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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港一体:对外贸易视野下南海神庙聚落空间形态的美学特征

  • Update:2014-03-13
  • 王 铬 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4年第2期
内容摘要
自古以来,海上对外贸易活动对于广州这样一个沿海城市的发展即产生着极深远的影响。作为6-16 世纪广州外贸港口的南海神庙与扶胥港,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当时国家政策、贸易制度以及贸易方式的影响下,南海神庙“庙港一体”的聚落空间形态体现出“纪念性”、“中心性”、“独立性”的美学特征。

2005 年10 月2 日, 象征中国—瑞典人民友谊的哥德堡Ⅲ号商船带领瑞典皇室从瑞典启航,沿着18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再次到达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去追寻曾经拥有的光荣与梦想,而其最后的目的地便是当年航程的终点——中国广州黄埔古港。(图1)遗憾的是由于河道不再适合大型船只的停靠,哥德堡Ⅲ号最终选择改停在另一个海上丝路的终点站——南海神庙前的扶胥港前。(图2)这次事件看上去似乎有些戏剧性,但却让那个我们已经遗忘,却曾经代表着古中国对外贸易辉煌历史的外港再次成为热门的话题。南海神庙经过历朝历代变迁、毁坏与重建,直至今日仍沧桑地立于此,香火不断。作为6-16 世纪广州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南海神庙与扶胥港独特的空间关系是对当年对外贸易场景的见证;同时也在当年的对外贸易制度影响下,形成了其独特的聚落空间形态美学特征。

1.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资料来源:自绘)


2. 南海神庙与黄埔古港地理位置(资料来源:自绘)


3. 唐代海上交通航线示意图(资料来源:引自《南海神庙古遗址古码头》)


4. 同治版《番禺县志》南海神庙位置图(资料来源:引自《南海神庙古遗址古码头》)


5. 南海神庙风水分析(资料来源:自绘)


6. 南海神庙复原鸟瞰(资料来源:引自程建军:《南海神庙大殿复原研究》)

7. 南海神庙全景图,图中所示,庙东为海光寺,再东是鹿步司署,庙前有康熙御碑亭,庙西是凝真观。(资料来源:引自清崔弼:《波罗外纪》)


8. 2009 年波罗诞( 资料来源:自摄)
 

一、6-16 世纪贡舶贸易制度的形成
从隋朝开始,一个由广州南海神庙前的扶胥港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渐成熟。( 图3) 海上往来的蓬勃发展,中外人员与物资的频繁交流,一方面使得当时人们平安远航的愿望更加强烈,因而对变幻莫测的海神的崇拜与祭祀也更加隆重;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中央对外贸易制度体系的形成。
至唐初,始遣专使往岭南,主持贸易事务,发布《定夷舶市物例敇》[1],开创了古代海外贸易管理的新制度。到宋朝颁行《广州市舶条》,建立市舶司,海上对外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阶段。[2]
到元朝,疆土囊括欧亚大陆,贸易制度更加开放,海上贸易更是畅通无阻。元朝除设置市舶司管理贸易,还创立“官本船”制度,官府直接经营对外贸易。并特诏“诸番国列居东南海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诸番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3]
总的来说,16 世纪(明朝)以前传统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王朝政府经营的朝贡贸易;一种是由民间私人经营的私人海外贸易。而其中尤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后者甚至长期处于被打压的状态。
所谓朝贡贸易是指由政府一手经管操办,确立明确的政策,制定完善的制度,设立具体的经管部门,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不是正常的外贸形态。
海外国家派遣使团到中国朝见皇帝,“进贡”方物,中国王朝则予以官方接待,并根据“怀柔荒远”、“薄来厚往”的原则[4],回赠进贡国以“赏赐”。“赏赐”物品的总价值大于“进贡”物品总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进贡”与“赏赐”之间的物品交换关系,体现着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体现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服务于政治关系。而当时的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属于民间私营工商业经营,由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很早就确立了抑商的基本国策,所以民间私人海外贸易长时期地受到王朝政府的抑制阻碍、严格管理甚至禁止禁绝,得到王朝政府鼓励扶持的时期十分有限。
正是在这样朝廷直接控制的垄断性贸易“贡舶贸易”体制下,如何彰显“四夷来王”、“万国朝宗”的政治效果和“协和万邦,恩泽广被”的外交形象。作为门户的对外贸易港口自然成了重中之重。

二、贡舶贸易影响下聚落空间的“纪念性”特征
“贡舶贸易”的政治形态决定了这个代表国门港口的特殊重要性。对港口的风水龙脉的选址、中轴对称的布局和宗教建制的建筑无不体现出其“纪念性”所在。
1. 风水布局
隋朝通过一番艰辛统一南方,创建了一个东临东海,南临南海的大国。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 年),受廷臣建议,以应海神灵验,虔诚拜祭,在全国各地建庙朝奉,规范礼仪制度,并下诏群臣举行祀四镇四海。在当时南海边南海镇(今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一带),珠江的入海口重要的外船停泊码头上建立南海祠。控制着中国海外贸易的一大交通孔道。过海道来往的中外使节、商贾等在扶胥码头停靠,要想进入中央大国,第一件事是先到南海神庙祭拜。
作为礼仪大国的象征,南海神庙在选择祭祀场所自然少不了对风水的考究,这一点民间流传的一段小故事对此做了应证:“说南海神庙风水好,因为背靠的是龙头山,有高峻安稳的玄武位。庙前左有戙旗冈,右有章丘冈,堪称左旗右印。南面莲花山是庙的朱雀位,大虎、小虎守住海门,珠江从西而来,庙的西门吞纳着滔滔而来的江水,那是滚滚财源。”(图4、5)在同治版的番禺地图中可以看出其风水格局。
2. 高规格建制
南海神庙建筑群今现存部分主要是2005 年广州市发改委和水利局“黄埔区庙头整治工程”后的结果,这次工程基本以南海神庙建筑群保护、修缮和复原为基础。
建筑群自“海不扬波”的石牌坊起,由南向北沿中轴线对称布置共分五进,即头门、仪门、礼亭、大殿、昭灵宫;中轴对称,前有平台码头临海,后有靠山烘托,四周左右配有华表石狮、回廊、偏殿、碑亭、围墙……前低后高,组成气势非凡、雄伟壮观的建筑群。(图6)据著名建筑师龙庆忠先生考究,南海神庙建筑群的建制成形于隋,成长于唐,后经历两宋的增建而繁华,及宋末的战争而败废。然而有幸又重生于元,扶养于明,垂危于清至今,还保持着唐代建筑的型制。并由龙庆忠先生于1989年对现在保存的大殿组织重修,基本按原状修复,保留着清初的构架。其建筑形式为五间单檐歇山顶,即与唐制“三品以上,五间九架”;明制“五庙者,五间九架,厦旁”;清制“一二品,官厅五间九架”相符合,这足以看出庙制对历朝高规格礼制的承袭。
3. 东佛西玄的轴线格局
南海神庙除了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外,祠外还有另一些附属建筑。民间有谚语:东佛西玄,护卫一官庙。东佛即是海光寺,在庙的东侧;西玄是凝真观,位于神庙的西边。由于1965 年广州海运学校在南海神庙开办,寺观的建筑惨遭拆除,已不复存在。但通过章丘脚下挖掘的寺观匾额以及《波罗外纪》中的南海神庙图可以看到昔日的情景。( 图7) 寺、观中僧侣、道士分理神庙的香火,并负责历朝打刻碑记。凡官府来祭,斋宿于凝真观内。每逢二月波罗诞时,神庙前的开阔地带成了热闹的公共集会场所。

三、贡舶贸易影响下聚落空间的“中心性”特征
“贡舶贸易”的交易方式影响下,港口承担较为简单的停泊、装卸货物、接待功能,加上朝拜的需要,港口功能空间与宗教空间紧密相连,庙港合为一处,形成周边地区的宗教、礼仪、文化、社交等活动的中心。
位于南海神庙西南浴日亭所在的章丘脚下的南面,从山脚风化岩岸边修筑一条道路南通珠江,全长125 米,由官道和小桥、接官亭、埠头构成。山脚部分改筑土路,沿山脚向东延伸。码头和道路的两侧均为黑色淤泥的水相堆积。由此可以推测,古码头当时修筑在淤积的滩涂上,涨水时部分淹在水中。码头的官道部分南连埠头,北至山脚,上岸后改土路。现发掘的官道长约110 米, 宽4.4 至4.5 米。路芯夯筑,路面呈龟背形,正中铺石板,两侧为土面,两壁有砌筑石块包边和用木挡板两种做法,侧壁外填以石块和泥土做护坡。在道路的南端与埠头之间设有一方形亭子,可供官员离船登岸后在此休整。现亭子只有基础部分仍在,南北3.7 米,东西4.1 米。从建筑材料看,皆为广府早期建筑所用的红砂岩,柱础部分为玄武岩。埠头位于遗址最南端,呈长方形,全部用长条形石块砌筑。南面有九级台阶,东西两侧也有步级收分,北侧接道路。埠头南北长10.8 米,东西面宽5.5 米,底基宽6.3 米,现存高1.1 米左右。
这条码头官道被发现时,已经被建国初期用作为河涌堤坝。由于在道路的剖面中未发现早于明代的遗物,据推断其建造年代不晚于明代,可能在清中晚期因河滩淤积,岸线南移而废弃。此外,从规模上看,此码头似乎不是能够停泊很多货船的商业码头;从做工考究上看,也可能不是平常游人所用。极有可能是官用设施,用来迎接各国使臣朝贡及西边省城官员到南海神庙致祭的专用码头和通道。

四、贡舶贸易影响下聚落空间的“独立性”特征
“贡舶贸易”中朝廷直接控制的垄断性贸易形式,使得市民无法从这种贸易的系统中获取直接的利益,因此周边村落的生活形态仍然是建立在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从而在空间形态上港口地区与周边村落没有必然的联系,笔者将这种聚落空间形态特征称之为“独立性”。
通过实地调查,笔者在南海神庙周围的村落并未发现明显关联于当年海上对外贸易的遗迹。可能是年代久远,后世的反复破坏与兴建,掩盖了历史的痕迹,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些所谓的遗迹。通过对历史中封建王朝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打压政策和贡舶贸易影响的研究,笔者更趋向于后一结果,那就是说南海神庙周边的聚落似乎并没有得到这个近在咫尺的对外贸易港口所带来的经济上的直接益处。
然而由于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庙会活动以及庙会集市,却成了周边聚落与南海神庙在文化情感上的纽带。如每年农历二月十一至十三的波罗诞(也称南海神诞),波罗庙附近的十五个村庄家家户户都裹粽子,准备诞期拜祭南海神及招待前来游南海神庙的亲朋好友。(图8)这个传统的民间庙会吸引着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善男信女从四面八方涌来。每每波罗诞期间,也是以庙会为中心的集市兴盛之时。当年庙市热闹的情景,清嘉庆年间崔弼的《波罗外纪》中有这样的描述:“每年二月初,远近环集如市,楼船花艇,小舟大舸,连泊十余里,有不得靠岸者……”

结论
南海神庙前的扶胥港,作为明代以前海上丝路的起始点,是一千多年来中外海舶、贡使出入中国的第一站。由于历朝一直奉行贡使与朝廷进行直接货物交换的唯一贡舶贸易制度,导致港口功能单一,只供停泊、卸货之用,因而设施简单。
南海神庙是千年来中国皇帝及官员祭祀海神的场所,也是人们祈求海事平安的殿堂。作为宗教建筑,它具有在文化上、心理上的慰藉作用;作为仪礼建筑,对外它彰显了天朝大国的国门神威,对内它是仪礼管理南中国的象征,因而由此建立起来的以南海神庙为中心的纪念性空间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这样的论断并非全盘否定南海神庙对周边村落的影响。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神圣空间的周围,是十分活跃的市集空间,说明这里成为当时珠三角地区聚集、朝拜、巡游的场所,成为民间社会组织的中心,南海神庙作为国家崇拜空间,在民间的活动被演绎为另一种类型的空间。
这一状况说明,国家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是依靠神明崇拜来完成,但这种控制是相对比较弱的,并在相当程度上被民间活动所改造,而成为地区性的象征性中心。对南海神的认同基本上只针对珠三角地区,因此也可以说是一尊地方神,以国家的名义来形成国家与地方的关联,成为象征意义上的国家控制,和实际上的地区象征中心。
综上所述,南海神庙承担了古代国家祭祀南海神的重要历史使命,是国家礼制、贡舶贸易与独特地理位置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个港口,更是泱泱大国管理南海地区的象征,是百姓寻求文化上、心理上庇佑的神堂。从而形成了其“庙港一体”的聚落空间形态,展现出“纪念性”、“中心性”、“独立性”的美学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自隋朝南海神庙建立以来,广州外港几次移址,而这里却未做出任何位置上的改动。且历朝历代,朝廷都对南海神进行祭祀、册封,以及对神庙建筑进行修复,其中道理便在于此。

注释:
[1] 《唐会要》之《少府监》。
[2]( 日)藤田丰八 :《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魏重庆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36,第80 页。
[3] 顾渊清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2008,第11 页。
[4] 史志宏:“16 世纪至19 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

参考文献:
[1]( 清) 梁廷相:《粤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2。
[2]( 清) 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北京,1997。
[3] 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4。
[4] 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6。
[5] 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华书局,北京,2006。
[6] 单世联:“大明烛扬今无外:明代皇权对海外贸易的桎梏”,作者授权天益发布,http://www.tecn.cn 2009.03。
[7] 程建军:“南海神庙大殿复原研究——南北古建筑木构架技术异同初论”,《古建园林技术》,1989.2。
[8] 龙庆忠:“ 南海神庙”,《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广州,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