹鼎，河南安阳郭家庄西M1 出土

2. 鼎

3. 何尊，陕西宝鸡贾村镇M1 出土
 

二、商周青铜器下卷角兽面纹纹饰和工艺特征
商周青铜器是我国青铜艺术史上的高峰时期，数量丰富、器形别致、纹饰和工艺技巧也异常精美。商代时期青铜器纹饰经历了夏的简朴后逐渐向繁缛发展，周承商制，因此西周时期的青铜从形制、纹饰到工艺都有商代的遗风，而再发展到周末，神秘的特点慢慢被现世的享乐所替代。
1. 开羊首形制先例。湖南宁乡M1出土的兽面纹鼎属商代晚期所制，下卷角形制为立体浮雕状角型，羊角较大而凸起，角尖上翘[2]，羊角上饰有式阴刻纹饰，角部造型在整个器皿中所处地位较大，甚至占到整个鼎腹的一半还多。此鼎形制、纹饰均较罕见[3]，开羊形青铜器先河。而殷墟、陕西等墓出土的下卷角兽面纹较为抽象，觝角造型弯曲，角根部粗壮，随着角形的弯曲，角尖部越来越尖，角尖或翘起呈立体感或不翘起为平面。
2. 新创形纹饰。形纹饰常见于下卷角兽面纹中，在立体浮雕状角型中最为常见，这是一种写实性的表现手法，以增强羊角的立体感和空间感。
3. 下卷角纹饰的艺术表现力。下卷角兽面纹在商周青铜器上，出现了从抽象到清晰的过渡。早期的较为抽象，花纹设计上以阴刻、阳刻线条为主，结构上多用刀纹和云雷纹组合，并在角尖卷起部分夸张使用云雷纹来表现一种盘旋之感，增强觝角的蜷曲与力度之美。商代中晚期的半抽象型的下卷角兽面纹逐渐清晰，觝角造型粗壮有力弯曲幅度较小，角根部比较肥大，置于兽面纹头部两侧，角尖呈半圆形弧状向上弯曲，花纹装饰仅以少量刀纹阴刻于觝角上，形制较为简洁，同样突出了觝角的力度感。羊角形兽面纹这种图型在总体花纹设计上阳刻、阴刻、黑白兼顾，背景的空间和内部的线条结合在一起[4]，多用刀纹和云雷纹组合形式，强调了森严对称的气氛，体现了商周艺术的齐庄中正之美，并且纹饰中多用卷曲的云雷纹，又使整个造型有了活泼灵巧之感。

三、商周青铜器中羊文化渊源与本质
动物崇拜自新石器时代出现后一直广为流传，并且伴随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史，各时期、各地域的动物崇拜均十分丰富，很有特色。在奴隶社会中，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身份出现的，它表面的动物形象体现出了先民们对动物的崇拜以及对天的依赖，即从哲学上讲，天人关系中人服从于天，这构成了中国文化形成的源头。
在自然界中，角是有角动物的雄性标志，也是强盛有力的象征。在有角动物的族群中，凡首领的角都非常强壮，这种现象引起了先民的注意与联想。当动物崇拜在先民中流行的时候，角崇拜亦广为流行开来。这些观念不仅表现在甲骨文的造字中，如牛、羊等的写法均以头上之角作为动物的最重要特征予以夸大表现，以牛、羊的角来代替牛、羊整体，还表现在青铜器兽面纹中牛角和羊角的大量出现上。[5]
羊形象的出现由来已久，大约在8000 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陶塑羊的形象。《说文》中记载：“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可以看出，早在新石器时代羊就已经是原始人类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了。商周时期祭祀活动频繁，《国语•楚语下》中就记载了天子用“大牢”和“少牢”祭祀的体制，在祭祀中，羊是最早用作牺牲的必不可少的祭品。羊既然是先民们的祭祀用品，自然也就成为沟通天地人的灵物；而殷商时期的占卜也是最为人所知的，天子每有重大活动之前必用龟甲或牛羊肩胛骨来占卜，看来羊在先民眼中确有通天地的神力。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各部族就迅速发展起来，部族之间争战频繁，且一直持续到秦统一，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西北的羌族在商时是一个游牧民族，在甲骨文中，我们可看到殷人所谓羌者，即用羊字。因为在他们的畜牧业中，羊类大概占有很大的比重，故以牧羊而得名，羌即是牧羊人的意思。[6] 殷朝征伐羌人的规模是很大的，通过战争，殷朝俘获大量的羌人作为奴隶用于祭祀，由于殷人经常从羌人那里虏获俘虏，所以后来就形成了一种奴隶的专称。在甲骨文中羌字从羊作，又或省作、，其颈项挂着绳索，以便引牵，即示奴隶之意。在甲骨文从羌亦用为动词，即表示杀用羌奴的意思。[7]羊是羌部族的图腾，在商周青铜器中出现不仅仅是通天地之用，更深刻的含义是一种强大部落文化征服弱小部落文化的历史演进。殷商将羌族的图腾表达在国之重器上，是用这样的一种手段对其他部族起到精神上的威慑作用，并且带有强烈的政治约束力。
商周以后政治上趋向统一，羊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也趋于统一，其主要功用亦趋一致，即“吉祥美好”的寓意。我们对商周青铜器中下卷角兽面纹的形制与纹饰及其用途进行探讨分析后，可得知羊图腾的崇拜是先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春秋以后吉祥、正义的寓意便表现得十分显著，尔后绵延了各个历史时期直至今日。这表明，羊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羊”本为人类饲养的六畜之一，先民们创造了它在青铜器上的形象目的是为了趋利避凶，抵御祸害和凶恶力量对自身的侵扰。这种温顺动物转化成保护神的现象，表现出远古先民崇拜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包含着原始社会的思维模式，体现了先民们以能掌握的事情应对不能掌握的自然灾害，是处于蒙昧时代中最为现实的选择。

注释：
[1] 参见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第5 页中的外卷角兽面纹，本文中下卷角与此书的外卷角义基本相同，但是外卷角这一定义似忽略了角旋转的方向是向上与向下，而向内向外给研究者带来诸多误区，以上、下卷角来区分似乎更为科学。
[2]1958 年湖南宁乡出土，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六卷，文物出版社，北京，1998，第168 页。图片也来源于此。
[3] 同[2]。
[4] 楚戈：“战国平民美术运动”，《故宫文物月刊》，民国72 年（1938年）10 月第一卷第七期，第27 页。
[5] 参见夏雨：《商周青铜器兽面纹中羊角纹艺术探析》，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6] 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1988，第274 页。
[7] 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6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