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创作的“公共视野” ——1949 年以来的博物馆美术作品陈列

1949 年建国后，政府投资建设的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等公共空间进行的美术创作和陈列，不仅缅怀和宣扬了民族自强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英雄人物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发展成果，其传递的重要文化信息还表现在对展览陈列设计——这一新艺术形态的早期探索和具体实践，尽管于内容和形式上表达还不充分，但对公众产生过重要影响。

1. 国家博物馆历史画陈列

2. 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设计稿

一、博物馆美术陈列之缘起
20 世纪50 至70 年代，国内美术创作陈列的启蒙主要向苏联学习，在展示语言上继承和倡导“民族化”运动，经历了壁画运动、农民画运动、公共空间的场馆（包括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革命历史画创作陈列等公共展示形式。改革开放的70 年代末，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城市化方向递进，现代形态的城市文化需求促使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公众具有了对“公共艺术”的精神诉求；一系列现代形态的公共艺术展示活动，例如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壁画创作、城市雕塑、大型室外景观、环境艺术等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并被认知。
回溯历史，本土博物馆美术陈列经历了曲折历程。早在1920 年代海外留学的一批艺术家积极寻找救亡图存之路。刘海粟曾在《留欧随笔》中疾呼：“《关于中国艺术设施之刍献》……1. 博物馆之整理与建立……2. 国家美术院之设立……”[1] 常书鸿也呼吁成立国家的美术家协会体系、展览体系和博物馆体系。[2]而作为政府行为的博物馆建设和历史发展便始于民国初期，北京政府“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3]，“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乃议先设博物馆于北京”[4]。1912 年7 月，教育部在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办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经过博物馆人的不懈努力和苦心经营，至1949 年10 月前，国立历史博物馆根据社会需要，共举办了十几个展览，展览题材广泛。建国以后，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率先针对“百废待兴”的历史现状提出构建博物馆战略规划，特别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活动中，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大型展览场馆陆续开放给观众。

二、建国后博物馆美术陈列方案之一：博物馆建筑、展览陈列设计思想脉络
1949 年以来，以国家名义的博物馆美术陈列、收藏为一体的公共艺术实践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进程中具有鲜明特点，由博物馆出资的美术创作陈列开创了将具有私人创作性质的艺术品进入博物馆公开展览的“公共化”意义。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场馆的建设为美术创作进入“公共视野”空间展示提供了历史实践的发展机遇。
建国后国内大多博物馆陈列主要是接受苏联的一套技术和思想，许多外派苏联学习的美术家、设计师，将其学到的先进展示经验和陈列语言“复制”回国内博物馆的建设中，同时也翻译和引进了一些著作。其中，阿·伊·米哈伊洛夫斯卡娅所著的《博物馆的陈列与组织技术》影响较广，该书指出：“博物馆的陈列，不是陈列品与原文的机械收集，而是富有创造性地、科学地研究了博物馆特有资料（实物、文献、美术资料等）所表现主题的结果。”[5]“苏维埃建筑学对一般房舍的内景，包括博物馆的内景所提出的重要要求乃是建筑、绘画与雕塑的综合。许多全苏农业展览会的陈列馆很恰当地运用了这种结合。陈列馆的外部和内部的建筑都加上了雕塑、饰物如版画，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建筑物的有机元素。”[6] 该作者还在《博物馆美术品（原作）的陈列技术》中提及，博物馆中的美术材料，造型艺术作品是指所陈列时代的原作。……陈列品（造型艺术作品）可根据博物馆所规定的一些特定的主题定做，并与各种不同种类的陈列品一同列入自然、历史及社会主义建设之部的专题陈列中，以作为其他陈列品的补充。此外，也可列入每个地志博物馆都在举办着的当地艺术家作品的展览会和造型艺术藏品展览会。博物馆收集中的造型艺术作品是：1. 绘画，2. 版画，3. 雕刻。在各绘画馆和艺术之部的造型艺术陈列中，艺术是按照各个发展阶段而陈列的，因此必须同时包含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苏维埃艺术。每一艺术家的创作都应按专题陈列，不必按照各个不同陈列室中的各种不同主题分散开来。
50 年代一系列苏联各种现代艺术展览及设计在国内的引进及举办讲座等，对于国内博物馆陈列（包括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影响很大。据画家罗工柳回忆：“1958 年我从苏联一回国就参加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筹建，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件事：首先就是组织历史画创作，我跟蔡若虹两个人负责。……对于博物馆建筑和陈列，他负责策划和设计。……总设计师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院长张开济。……我建议用门三面大柱子竖起来的这个方案，它有一种力量，气势很大。大家都表示赞成这套方案，后来就拍板定下来了。……我们定的这个方案现在看起来是对的，革命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都是靠柱子造成气势，中国古典纪念性建筑如孔庙、孟庙，也都是靠柱子。……原来整个建筑都是革命博物馆的，后来因通史馆没有地方，就让出南边一半作为历史博物馆了。整个建筑当时是统一设计的。”[7]对于陈列方式这一公共艺术展现效果，罗工柳提出自己的看法：“在革命博物馆的第三件事是陈列的总体设计。最初的方案搞的规模很大，两层楼还不够，还要加上三楼一些地方，把社会主义阶段的很多东西都陈列进去。……原来的筹备小组由周扬负责，重新组织的班子让文化部负责，党组书记钱俊瑞负责。王冶秋和我也去了，大概是让我们旁听吧。开完会回来，决定让我负责陈列方案总体设计。我的方案就是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全部砍掉，陈列内容从建党始到开国大典止，一下子压缩了三分之二，压缩到二楼一层，三楼不要，中厅也不要，压缩很大。当时全馆都不能接受……我把方案讲完以后，田家英马上说：‘罗工柳的这个方案非常好，就用这个方案。’……博物馆的同志后来也接受了这个方案，调整了展览陈列，最后中央批准开馆。这一开馆，不得了了，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学，到处是北京的革命博物馆的简缩版、地方版……”[8] 可见，博物馆建筑、展览陈列设计思想脉络是在继承和创新中前进探索。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的建设与发展是文化事业与建筑事业的一大成就，其中美术藏品作为重要辅助展品，已被国内外博物馆广泛运用。

三、建国后博物馆美术陈列方案之二：重大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陈列
各个国家都曾在其社会发展中有过重大革命活动并将其记录下来的创举，历史画创作是各个民族、地区域和国家为了牢记历史，纪念、庆祝或反思的重要文献依据。例如法国大革命各个阶段、前苏联的“十月革命”等西方不同时期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种种事件的历史画等，对后世起到正确引导的价值意义。博物馆的历史画创作曾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他指示：历史画创作要走群众路线，要创作出超越前人的优秀
作品来。中国美术家协会、各地美协分会、美术院校、美术创作单位的大力支持，先后抽调了15 个地区、28 个单位的50 多位优秀画家、雕塑家，共完成了历史画创作41 件、历史人物塑像13件。1970 年以后又组织了54 位艺术家，创作了中国画24 件、油画18 件、版画3 件、雕塑10 件。一大批名家如蒋兆和、李桦、刘凌沧、吴冠中、伍必端、程十发、刘旦宅、刘小岑、张润凯等参加了美术创作，参观人数上百万人次，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美术部负责人在工作总结提及：“……1959 年新馆建成后，为筹备新馆陈列，在中央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下，成立形式设计总体组，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任组长，中央美术学院罗工柳和本馆陈列部主任谢炳志任副组长，王振铎任总设计师。从全国各地抽调力量来馆帮助工作。……中国革命博物馆根据陈列的需要，十分重视美术作品的创作和收藏工作。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不久，即邀请在京部分美术工作者邵宇、古元、吴作人、王临乙、董希文、吴劳等座谈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创作问题。从50 年代至70 年代，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美术创作活动。在这个时期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成为建国以后第一批有着较深影响的美术作品，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共收藏油画、国画、版画、美术作品300 余件，其中有部分外国作品，如苏联谢罗夫画《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战争的休息》等。为了保管好美术作品，于1983 年改建了美术作品库房，改善了保管条件。新改建的库房油画可以悬挂在可以推拉的大铁丝网框上，为国内第一个具有现代保管设备的美术作品库房。”[9] 1959 年10 月21 日，陆定一主持召开筹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基本通过“陈列修改方案”和“新增美术作品目录”，要求按此方案立即进行修改。[10]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开始就重视革命历史主题性创作，并在展览陈列中显示其影响，同时非常强调“美术作品在博物馆陈列中的文献价值”[11]。军事博物馆的美术展品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馆前即1957 年建军30 周年时创作的一批历史美术作品。第二阶段是1959 年-1966 年。第三阶段是1974 年-1985 年，第四阶段是1986-1988 年，这是军博陈列进行调整充实完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军事博物馆建馆20 多年中，先后共陈列各种美术作品300 余件（其中包括基本陈列中的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和专题展览中的美术作品），成为军博陈列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系列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和《复兴之路》的成功举办，为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以及博物馆陈列的美术精品奠定了基础。

结语
简言之，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等对公众的展示和开放性关系到一个国家塑造什么样的艺术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博物馆的美术创作、展览陈列是将时代精神、民族生活和艺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塑造具有公共精神的新形态，通过展览凸显主流文化意识并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呈现艺术与公共空间、公共场所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协调关系。博物馆的美术陈列，其思想沿着毛泽东文艺精神，塑造新中国的崭新文化形象方面演进，成为一个特定时期探索与实践艺术空间的视觉文本和文化表征。

注释：
[1] 原载刘海粟：《欧游随笔》， 中华书局，1935。
[2] 原载《艺风》，1934年第2 卷第8 期。
[3]《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发刊辞》，1926 年第1 册。
[4] 同[3]。
[5]（ 苏） 阿· 伊· 米哈伊洛夫斯卡娅：《博物馆的陈列与组织技术》，文物出版社，北京，1959，第56 页。
[6] 同[5]，第132 页。
[7] 刘晓纯整理：《罗工柳艺术对话录》，山西教育出版社，太原，1999，第93、94 页。
[8] 同[7]，第95、96 页。
[9] 北京博物馆学会主编：《北京博物馆年鉴（1912-1987）》， 燕山出版社， 北京，1989，第198 页。
[10] 同[9]，第199 页。
[11]同 [9]，第 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