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艺术设计的职能转型与体制建构，1949-1957

由于多年浸淫于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化进程之中，上海在建国初拥有一支在全国屈指可数的设计队伍。然而当这座城市开始从商业向工业，从消费向生产转型时，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大量的商业设计人员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主义制度运行。新政权一面鼓励他们继续发挥专业技能，另一面又在改造他们的观念和思想，引导他们为工农服务、为生产服务和开展群众性的设计活动。1953 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发布后，工商业公私合营的速度开始加快。1954年初，上海手工业合作化开始，第一批工艺美术企业走上合作化道路。1955 年初，上海私营工商业开始实行归口管理。在新的形势下，设计职能机构和设计管理机制的创建和探索变得势在必行。

1.“请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徽标（1950）

2. 上海美术设计公司设计的国庆十周年游行检阅台（1959）

3. 华东纺织管理局美术设计组的工作人员在设计花样（1952）

表1. 上海主要设计职能机构的归口管理和经营范围（1953-1957） 建筑设计院除市属机构以外，各系统另设有直属的设计院负责工程及建筑设计

一、设计队伍的职能转型
建国初期，政府主要通过委托和号召来引导设计职能的转型，大规模组织配合历次政治运动开展的主题创作成为耀眼的美术景观。以1950 年初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宣传活动为例。市政府将此列为当年全市的六大任务之一，上海市公债推销总会专门设立一个宣传委员会，主持新闻、广播、招贴、传单、漫画和影剧等的设计事宜。围绕运动的每一步骤，宣委会几乎利用了一切宣传形式进行各行各业的广泛动员。宣传册、招贴画、标语、公债彩印圆花、印花、漫画、连环画、公交车辆宣传画、酒菜馆宣传画、广告牌、霓虹灯、幻灯片、电影短片、气球等昔日的商业竞争手段由此被纳入到政治宣传的范畴之中。（图1）密集、高效、全面和新颖的宣传设计为上海最终完成占全国三分之一的认购份额提供了有力支持。
与设计主题的更新相比，设计语言的范式却并不容易一下子转换过来。上海是全国年画的主要产地之一，更是连环画的大本营。1951 年，上海仅“抗美援朝”为主题的连环画便出版了467 种，宣传上很及时，在数量上也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但大部分却充斥着粗制滥造的内容，都是开头“飞机大炮”、中间“美国尸首”、最后“我们胜利”的三部曲。[1]年画方面则出现了以旧月份牌美女的画法来描绘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革命领袖的庸俗做法。这些都反映出由于上海的特殊性，设计队伍的转变过程相较于其他城市是更为艰巨和复杂的。1952 年12 月至1953 年3 月，上海文化局举办了“上海美术工作者政治学习班”，其中包括71 名国画家和65 名年画与工商美术家[2]，政治上的启蒙教育使这批所谓“小资产阶级分子”初步认识了新阶段文艺创作的主导方向。月份牌画家金梅生在1958 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解放以后，才知道画画是为人民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要对社会生产有积极作用，共产党来了，使我们懂得了很多道理。”[3] 这多少反映出原“国统区”的设计人员在如何为新政权服务这一问题上的心路历程。
50 年代中期，大量设计人员被纳入国有或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编制，成为“单位人”，社会上商业委托的空间也大大缩小了，设计队伍的职能开始全面转变为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商业竞争职能更多体现在外贸领域。

二、国营设计机构的建立
建国头几年，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体制都尚未完善的条件下，大量的社会业务仍主要依赖事务所和自由职业者等旧体制下的企业或个人来实现。1952年以后，政府通过成立国营公司来加强对设计业务的控制，行业体系的全面整合伴随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逐步推进。
中央非常重视艺术设计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1955 年，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在听取中央手工业管理局、纺织工业部和地方工业部汇报时，多次指出要把设计师“养起来”[4]。在这些有利条件的推动下，上海各部门陆续建立了一批设计机构，吸收了一批社会上的优秀设计人员。其中，以上海美术设计公司、上海市广告公司和上海广告公司最有代表性。上海美术设计公司隶属文化局。从1953 年始，各类展览、会议、节庆活动开展频繁，相关设计业务大量激增，原社会文化服务组人力捉襟见肘。为适应社会对美术设计的迫切需求，1956 年成立了上海美术设计公司，业务范围集中在会场布置、模型制作、工业品美术等方面，特别垄断了官方的展览、布置和陈列的设计业务。（图2）
上海市广告公司隶属商业局。1956年，上海广告同业公会实行了公私合营，联合成立中国广告公司上海市公司，业务范围主要包括路牌、报纸、印刷品、幻灯片、橱窗和照相喷绘。[5]1956 年，副总理陈云关于改变工商关系的讲话发布之后，上海广告业摆脱了50 年代初以来流行的“社会主义企业不需要做广告”的观念桎梏，迎来了良好的复兴势头。上海市广告公司于1958 年成立，主要服务国内市场。“文革”期间更名为上海市美术公司。
上海广告公司隶属于外贸局。1958年，上海市对外贸易局筹建了上海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美术工艺综合工厂。1962年，外贸部在此基础上成立上海广告公司。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广告专业代理机构，上海广告公司代理全国所有出口商品广告。至1966 年共在47 个国家和地区的157 家报刊上刊出商品广告6000 余次[6]，对红双喜、美加净、双钱等大批名牌商品的培育助力甚多。三大国有公司建制全面、分工明确，其雄厚的综合实力位居全国之首。同时期，上海还建立了一批设计研究机构，代表性的有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上海市丝绸科学技术研究所等。

三、计划经济下的设计管理
“一五”时期初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下的设计管理体制，设计职能机构普遍依据行业分工采取条块分割的归口管理模式。文化、商业、外贸、出版系统的设计人员通常属于文艺编制，轻工、手工、纺织等系统的设计人员通常属于技术编制。轻工、手工和纺织等系统根据行业成立专业公司，对同一行业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建立“局（技术处）—公司（设计科）—工厂（设计室）”的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表1）。以上海纺织工业管理局为例，局一级设技术处，主管生产技术、工艺设计等；公司一级的设计单位有上海市丝绸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工厂一级的设计单位有各家印染厂的图案设计室。（图3）刚开始的时候，各单位之间业务范畴并不统得很死。随着“左”的思想逐渐占据上风，业务开始垄断集中，逐渐变成在华东甚至全国都独一无二的职能部门。
计划经济的归口管理体制造成设计业态趋于单一化和垄断化。中国广告公司上海市公司成立时，旗下六大公司的经营范围泾渭分明，造成了许多局限与浪费。一份商业局文件如是说：“如设计画稿来讲，同一客户，路牌生意成交，要搞一张画稿。灯片生意成交再搞一张画稿，以此类推，多一广告品种，就多画一张稿子。这样不但使设计科增加负担，而且缺乏系统性的广告设计。”[7]计划经济体制确保了优势的人力、物力资源在重点项目上高度集中，但同时也使艺术设计呈现出条块分割、业务单一的局面。生产与供销的分离又导致了多重领导，这在工艺美术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手工业生产部门的主管下，传统工艺美术被限制在一种特定的语境中欣赏解读，并不被纳为社会主义新美术的创造性资源。[8]

结语
建国初设计行业的职能转型与体制建构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艺术设计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下设计职能的实现依赖于计划经济式管理体制的保障，其核心在于大批体制内机构的建立，体制外的流动设计人员则被视为小工商业者。以上海“三大公司”为代表的经营模式有利于集合人才，稳定队伍和组织实施重大项目，但同时也垄断了资源，限制了业务流动，造成设计方向的单一和设计形态的固化，而一些不合理的归口管理方式更是为日后走向低效、封闭、僵化的道路埋下了隐患。

注释：
[1]“上海市文化局关于一年来上海美术工作的报告”，1952 年，上海档案馆藏，B172-1-74-46。
[2] 王震：《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第635页。
[3] 吕澍：《20 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416 页。
[4] 刘崇文：《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第348-353 页。
[5] 徐昌酩：《上海美术志》，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第114 页。
[6] 王垂芳：《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第1979 页。
[7]“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市百货、煤建、交电等公司吸收社会人员工作报商业一局的来往文书”，1956 年，上海档案馆藏，B123-3-175。
[8] 郑工：《演进与运动》，广西美术出版社，南宁，2002，第3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