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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突目面具成因之我见

  • Update:2014-09-02
  • 王正刚
  • 来源: 宿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内容摘要
三星堆突目青铜面具是我国上古时期最具神秘性的作品之一,本文从其外观特点、精神内涵和实际运用三个方面探讨其成因,重点对精神内涵进行了阐述。研究这一作品,对于总结我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成果,促进对古蜀文化的了解,揭示先民的精神世界具有积极的意义,并以此探索对当代文化的发展带来的转变、启迪与影响。

 1986 年7 月至9 月,在四川省广汉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根据挖掘简报,这两个祭祀坑属于殷商晚期。其中二号坑出土的3 件突目青铜面具的造型特征前所未见,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对它们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古蜀人祖先的造像;二是对神话传说中有关形象的演绎;三是古蜀人图腾崇拜的象征;四是多种因素的混合。虽然如此,但其成因至今没有获得定论。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成因进行阐述,以求教于大家。

1. 戴冠突目青铜面具正视图


2. 大突目青铜面具


3. 突目青铜面具局部


4. 河蟹的突目


5. 大突目青铜面具局部


6. 戴冠突目青铜面具侧面

一、突目面具外观特点阐述
三星堆出土突目青铜面具共计3 件,包括2 件尺寸稍小的戴冠突目面具和1件巨大的突目面具。2 件戴冠突目面具的造型、尺寸基本相同, 其宽78—79厘米,通高82.5—84.3 厘米[1]。从正面看,面具脸形呈横长的倒梯形。上端齐额横切,额际低而扁宽;眉为倒八字刀形宽眉,宽大的“臣”字形眼眶,眼珠奇特,以弧边菱形呈柱状突出于眼眶;鼻梁卷曲如鹫喙,鼻翼呈旋涡状;阔口微张,口缝细长,嘴角向左右后上方上翘延伸至耳根处;下颌前伸,边缘向外倾斜张开。两颊靠耳部两侧各有錾凿而成的方孔。额正中也有一方孔,嵌有高高竖起的夔龙形额饰与鼻梁上端衔接。整个造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具有煊赫的气势,又有神秘、微笑之感,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感,十分夸张、怪诞。(图1)另一件面具高65 厘米、宽138 厘米,双眼斜长,眼球更明显地突出于眼眶。极大的双耳向左右上方伸出,其形为如兽耳的桃尖形。(图2)从外形上看,这两类突目面具造型基本相同,最引人注目的是,这3 件面具都有一双突出于眼球之外像直柱一样的瞳子,特点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面具迥异。差异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前者面部尺寸较后者要小得多;二是前者额部铸有精美额饰,而后者额中部有一孔,应为额饰的镶嵌孔,但没有发现额饰,可能掩埋时遗失;三是这两类面具的耳部大小与取势不同。

二、突目面具精神内涵分析
这3 件突目面具,眼睛造型最为奇异。其两侧眼角向上翘起,两个长长的眼球作圆柱状高高外突。戴冠面具瞳孔部分向外突出9 厘米,大面具凸出眼眶达16.5 厘米,直径13.5 厘米。其前端略呈圆弧菱形状,内部中空,向斜前方凸出,犹如发射的光柱或望远镜,正是所谓的“鼓睛暴眼”,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和震撼力,其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人物内涵原型分析
这种长突目,首先使人想到与巴蜀古史中关于蜀王蚕丛 “纵目”记载较吻合,如汉晋时四川学者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的《华阳国志》。据《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历夏、商、……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2]《荀子•赋篇》曰:“以能合纵。”“纵,竖也。”[3] 三星堆位于四川西部岷江上游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载:“岷山在蜀郡湔氐道。”[4] 即今天的岷山一带。这一地方素有“有醎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5] 的记载。岷江沿江地层主要是古生代至中生代的浅变质岩,以千枚岩为最常见,也有一些更加古老的元古界变质岩类,以片岩和板岩为主,各岩层均明显缺碘。[6] 古蜀人远离海洋,地理偏塞,无法获得海盐,其食用盐是用当地岩石、土壤熬制而成,这个“土”又称阿坝黄土,也是缺碘土类,以这种“醎石”和“土”煎煮出来的盐也必然缺碘,长期食用此种盐类,导致甲亢是一种必然结果[7],直到近现代此地仍为甲亢病高发地区。甲亢病患者主要病征就是眼睛向外凸出,脖子粗壮,身材消瘦。由此推测,蜀王蚕丛生前很可能患有严重的甲亢病,眼睛自然外凸。因此,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这一特点进行夸张、神化,有意彰显祖先相貌特征,通过强化其非凡的神采来体现其超人能力,就有了这奇特的纵目形象。这个形象是古蜀人的祖先造像,是祖先崇拜的象征。由此推断,所谓“纵目”即直目,就是指这种眼睛上凸起的圆柱。(图3)
因此,三星堆突目面具形象极可能是第一代蜀王蚕丛的神像,它是古蜀人心目中“神”的化身,既似人又与常人有不同的面貌特征,否则它就无法成为一个神灵了,这实际上是古蜀人对始祖王蚕丛的神灵化处理,是人类认识水平还处在原始阶段时对祖先传说的一种记录。既如此,它很可能不是与蚕丛同时期的蜀人所造,而是古蜀国第三代王鱼凫的创造。鱼凫组织族人,使用了当时极其贵重的青铜金属,召集优秀工匠,耗费大量国力,制造出这样的神灵形象,供奉在神圣的仪式上,以其巨大的体量和夸张的形象达到对国民心灵震慑的目的,为古蜀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信仰。正是通过制作和供奉这种面具,利用蜀人对祖先偶像式的崇拜,使鱼凫王有效地控制了蚕丛族子民,从而达到合法统治蚕丛氏民众的政治目的。由此,蚕丛不仅是后世包括鱼凫氏族人崇拜的祖先神,也是蚕丛族蜀人崇拜的祖先神。

2. 神话内涵来源分析
这个突目形象似乎又和神话有很大关系。眼睛特别神的神灵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不只一位,有一个叫“烛龙”的大神,其形象与蚕丛有几分相似。《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8] 这个“烛龙”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又被称为“烛阴”,上曰:“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 蛇身,赤色,居钟山下。”[9] 晋代郭璞说它就是烛龙,经中提到的“赤水之北”、“钟山”这些地理概念,据蒙文通和邓雪琴先生考证,就是今天的岷山一带。由此而知,烛龙是一个人首蛇身的、能控制日月出入和四季变化的神通广大的神灵,其形象特征是“直目正乘”,郭璞进一步解释曰:“直目,目纵也。正乘未闻。”清人毕沅认为:“乘恐朕字假音,俗作眹也。”联系夔龙形额饰造型,“直目正乘”就是“纵目正眹”。[10]突目面具的人面纵目等特征,已具备了相当多的“烛龙”的外形特征。《山海经》中记录了大量人首兽身、人首鸟身的奇异神灵,其内容虽然偏重于神话或传说,但非常古老,一些内容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从经文的不同文风和所记山川位置的确切程度来看,作者应为巴楚等地的人。更重要的是,三星堆和这些传说发生地从地理上讲属于同一地区,这些传说应对当地影响很大。因此,古蜀人在创造突目面具的时候,受到它的影响并不奇怪,即使用或融入了“烛龙”神的形象特征。
由于古蜀人生活地区的自然环境多山、多雨、多云雾,日照少且潮湿,地理上偏远闭塞,对外交流少且没有文字,征服自然的能力低等原因,这种突出的眼睛和大耳朵,很可能是古蜀人对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身体功能的一种向往。那就是能够透过重重山峦、迷雾看得更远、听得更远,是能够了解更远地方未知世界的企盼,是人把对自身生理方面诉求和希望达到极致的表现。探索和了解未知世界是人的本能,因此,很可能在面具中通过长突目、大耳朵来演绎神话传说中“千里眼、顺风耳”所具有的超凡能力。正因为人的力量的有限,人们才会渴望得到神灵的庇护,而追求超自然、超现实、超人间的无限,从而赋予他们所信奉的神灵拥有这种超凡能力,以“神”为中心的神话是神灵制造的重要信息来源。

3. 动物内涵来源分析
在突目面具造型中有多处明显的动物特征,使它的外形和人的特征有明显区别。在柱状突目中部有箍状凸起,像是将眼肌拉出形成了一道环形节,把长突目分成前后两部分。这种特点与河蟹的眼睛非常相似。河蟹有双柱柄状并可以凸凹的复眼,中间的关节把眼柄分为两节,既可以凸出竖立,又可横卧缩在壳中。竖立时,将眼高举,可自由转动、伸直和弯曲;收缩时,可借助爪上的体毛擦去眼睛表面的不洁之物,十分自如。据此推测,突目中间的箍状物也能起到此种作用,具有扩大视野、可长可短、伸缩自如的功能。(图4)否则,直撅撅的长突目更易受到伤害,设置箍状物的原因也很难解释。(图5)另外,在戴冠突目面具额正中的方孔中铸嵌有高达66厘米的额饰。其头尾两端都为向内卷角,如一绺可以通天的卷云,具有可以升天的意境;呈勾云状的中部饰刀状羽翅,仿佛又有驾翅翱翔的内涵,整个额饰仿佛一条长有翅膀、卷角的飞龙,神秘而诡异。(图6)龙是集合多种动物特点的神物,是华夏民族共同信奉的图腾,在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有多件龙造型的物件,说明中原“龙”图腾已影响蜀人,并在其心目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它极有可能是祭祀者与神灵、上天沟通的中介物,具有极强的巫术和民族特点。
除了这些外,其他如外伸如兽的大耳、宽阔吐舌如兽的大嘴、弯曲如鹫喙的鼻子等这些动物造型特点在面具上都有体现。因此,此类面具造型集合了多种动物特点,具有明显的动物特征,正是:“狗马难,鬼神易。狗马乃凡俗所见,鬼神乃谲怪之状。”[11] 由此推论,这个面具造型是糅合了多种动物特征于一体的神灵形象,它们是被祭祀者或神灵偶像的写照,这种兽类特点为突目面具增添了神秘的含义,显示出浓郁的神灵意味。

4. 精神内涵结论
这时期古蜀人已进入有阶级社会,原始社会图腾崇拜已转变为对神灵的崇拜。神灵是具有人格意志,不受自然规律支配,神通广大、变幻莫测、长生不灭的超自然体。[12] 因此突目面具是一张被“夸张”和被“神话”的脸,它是三星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需要的一张超现实、超自然的脸。朱狄曾说:面具所代表的不是人的表情,而是神秘世界中的某种神灵可能有的表情。正因为它要引起陌生感甚至恐惧感,因此它是不受人脸五官比例的支配的。它可以按照它的创造者的意图任意夸大某一部分或缩小某一部分。只有这样它才像是另一个世界中的神灵。”[13] 毫无疑问,这些面具表现得不是普通人,而是地位尊崇的神,其形象创造必然使用浪漫手法,形象化地表现其某种特殊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无论是将三星堆突目尖耳面具怎么理解,它们都最有可能和古蜀人的祖先蚕丛发生关系,祖先是神灵创作的最重要来源。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故事和传说在不断的传承中被人们逐渐神话、糅合和加工,演变成我王正刚 宿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们看到的形象——纵目神灵。当进行祭祀仪式时,祭祀者需要一个能够从直观上感受到的存在物体来代替或象征被祭祀者(神灵),神灵到底是怎样的形象,谁也说不清,没人见过真正的神灵。但山川河流、虎豹猛兽,能使人们产生恐惧和敬畏感。如何制造令人敬畏的神灵,制作者只有从自然或传说中吸取营养,将这些因素融入到神灵的形象中,去创作它们心目中的神灵形象,这里面不可避免地渗透了人的意识。因此,突目面具既有人的特点,又有兽的特点,其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耳造型,都是为强化其神性特征,充分展示了神灵创作中的人性和神性特征。
因此,三星堆突目青铜面具正是以蚕丛这个人为原型,又糅和了神话、故事自然中的多种因素,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综合体。它既不是单纯的“人面具”,也不是纯粹的“兽面具”,而是一种人神合一的意象性造型,是蚕丛这个人物影响后人生活的继续,是一个被神话了的事物的集合体。这个形象也说明古蜀人对自然、神灵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突目面具是铸造这些面具的人们的崇拜对象,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是用于祭祀的神灵偶像,这是古蜀人极重要的信仰。

三、突目面具实际运用分析
从这些面具尺寸来看,它们的面部大小均远远超出常人的脸庞大小,显然无人能佩戴如此巨大的面具。面具整体剖面为U 字形深卷槽状,在面具两侧的颞骨和下颚骨的末端部位,合理分布着方孔。根据这些方孔和内存的范土,多数学者认为很有可能通过这些方孔,用铜钉、木榫等将其固定在木质或泥质的身躯上的。这些面具是作为祭祀用具供奉于宗庙内,是仪式上的道具,以此作为天神的代言,而不是给人佩戴的。该面具出土时,可见眉、眼部描黛色,口鼻部涂朱砂,[14] 显然是为了在祭祀时突出它的视觉效果,从而强化它的神灵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漫长的巫术盛行时期,从石器到战国时代均有这种浓厚的巫术特征。据文献记载,当时祭祀有“燔柴”祭天、“瘗薶”祭地、“庪县”祭山、“浮沉”祭川等形式,[15] 这是上古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今天生活在蜀地的彝族、纳西族等依然保持有祭天、祭山神等原始宗教信仰,盛行万物有灵的灵物崇拜。二号坑遗物均有火烧过的痕迹,这应该是一次重大综合祭祀活动的遗存。[16] 包括突目面具在内的青铜雕像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权威或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神灵,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这类世俗领袖,表现出古蜀国政教合一的群体关系、社会形态和人神合一的宗教信仰,这深刻反映了蜀人的宗教意识。
这时期,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弱,科学知识匮乏,很多事情通过巫术来解决。由于祭师对民族历史、习俗和社会生活有着深刻了解,是部落中掌握知识最多的人,因此,他们是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角色。在祭祀的过程中,巫师通过面具,可以引导神灵降临,或与之沟通,或与神灵融为一体,并向它们进行祈祷,甚至成为神灵的代言,巫师也就获得了与超自然力沟通的能力。这些突目面具正是古蜀人通过象征性的表现形式为原始巫术——祭祀活动而服务的,具有浓郁的巫色彩。突目面具成为祭师在祭祀过程中所供奉和沟通的神灵,进而发展成为祭祀仪式的重要道具,它所包含的宗教意义十分明显,也体现了祭祀活动在古蜀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它是为宗教或巫术的目的创造并存在的,而不是为审美目的而创造,因此又是古蜀人宗教祭祀遗存和图腾崇拜的延伸。这种以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及动植物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说明了古蜀先民的精神意识形态,这是古蜀人最重要的精神世界。

结语
突目青铜面具是商周时期中国西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地理上虽处于我国一隅,但从华夏民族整体来看,它并不是完全脱离其他文化而存在的,既有共通处,也有迥然的地域特色。它的出现,既向世人展示了商代中晚期发达的古蜀文明,又体现了古蜀人的精神世界,对于研究华夏民族的文化、历史、民俗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
[1] 陈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2000,第51 页。
[2] 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成都,1984,第175 页。
[3] 梁启雄校注:《荀子简释》,中华书局,北京,1983,第360 页。
[4] 周振鹤校注:《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合肥,2006,第307 页。
[5] 同[2],第295 页。
[6] 刘兴诗:“ 三星堆文明与古地理环境”,《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5.1,第4 页。
[7] 同[6]。
[8] 袁珂校注:《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438 页。
[9] 同[8],第230 页。
[10] 同[8],第438 页。
[11]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57,第33 页。
[12] 巴家云:“三星堆遗址青铜“纵目”人面像研究——兼和范小平同志商榷”,《四川文物》,1991.2,第49-55 页。
[13]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北京,1988,第498-500 页。
[14] 陈德安:“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面具研究”,《四川文物》,1992.S1,第38 页。
[15] 李学勤校注:《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80 页。
[16] 四川文管会:“ 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5,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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