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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中的永久——民国时期唯美主义书籍插图艺术的兴衰

  • Update:2014-09-01
  • 何 忠,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何 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第5期
内容摘要
民国时期书籍插图艺术是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文化的碰撞中形成并发展的。在这场多元文化的碰撞中,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及艺术流派对民国书籍插图艺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唯美主义插图以其个性鲜明的形式和风格成为民国书籍插图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西方唯美主义的传入和影响、唯美主义书籍插图的兴盛以及唯美主义书籍插图的落寞三个方面,以及它在民国时期整个书籍插图艺术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行梳理、分析和阐述。

发生在英国的唯美主义(Aestheticism),在19 世纪末伴随法国的象征主义或颓废主义而发生,是近代欧洲文艺思潮中影响深远的艺术流派之一,具有一定的后浪漫主义特征。唯美主义认为艺术的使命并非为传递某种道德或情感上的信息才存在,而仅仅是为人类提供感观上的愉悦而已。唯美主义反对约翰•罗斯金和马修•阿诺德提出的“艺术是承载道德的实用之物”的功利主义观点,认为艺术不应该背负说教的包袱,而应追求纯粹的感官美,主张感官美才是艺术的本质。唯美主义宣扬“为艺术而艺术”,正如唯美主义的代表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所说的那样,“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如思想有独立的生活一样”。

1. 比亚兹莱《月亮里的女人》
2. 叶鼎洛著《归家》叶鼎洛插图
3. 茅盾著《夏夜一点钟》马国亮插图1935 年
4.《清华年刊》之《梦笔生花》闻一多插图1925 年
5. 叶灵凤《夜祷》1925年《洪水》复刊号第1卷第5 号
6. 叶灵凤《希尔与崇拜》1925 年《洪水》第1 卷第5 号
7. 叶灵凤《醇酒与妇人》1926 年《创造月刊》第1 卷第2 期

一、唯美主义的传入与影响
20 世纪20 年代唯美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华民国初期。最先进入国人视野的是英国唯美主义画家奥伯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1921 年3 月, 在《少年中国》第2 卷第9 期郭沫若发表的《蜜桑索洛普之夜歌》的诗中首次出现比亚兹莱的名字。两年以后的1923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田汉翻译、比亚兹莱插图的《莎乐美》,这是比亚兹莱的插图作品首次出现在国人面前。同年9 月,郁达夫在《创造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两篇关于比亚兹莱的文章,一篇是第20 号上的《The Yellow Book 及其他》,另一篇是第21 号上的《集中于< 黄面志> 的人物》。郁达夫在这两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了比亚兹莱的生平。1929 年4 月,鲁迅通过登载在朝花社《艺苑朝花》第4 辑上的《比亚兹莱画选》专刊,向国人首次详细介绍了比亚兹菜的美学思想和风格特征。
唯美主义一经传入中国,立即在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其“为艺术而艺术”、“颓废中的审美”、“刹那中的永久”等个性鲜明的主张着实打动了一批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徐志摩、倪贻德、滕固、陈之佛等都对比亚兹莱的唯美主义画作极为关注。徐志摩曾把他对比亚兹莱作品的赞许写在给孙伏园的信中:“琵业词侣的黑白素绘图案,就比如我们何子贞张廉卿的字,是最不可错过的作品,稍微知道西欧画事的谁不认识,谁不爱他?”[1]。海派文艺家代表邵洵美不仅对引进比亚兹莱的插图兴趣浓厚,(1929 年6 月曾编译了《琵亚词侣诗画集》),甚至将自己在上海开设的书店命名为“金屋”(1928 年起)。章克标对邵洵美这段经历回忆道:“他有份英国出版的Yellow Book (《黄皮书》),十分爱好这些黄色封面的书本,除内容外,这黄色画面也许更得其心,黄也就是金色。《金屋》月刊一直用黄色封面。”[2] 1927 年,光华书局在出版徐培仁翻译的《莎乐美》时,直接采用了比亚兹莱的12 幅原版插图。1929 年田汉主编的《南国周刊》也采用了比亚兹菜的画作。甚至30 年代性学博士张竞生编著的《性史》第一集的封面画,选用的亦是比亚兹莱的《莎乐美》中的一幅名叫《月亮里的女人》的插图(图1),可见当时比亚兹莱的插图及刊头设计备受多种出版物的青睐和推举。

二、唯美主义书籍插图的兴盛
1923 年后的民国书籍插图艺术深受唯美主义风格的影响,在直接登载比亚兹莱创作的插图的同时,出现了大量跟仿比亚兹莱唯美主义形式风格的插图作品。比如,叶鼎洛的《归家》(图2)、《脱离》、《男友》、《前蒙》、《双影》插图;郁达夫的《迷羊》插图;张令涛的《妇女杂志》7-12 期的刊首插图;万籁鸣、万古蟾兄弟的《良友》插图;马国亮的《回忆》、《昨夜之歌》、《给女人们》、《夏夜一点钟》(图3)等插图,均明显带有比亚兹莱画作的唯美主义形式风格。另外,在现代派诗人闻一多的插图创作中,也明显能看到比亚兹莱作品的影子,呈现出唯美的装饰主义风格。比如,他为《清华年刊》创作的《梦笔生花》插画,无论从线条运用、黑白分割、构图形式甚至是人物造型,都显然受到比亚兹莱的影响。(图4)
民国时期在唯美主义风格的追随者中,叶灵凤最具代表性,有“中国比亚兹莱”之称。他的出现,标志着民国书籍插图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迎来鼎盛时期。叶灵凤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逐潮趋时。早在他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临习比亚兹莱的黑白插图。叶灵凤自己在回忆录中说道:“郁达夫介绍了《黄面志》,田汉又翻译了王尔德的《莎乐美》,使我知道了英国的薄命画家比亚兹莱,对于他的画起了深深的爱好。当然,那时谁都有一点浪漫气氛,何况是一个酷爱文艺美术未满二十岁的青年。我便设法买到了一册近代丛书本的比亚兹莱画集,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当下就卷起袖子模仿起来,一共花了一大叠,大大小小,零零散散,捧给郁达夫看,他老是‘唔唔’点头,拉我去逛城隍庙的书店;捧给郭沫若看,他赤着脚踞在藤椅上望着我;送到成仿吾面前,他又庄严地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膀,请我去吃泰东书局记账的同兴楼;周全平和倪贻德更是大加赞赏,这一来,我成了‘东方比亚兹莱’了。”[3]
1925 年,叶灵凤与创造社的几位好友创办了一份当时比较新锐时髦的文学杂志,命名为《幻洲》。由于这本杂志的个性定位,使得当时盛行于上海的吴友如式的插图风格和“月份牌画”标准仕女风格的插画难以满足杂志诉求。于是叶灵凤便担当起了《幻洲》的美术编辑,从此在20 年代下半叶上海杂志装帧界,刮起一股“莎乐美”之风。叶灵凤毕业后又先后任《洪水》、《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文艺画报》等刊物的美编,他曾自述道:“我当时给《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所画的封面和版头装饰画,便全部是比亚兹莱风的。”[4]
与此同时,20 世纪上海左翼刊物的插图也开始大量出现叶灵凤的插图。比如,叶灵凤的《夜祷》(图5)插图出现在了1925 年《洪水》的刊首语上;叶灵凤的《希尔与崇拜》(图6)插图登载在1925 年《洪水》l 卷5 号上的郭沫若的《共产与共管》文章里;叶灵凤的《醇酒与妇人》(图7)插图出现在了1926年《创造月刊》上的蒋光赤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中。另外,成仿吾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文艺战的认识》、郭沫若的《穷汉的穷谈》、《新国家的创造》、《社会革命的时机》,以及王独清的《平凡与反抗》等文章在发表时均采用了叶灵凤的唯美主义插图。虽然这些极具意识形态意味的文章选用唯美主义风格的插图,但也使得文章的内容与唯美主义插图之间的冲突初见端倪。

三、唯美主义书籍插图的落寞
30 年代初,在“文学革命”,“为艺术而艺术”与“为生活而艺术”的激辩声中,唯美主义颓废与前卫的二元对立在中国的“新感觉派”艺术家那里呈现出一种内涵缺失的形态。如果将比亚兹莱的插图与“中国比亚兹莱”的插图做比较,便不难发现民国书籍插图艺术的唯美主义其实并没有真正消化唯美主义的精神主张,简单流于形式了。拿叶灵凤的《禁地》插图与比亚兹莱在《黄面志》第3 期的封面插图作比对,便知问题所在。两幅插图都出现了梳妆台,但是比亚兹莱的梳妆镜台是采用超现实的手法表现的,展现了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和表现形式,而在《禁地》插图中,作者则采用了写实主义手法来描绘梳妆台上的物件,凸显出物欲和奢靡之感。两幅插图对物的描画手法不同则呈现出主题及主张的差异。在比亚兹莱的插图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对维多利亚式的道德说教的蔑视和抵触,让读者能够在“颓废”中体悟到“前卫”。而在叶灵凤的插图中,感受到的则是浮华的唯美外表,并有海派文化轻佻的表征,“颓废”有余而“前卫”不足。正如鲁迅所说:“先前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感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语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月花,圣地,失眠,酒,女人。”[5]随着文学革命的不断深入,《创造月刊》二卷一期以后插图风格取向明显转变,当时所大量使用的刊头,出现了与同时期《洪水》使用的叶灵凤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刊头画风格拉开了距离。一方面,唯美主义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丢失了其原本意义上的反抗意识和内在精神,流于对外在形式的热衷;另一方面,唯美主义风格的都市情节也受当时中国时局与文化所限,很难赢得普通民众的认可和接受。随着创造社逐渐成为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文学的阵地,以唯美主义形式风格为代表的书籍刊物插图渐渐落寞,从此,比亚兹莱艺术风格及其跟仿者的插图作品逐步淡出了民国时期书籍插图艺坛。

结语
民国书籍插图的唯美主义倾向是一个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风格取向,在颓废与前卫之间,使民国书籍插图的艺术样式更加多元丰富,是民国书籍插图艺术现代变革中的一段过程和积累,其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弥足珍贵。虽然,民国书籍插图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如昙花一样仅仅经历了从上个世纪20 年代到30 年代的短短十年,却在中国书籍插图史上留下了“刹那中的永久”的印记,反映了书籍插图艺术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依存关系,体现出插图艺术家思想与艺术的主张与形式风格。这不仅对民国书籍插图艺术的现代化意义深远,至今仍对当代书籍插图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有着独有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1]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补编日记书信集》,上海书店,1995,第36 页。
[2] 章克标:“回忆邵洵美”,《文教资料简报》,总第125 期,1982,第69 页。
[3] 李婷、秦瑞丽:《插图万象》,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第32 页。
[4] 叶灵凤:《读书随笔》,三联书店,北京,1988,第296 页。
[5] 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二心集》。参见《鲁迅全集》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2005,第320 页。
参考文献:
[1] 赵澧、徐京安主编:《唯美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8。
[2] 马凤林编著:《比亚兹莱的艺术世界》,湖南美术出版社,长沙,1988。
[3] 叶灵凤:《读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8。
[4] 叶灵凤:《灵凤小说集》,今代书店,上海,1931。
[5] 李婷、秦瑞丽:《插图万象》,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6] 蒋菁等:《中国民国艺术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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