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国风背景下广彩瓷来样定制的特点

从1759 年到1842 年，广州是清朝唯一准许进行海外贸易的港口。也就是说，在中西贸易最活跃的百年间，中国南方珠江口的广州，是中国和欧洲接触的唯一地点。经贸交往与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互相交织进行的，20 世纪30 年代，陈寅恪就在其论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称：“盖两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广州口岸由于交通便利，在文化交流上的历史地位也不言而喻。广州珠江口岸对西洋画的批量复制，最早也是体现在外销瓷的装饰形式上。据资料统计，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输入西方的瓷器数量最保守估计也有6000 万件以上，其中广彩瓷占了63%。因此广彩瓷成为研究这段历史时期中西经贸、文化交流的最好媒介。
此外，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的时期也是欧洲“中国风”盛行的时期。本文着眼于18 世纪欧洲“中国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从欧洲来样定制这种特殊创造方式的角度研究广彩瓷，以说明中西方视觉文化上的影响是相互交叉进行的，从而增进对18 世纪中西美术、文化交流的认识。

1. 清雍正广彩西洋海港风情图， 盘高3.6cm，口径16.5cm， 足径8cm

2. 清雍正广彩满大人合家欢盘，高2.8cm，口径23cm，足径13cm

3. 清乾隆广彩满大人猎归图八方盘，高2.7cm，口径23cm， 足径12.5cm

一、18 世纪欧洲“中国风”的盛行
从1295 年马可•波罗的游记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中国瓷器开始，到17 世纪末，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发展，中国瓷器大量出口欧洲市场，瓷器在西方人心目中一直是珍贵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在18 世纪，与今天许多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喜爱和憧憬一样，瓷器、丝绸、漆器等这些来自于东方的物品在欧洲人眼里不仅仅代表着新奇、稀有而富于异域风情，更是高贵、优雅与品位的象征，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拜和向往着神秘东方国度的幸福生活。欧洲人在游记和中国物品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政治开明、物产丰富、人民富裕并有着高雅品位的东方理想王国。他们对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的尊重是由衷的，从这个理想国度来的一切物品上的装饰图式，都是这一理想的视觉呈现，是欧洲人可以真切触摸的现实。喜爱、崇拜，才会去模仿、创造。他们除了忠实地模仿中国瓷器，还结合自身传统，发展了一种富于想象力的创造，中国专为出口而设计的瓷器与欧洲人仿制的瓷器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作为结果的18 世纪“中国风”（Chinoiserie），接着又对中国瓷器的纹饰产生影响。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在线集艺》（Groove Art Online） 对“ 中国风”辞条的解释是：“ 源于法语‘ 中国’（Chinois）。它是指由中国或伪中国的装饰母题所主导的一种欧洲美术。该词最常用于17 世纪下半叶至19 世纪初所创作的装饰艺术作品，这一时期也是欧洲与东亚的贸易与思想交流的最高峰阶段。”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风”本质上是一种受中国装饰风格影响的欧洲美术。事实上，中国纸本绘画对于西方油画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影响“中国风”形成的并非中国主流绘画的风格，中国绘画主要是通过下层工匠的工艺美术作品对西方产生间接影响，欧洲人再加上自己对这个东方理想国度的想象和一些似是而非、不求甚解的模仿，形成这种与真正的中国风格并不完全一致的“中国风”装饰，接着用于中国瓷器的定制中，广彩瓷上的纹饰便是其中的典型。日本山田智三郎也在文章《十七、十八欧洲美术中的东亚影响》中将欧洲后期巴洛克的中国风流行分为忠实模仿的中国风、德国的中国风、洛可可中国风、浪漫的中国风四个时期[1]。中国风被用于从墙纸图案到茶具的所有家具及用品，是早期现代生活品质与高尚艺术格调的象征。

二、18世纪广州口岸与广彩瓷的来样定制
1759 年，清朝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贸易，指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贸易体制”一直延续到1842 年的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人必须通过中国朝廷授权独家经营对外贸易的批发商进行交易，这些批发商组织成“公行”。朝廷授予公行商人瓷器、茶叶和丝绸的专卖权，作为回报，商人负责收取进口税及其他税项，租借货栈给国外商人，并管制外国人。在广州，珠江十三行商馆区便集中了公行商人的居住区、营业区及与公行商人打交道的驻外代理机构。
18 世纪40 年代之前，从欧洲来样定制的瓷器在广州订货或来样加工，在景德镇等地烧制，再由行商们采购到广州销售给外国人。但后来发现，这些来样定制的图案复杂、色彩丰富并有外国文字，远在景德镇的工匠们容易弄错，导致成品出现问题。18 世纪40 年代之后，就干脆直接由景德镇将半制成品的白坯瓷器运至广州，在珠江十三行商馆附近，河南一带设立瓷厂，由广州工匠们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纹饰、图案施以彩绘，烧制成外销瓷品，导致了广彩瓷的兴隆，广彩瓷是应中西方贸易的需要产生的。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解释了其中原委：“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士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器，然后售之西商。……此种瓷器，始于乾隆，盛于嘉道。”特别是1759 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广州一口通商，广州遂成为中国与西方接触的唯一贸易口岸。从此外商云集，帆樯林立，出现一派繁华富庶盛况，广彩的生产外销迎来了生意兴隆的鼎盛时期。中国外销瓷绘基地从景德镇向广州的转移，诞生了广彩瓷，伴随着来样定制的特点，反映了18 世纪中国珠江通商口岸中西经贸、文化交流的迫切和频繁。

三、广彩瓷来样定制纹饰的视觉特点
从欧洲来样定制的纹样中，包括欧洲本土风格纹样与“中国风”纹样。欧洲本土风格纹样多仿自当时著名的洛可可画家如法国的华托和布歇的绘画，或者由当时欧洲一些有名的艺术家为定制瓷设计图样。从16 世纪中叶开始，洋画就被中国工匠复制到瓷器上；1700年以后，应外国客商的要求在瓷器上仿绘西洋绘画的情形更加普遍；18 世纪广彩瓷上出现了许多以描绘欧洲日常生活或具体事件为主题景物的纹饰，如海港风情、征战、乡村生活、嬉戏、狩猎、海洋生物以及皇家贵族商行军团纹章等内容。如《清雍正广彩西洋海港风情图盘》（图1）描绘的是典型的西洋建筑和码头、船只、人物的形象，船舶和人物形象在广彩瓷中相当重要，因为船舶是纪念和炫耀欧洲商人开拓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象征，是他们特别钟情的题材。这些来样定制的纹饰不仅在题材上要遵循他们提供的图样，在绘画手法上也要采用注重透视关系，讲究明暗效果的西洋绘画方法。其绘画手法如刘子芬所言：“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画面注重写实，追求明暗光线和透视，可以看出广彩瓷绘画师所具有的西画功底。另一类从欧洲来样定制的纹样是“中国风”纹样，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种清装人物纹样，被西方人称为“满大人”。“满大人”（mandarin）一词出现于17 世纪晚期，是洋人对中国地方长官的称呼。这种称谓的起源，可能是由于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将军、海关监督等大多是满人，所以就有了“满将军”、“满大人”的称呼。林语堂在《怀念官腔》文中也说道，“西文以‘满大人’一词指满清自一品到九品的官吏”，是包括“满清官僚”及“官话”的意思。清代外销瓷中出现清装人物纹以后，西方人把这种瓷器上描绘的清装人物纹也称为“满大人”。这种设计源于当时欧洲人对“富足、极乐”的中国社会生活向往之情，画中的中国人常常戴着清朝的官帽，身着官袍，悠闲地与家人在美丽的庭院或花园中消闲享受、读书赋诗、赏花品茗。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合家欢图，《清雍正广彩满大人合家欢盘》（图2）描绘的便是“满大人”在家中的庭院里与妻妾小儿闲聊玩耍的情景。满族人擅长骑射，倡导武功，骑射狩猎也是常见的题材，如《清乾隆广彩满大人猎归图八方盘》（图3）描绘的便是家人开心地迎接“满大人”狩猎归来的情景。这些来样定制的“中国风”纹样都表现出欧洲人对中国皇室贵族的想象。这种想象出来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高雅而质朴，浪漫而自然，有着中国人特有的山水情怀特征。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被直接被纳入到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中，而重新投射到中国的形象上，形成为“中国风”。“中国风”不是某个艺术家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作者是无名的，但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是它的创作参与者，或者以创意、订购的方式，或者以欣赏、消费的方式。“中国风”表现的是欧洲人对中国人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解读。

结语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以赞美诗式的语言称颂18 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和最发达的文明（欧洲）仿佛今天汇集在一起——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逐渐地过上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2] 广彩瓷正是中西方伟大文明相汇聚、相融合的产物和杰出范例，来样定制是这种经贸、美术、文化融合的最突出表现。

注释：
[1]（日）山田智三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美术中的东亚影响”，《世界美术》，1984.7， 第57-65 页。
[2] 胡雁溪、曹俭：《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中国清代外销瓷集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2010，第7 页。

参考文献：
[1] 甘雪莉：《中国外销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8。
[2] 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北京，2007。
[3] 胡光华：“从西方的‘中国热’到中国外销艺术的西化”，《美术观察》，1999.2。
[4] 冷东、肖楚熊：“十三行与瓷器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