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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张雄夫妇墓出土彩塑俑的造型风格辨析

  • Update:2014-09-01
  • 牛金梁 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第5期
内容摘要
本文结合阿斯塔纳其他古墓出土的彩塑俑及人像作品,与张雄夫妇墓出土彩塑舞蹈泥俑在造型、用色和服饰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阐释了高昌地区胡、汉不同人物俑造型风格出现的因素及其特点。尤其对该墓中出土的泥俑服饰“胡化”现象进行了比较,揭示了“胡装盛行”背景下胡、汉造型风格的交织。

 

1. 阿斯塔纳187 号墓出土汉人侍女画像,2-4. 阿斯塔纳206 号墓彩塑胡人及“汉着胡帽”的彩塑女像,5. 唐代胡人牵驼三彩俑,6. 阿斯塔纳206 号墓出土男性胡人泥俑,7. 阿斯塔纳230 号墓出土男性胡人泥俑

8-9. 阿斯塔纳206 号墓出土彩塑舞女泥俑,10. 莫高窟130 窟盛唐时期女性双髻式发型,11. 阿斯塔纳187 号墓侍女双髻式发型,12. 阿斯塔纳206 号墓侍女俑双髻式发型 

1973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考古发掘出的一些彩塑舞女或侍女俑,是唐代中原造型风格影响该地的实物遗存。其中张雄夫妇墓(即206 号墓,下同)中出土的木俑或泥俑不但材质及工艺水平相异,而且还有着“汉着胡帽”的现象。迄今对张雄墓出土唐代风格的彩色泥俑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如称出土的女俑为木质的“高昌女俑”,并将这些俑分为彩绘木俑和绢衣木俑两类,认为“高昌女俑”应当是歌舞偶人,因为“与唐代有关傀儡的记载,无论在装束、制作,还是仪态、表情等方面,都可以相互印证”[1],反映了在唐代边吏陪葬中“炫耀于路人”的习俗。该墓出土的一些采用了木胎制彩塑泥俑的制作手法,既有唐代典型的人物造型特征,同时又呈现出服饰的“胡化”特征。据记载,“唐代时,上自帝王官宦,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倾心‘胡俗’”[2]。本文将以阿斯塔纳张雄墓出土的彩塑人物俑为线索,讨论胡、汉不同人物及服饰风格等的并存现象及形成因素,尤其是对“胡装盛行”下的胡、汉人物造型特点进行比较。

 

吐鲁番阿斯塔纳张雄夫妇墓彩塑泥俑出现的背景,是唐代中原与吐鲁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艺术的相互交流与借鉴。比如,胡服帷帽就曾影响中原,呈现“胡化”的现象:“开元初,宫人马上始著胡帽,靓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3]

张雄夫妇墓出土的男、女俑像造型风格与技术水平差异显著,表明受到不同时期的彩塑人物俑造型艺术的影响。该墓泥俑的一个特点,就是所塑造的胡人特征较为突出,具有相对明确的程式化或模式。如将唐代胡人牵驼三彩俑、阿斯塔纳张雄夫妇墓出土的彩塑舞女泥俑和胡人牵驼俑,以及230 号古墓出土的胡人俑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除用色不同之外,存在某些造型特征(五官、服饰和发型等)相似之处:1. 身着胡服窄袖长袍。袖窄且紧身,是张雄夫妇墓出土彩塑胡人泥俑服饰的一个共同特征,区别于同一墓中汉人俑像身着的宽大长袍。2. 胡人男俑都头戴高而尖的胡帽。该帽符合对西域胡人男子所戴“浑脱帽”的相关描述:“浑脱帽亦为一种胡帽。羊皮制成,高顶、尖而圆”[4]3. 胡人女子头裹围巾,身着短袖紧身长裙。其中,“汉着胡帽”,脚穿马靴的为汉族女性,符合“仕女衣胡服”和“著丈夫衣服靴衫”的记载[5]。在这里,帷帽也是该墓彩塑胡装女俑的显著特征,甚至是女性骑马必备装束。因为“帷帽早先也是西域服饰。北齐、隋时传入中原成为女子骑马时的特定装束”[6]。(图1-4)在五官及服饰外观塑造方面,该墓出土的胡人男俑呈现出以下特征:1. 高鼻深目大眼;2. 身着外翻领式窄袖束腰长袍;3. 脚穿长靴。(图5-7)该墓彩塑泥俑呈胡人造型及“汉着胡帽”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高昌地处西域门户介于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中间地带,东、西方艺术的传播使得胡人俑像的造型被加以借鉴;另一方面,可能为当地埋葬习俗的一种体现,以死者仆人身份的胡人俑出现在墓中作为陪葬品。这是由于,在“唐代西州时期,随葬俑从木俑改为泥俑,实际上就是中原陶俑的 变种。泥俑的种类、组合、形制,乃至随葬的位置,和俑的形态变化等方面,亦与中原地区大致雷同”[7]。另有文章认为:“这类俑的身份,是象征奴婢随葬的性质。此外,一些奴婢木俑的形相和衣饰,具有胡人特征,说明当时的贵族拥有胡人奴婢,反映高昌地区汉胡各族融合的密切程度。”[8] 胡、汉文化融合所致的观点,不但解释了胡、汉不同造型及服饰风格在同一墓葬出现的状况,也反映在当时生活方式和墓葬习俗等方面均受到了上述两种文化和艺术共同的影响。

此外,从阿斯塔纳其他古墓中出土的绘画或彩塑泥俑,也能够进一步证明上述两种风格共存的事实。如在1972年在阿斯塔纳187 号墓发掘出土的《弈棋仕女图》中的唐风仕女以棋娱乐,不仅印证了高昌地区弈棋的场景,更反映出了当时中原的弈棋流行于此地的现象。从而传达出这样的信息:1. 高昌贵族(如张雄)生前拥有胡、汉不同民族的仆人,且显示了在这一地区民族间的密切关系。2. 流行弈棋,说明唐代中原文化在此地传播较广。唐代中原地区妇女流行的眉妆样式——“却月眉”,在阿斯塔纳出土的彩塑泥俑中也有明确体现。这种眉妆的特点是墨色浓重,形如弯月。其他学者也曾论及这一眉妆,如:“却月眉在有唐一代流传甚广,1973 年新疆吐鲁番发掘的唐代古墓中,有女泥俑即却月眉。”[9] 当然,也有女俑发髻高耸、上衣着白或红衫,下身饰绛色或黄红相间长裙。(图89

 

从制作材料来看,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俑经历了从木俑到泥俑的转变过程。而木俑到泥俑的转变也证明了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上述塑像经历过本地化的演变过程。据相关研究认为:“由于吐鲁番的地质特性,容易取得制作泥俑的材料,是以到了周武时期,随葬泥俑的风气日盛,泥俑逐渐增多。唐西州时期,泥俑便取代木俑,成为随葬俑的主流。”[10] 由于206 号墓是分两次合葬张雄夫妇:张雄死于高昌延寿10 年(公元633 年),属于麴氏高昌时期;其妻死于唐垂拱4 年(公元688 年),属唐西州时期。前后跨半个世纪。张雄随葬俑与其妻随葬俑的所用材质、制作工艺以及种类等均产生了明显变化。正如发掘报告中所述,该墓“经历了从割据的高昌到统一的唐朝两个时期,这在墓葬形制上也有反映。发掘情况表明,这个墓始营于张雄死后,原为斜坡墓室;后来与墓道尽头用弧形土坯券起一段做甬道,甬道两侧辟出对称的壁龛,壁龛中发现的残存木俑属于盛唐风格,与墓室中的骑马木俑显然不同”[11]。也就是说,阿斯塔纳206 号墓出土的这些人物俑即有麴氏高昌时期的木制俑,也有唐西州时期的(木胎)彩塑泥俑。

这其中,一些形象较大的木俑采用了分段刻制的方式,这在发掘时就有明确记述:“大的如马,驼或马夫及驼夫俑,踏鬼武士俑等,都是分段雕刻,然后胶合成型再施以鲜明的彩绘。”[12] 以木为胎的彩塑泥俑,在高昌不但取材方便而且可塑性更强。在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胡人泥俑制作中,这种手法在表现人物面貌特点和服饰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再者,汗人女俑所戴的帷帽也具有鲜明的本地特点。如在帽檐一周饰以纱罩面符合高昌国盛产丝棉的记载,并称:“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13] 这也表明该墓出土的人物俑能够反映出该地塑像艺术的风格上变化。总体而言,这些俑基本是以木、泥、纸、丝织物、颜料为主要用材:1. 以木和泥塑造外形;2. 以纸捻成人物臂膀;3. 以丝织长袍为外衣;4. 以头面敷彩丰富人物形象(发型、头饰、花黄等)。

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来看,胡、汉不同民族的人物俑造型特点体现在人像的身份地位、体貌特征、服饰以及色彩搭配等方面。通过将阿斯塔纳古墓群同时期绘画和彩塑俑进行比较,或许更能说明胡、汉两种不同造型风格共存和“胡化”的现象。在187 号墓出土的汉仕女画像和胡人女性骑马像就是很好的例子:

1. 汉人女性面部皆呈圆形饱满造型,骑马女俑则头戴帷帽,罗衣长裙并且双耳外露,眉间均饰有红点或红色图案。胡人女性面部则少施粉黛。胡女用一般头戴高耸尖帽,长发遮耳或深色丝巾裹住头部。

2. 在胡人俑中,男性一般头戴高尖毡帽、身材魁梧,女性也同样头裹黑巾。相比之下,汉族女主人则头戴具有本地特点的长檐高帽(帷帽),仕女则束发成髻。可见阿斯塔纳张雄夫妇墓出土的胡人驼夫及骑马女俑的装束,显然也反映了该地区服饰文化特点。

3. 胡人女性往往以骑马俑的形式,男性则以马夫或驼夫形象为主。此外,将阿斯塔纳187 号墓绘画中的仕女的双髻式发型和张雄夫妇墓出土的侍女俑的侍女发型,以及敦煌莫高窟第130 窟所绘盛唐时期侍女发型相比较,三者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似之处,而相同的圆领长裙更说明这种样式为唐时期流行的侍女装扮形象。(图1011)当然,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绘画与彩塑俑所表现的侍女特征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绘画中的仕女形象刻画更为细腻。

在用色方面,张雄夫妇墓出土的胡人俑并未采用唐代彩陶工艺常用的“三彩”,即黄、褐、绿色三种基色,而是以红、绿和黑色为主且并不呈现出颜色间相互点缀的表现手法。显示出用色相对概括简练,并无着意渲染釉色的特点。相似的是,有研究者也注意到:“阿斯塔纳的唐代彩塑所用颜料红色大量使用铅丹,且保存完好,未发现黑色颜料中有铅丹的变色产物,其中还出现了密陀僧的使用,较多地使用了铅丹( 或铅丹和密陀僧) 与硬石膏的混合粉色颜料;绿色颜料的使用与克孜尔石窟相同;特别的是蓝色彩绘均为有机靛蓝。”[14] 与克孜尔石窟等处用色相同且相异与当代中原用色特点,则说明张雄夫妇墓胡人佣的着色可能体现了西域本地的风格。

 

结语

通过对以上部分的分析,对阿斯塔纳张雄墓中出土的彩塑泥俑存在胡、汉两种不同的造型风格有了基本的认识,可总结为如下几点:1. 该墓集中地反映了古代高昌地区彩塑泥俑胡、汉两种造型风格兼容并蓄的现象。其中头戴高耸帷帽的彩塑女俑,暗示了高昌本地的汉族女性与中原一样流行穿着这种“胡化”的服饰。以致“贞观初已常见‘汉着胡帽,胡穿汉装’,宫人骑马多穿仿自波斯妇人所服的大衫和掩蔽全身的缯帛方巾”的观点。[15] 2. 胡人俑的造型特征和用色反映了高昌本地造型艺术的特点。如以红、绿和黑色相组合的用色特点。在形象刻画、服饰特点等方面均与唐代中原俑像造型不同。3. 从该墓出土的彩塑木俑和泥俑,经历了从麴氏高昌到唐西州时期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向世人呈现了这一地区彩塑人物俑造型艺术逐渐走向多元化的演变,为研究西域装饰或雕塑艺术的重要参考物证。

注释:

[1] 金维诺、李遇春:“ 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文物》,1976.12,第46 页。

[2] 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9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第25 页。

[3] 葛晓音:“ 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1997 .3 期,第135 页。

[4] [2]

[5] [2]

[6] [2],第26 页。

[7] 林聪明:“吐鲁番墓葬文物所见社会文化现象”,《逢甲人文社会学报》, 第1 期,2000,第84 页。

[8] [7],第83 页。

[9] 田苗:“唐代妇女眉妆演变考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第108 页。

[10] [7]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 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7,第12 页。

[12] [11],第17 页。

[13] 姚思廉撰:《梁书:高昌传》,卷54

[14] 郑会平、何秋菊等:“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彩塑的制作工艺和颜料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Vo125No22013.5,第36 页。

[15] 葛承雍:“ 唐代移民与社会变迁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第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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