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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铜钱纹饰与灵渠古石刻图像的语义空间

  • Update:2014-10-17
  • 毛雄飞 韩 勇
  • 来源: 《装饰》杂志第8期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灵渠铜钱纹饰建构的石刻造型具体图式结构的分析,结合古石刻铜钱纹饰和灵渠独特古水道商业文化语境,探析围绕铜钱纹饰石刻艺术高层语义和图像的低层视觉特征之间的联系,阐释灵渠古石刻铜钱纹饰图像的多层次语义空间。
关键词 :灵渠、铜钱纹、石刻图像
自古以来,横亘于华南大地的五岭(骑田岭、大庚岭、都庞岭、萌渚岭及越城岭)为天险,曾使岭南地区与中原隔绝,俗称“北雪南雨皆不过”[1]。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开辟疆土,派数十万大军南征百越,为运输粮食秦军辟扩“新道”,历经 4 年凿山修渠,在广西桂林附近兴安县修通灵渠沟通水路,将西江支流漓江和长江支流湘江的上源连接,贯通了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而达于中原的水陆通津。为稳固统治,从此派兵戍守,从内地大量移民开发岭南,并设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灵渠位于今广西桂林北部 57 公里处兴安县境内。
 
一、楚越文化与灵渠水街古石刻艺术
 
在现代湘桂公路开通之前,灵渠一直是历朝历代封建统治的军事必争之地,也是中原南下的交通必经之路。这一得天独厚的特殊位置,使灵渠繁荣持续两千多年。灵渠水街的繁华,便是灵渠石刻图像赖以存在的原因。水街石刻图像独特的铜钱纹饰与这一通衢要塞的商业文化氛围休戚相关。灵渠石刻图像整体受汉文化传播影响,并与本土越族长期融合、衍生、演化形成具有地缘性特征的文化形态,是南来北往特定语境下相互间交往文化交互渗透的呈现。而楚越毗邻,从石刻图像表象特征来分析,尤其受楚文化影响深刻,其务实的想象、浓郁的世俗味、深长的意蕴,为典型的楚越文化产物。
 
早在先秦时期,岭南的经济和文化就受到了中原的影响 ;战国时期,楚灭越,岭南成为楚的属地,先进的楚国经济和文化又在岭南传播。在历史上,兴安周郊早在新石器时期人类居住地发现有石制工具石斧、石锛等石器类型出土。
 
而兴安石山、土丘、平畴交错的地形中蕴含丰富石头原材料。至近代,兴安县志(道光十四年)中有清末民初灵渠石雕外请湖南能工巧匠雕刻的记录。而作者在调查中曾请教当地 89 岁的文亭芝老人,她回忆说兴安在“文革”“破四旧”时砸毁了许多石牌坊及有“封建思想”的石刻,之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又有一批石刻被湖湘老板相中而带走。直至县委书记唐柳林任职时,陆续从全州等各地寻访收购回拢,重置于灵渠岸边。
 
二、有关摇钱树与灵渠石刻图像中的铜钱纹饰图式语义空间
 
灵渠石刻图像中带铜钱纹饰的有十多幅。精品有位于水街万里桥正对的明代天平秤铜钱纹饰石槽侧幅,灵渠亲水岸防护堤摇钱树石刻图像,五马坊石牌坊摇钱树,以及灵渠古戏台前的民国时“藤式摇钱树”等。这些石刻图像保存完好,纹饰精美,朝代不一。
 
铜钱纹饰造型内方外圆,在图饰中往往以单元元素结构画面。然而除灵渠南陡门 20 米开外清代状元桥“丹凤朝阳”石刻图像中的铜钱纹饰为单个铜钱,其余石刻图式皆以摇钱树的形式出现。
 
摇钱树盛行于东汉,多出于四川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墓中出土摇钱树画面往往伴随着十分复杂的各种图案纹样,如西王母、仙人、仙童、佛像,以及朱雀、辟邪和各种祥禽、瑞兽、奇花、异草等。有学者将摇钱树和树上的其他图像内容性质联系起来,更与古书中的神木“扶桑”、“乌木”、“建木”等结合,认为摇钱树应为“升天树”。[2] 何志国在《摇钱树内涵溯源》中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论证,“四川地区摇钱树的赋性脱胎于不死树”[3] 的观念,“汉人将摇钱树作为羽化升仙的媒介”[4]。凡此种种,早期摇钱树应该与楚文化也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然而摇钱树的内涵不止于这一种,它应该还是多层面文化语义聚合一身的聚集体,比如它在某些境况中作为天圆地方的象征。早期墓葬摇钱树都很难排除有“墓主人死后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铜钱财富”[5] 用意,更毋庸说铜钱纹饰在长期流传衍变的过程中,随着民间造物自发形象的流变,融合进更多直观的视觉表征。
 
若论后人通俗观点,是以其表达了时人崇尚财富的观念。有的学者认为“摇钱树不是满足少数贪婪钱财的私欲之物,而是天下人人可共取的神树”,反映了广大中下层民众均贫富的思想。[6]
 
这种说法更加贴近于灵渠石刻铜钱纹样的装饰内涵,因为灵渠铜钱纹饰的石刻大多为明清之际,及后延至民国期间,不存在早期摇钱树指代语义氛围。而且灵渠石刻艺术普遍拥有民间美术特有的民俗特质,大多图像具有我国民间纹样特有的符号化信息。比如“福禄寿三星” 造像、“鲤鱼跃龙门”造像、“八仙过海”造像等,都有各自呈祥的寓意指代性。
 
作为灵渠清代状元桥护栏浮雕铜钱纹样装饰,“丹凤朝阳”图像论证了学者“系以‘钱’的图像以喻日月”的说法[7],从图像中可识别创作主体的语义所向。(图 1)“丹凤朝阳”石刻浮雕画面以两凤对称布局,中间为祥云,云端上方巧妙地演化为蝙蝠的形状,烘托一轮太阳,内中阴刻一“日”字。很值得人深思推敲的是,在雕刻中太阳的形象具体以铜钱形状出现,说明了“创作主体个性化的艺术处理手法和对现实的理解;也同时证明了在民间,考上状元‘上达天庭’的殊荣,是与实质性的物质生活质量挂钩的,它们交互作用,共同建构‘福’的民俗符号指向”[8]。在民间,这种缘物喻意的表现范围不仅是多方面的,表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从此体现出,尽管灵渠石刻形象中有多层面语义象征,灵渠铜钱纹饰石刻图像呈现出更多的是务实的现世内涵,代表下层阶级世俗的朴素追求。像灵渠古戏台前的“藤式摇钱树”,摇钱树形象直接以兴安特产葡萄树的形象呈现。
 
葡萄栽植历来是兴安重要的知名农产业,也是大多农户的命根子。因此该图像具象地利用了铜钱与葡萄串式视觉形象的协同性,将两者进行巧妙替换,创作者个性化的观念情感历史地和现实地作用于具体的艺术形象。摇钱树下方有一圆盘,盘中满盛金元宝的形象,更有向摇钱树上取钱,追求富贵、吉祥之意。(图 2)“五马坊”石牌坊上额楣的小幅摇钱树图像和其他寓意吉祥的人物、动物图像并置,也是这种趋利避害世俗观念的反映。
 
 
 
三、铜钱纹饰和与之关联石刻图像的商业语义空间
 
秦时开通的灵渠打通了由湘西经灵渠南下的交通要地,成为湘桂走廊南下动脉线上的喉扼,古水道物质遗存独特水上文化地域特征亦得益于此。灵渠石刻铜钱纹饰不同于其他区域性的石刻文化形态。比如四川摇钱树的流行,“以富相尚”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华阳国志·蜀志》说 :“蜀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财,居给人足,以富相尚。”相比较灵渠以交通要扼是其关键,“夫陡河虽小,实三楚两粤之咽喉,行师馕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 ”。[9]
 
灵渠水街石刻铜钱纹饰图像实体性要素 :交易的媒介——钱币本身是人们心目中的财富象征。水街万里桥正对的明代公平秤铜钱纹饰石槽侧幅,则用比喻、象征和充满解释张力的艺术手段呈现出当年水街的盛况。(图 3)
 
 
 
该石刻雕造简洁明朗、手法细腻、层次分明。整体如同一枚四方印章,细究为四方形适合纹样雕饰,图式结构显现适形而不僵化。左右结构的画面重心一分为二,左边是一株摇钱树,右边公平秤上方搁置对称均衡的三串铜钱及一组元宝。值得注意的是,左边摇钱树整体枝干中心向画面右边的公平秤倾斜,寓意十分明了。
 
如果只是把这种结构方式归结为一种中国民间传统程式化“适形”的构图模式的需要,来揣摩石刻创作主体的造型用意,显然失之于偏颇。若将之处于特定的历史维度结构中,置身于那个时代的语境中去理解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就能明悉为什么会把摇钱树、公平秤和铜钱置于同一画面,而并非像其他地区出土文物,以摇钱树与树座、西王母、取钱童子或其他形象组构画面。
 
笔者认为,这幅石雕表象特征之下的含义,指的是财富(以摇钱树符号指代)倾向于商贸的公正、信义(以公平秤符号指代)的意思。据灵渠历史文献资料记载,明清时期的灵渠,渠水穿城而过,水街傍水而筑。蓬船依水而行,店家的吊脚楼滨水而立。清道光年间苏宗经曾咏诗《出陡河过兴安县》描述灵渠 :“行尽灵渠路,兴安别有天。径缘桥底入,舟向市中穿。桨脚挥波易,蓬船买酒便。”渠东面商贾云集、车水马龙,北街里更是米行、伙铺、杂货铺等的舞台,操各种不同口音的来往客商、官吏,如要进城,从北街里过万里桥入城东门;如不进城则顺灵渠北上,水上自有充实旅程需备。南来北往的商船都以此为中转站,热闹非凡。民间流传有百年老字号“万胜米行”老板刘万胜以信义经商,“同兴”、“福泰”药铺“联合会诊”等以信誉、声望取得生意成功的典例。[10]
 
再则,秤在兴安民间素有公正、平和的含义,灵渠五门廊第三道石牌坊就是为歌颂派水公正的朱元璋第十七世孙县令朱荣而立。为表彰他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灵渠之南北渠段用水的残酷械斗,因此在石牌坊门楣上刻一公平秤,以示“永杜纷争,甚为允协”之公正。
 
由此可见,在抽取出图像的视觉表象特征和建构特征来解读铜钱纹饰图像时,公平秤与摇钱树符号式的组合,符合封建时期世人观念中对于“商”的普泛认识,隐含“取财有道”,折射出深刻的商业社会行业内的行事准则。同时也将摇钱树形象满坠钱币的树枝朝向公平秤倾斜,其用意恐怕也与民间盛行的“生意要做大做久,以信义为先”的观念有关。另外画面中呈对称的铜钱与元宝,处于十字形的公平秤上方,这种构图也有同样的寓意。
 
可见,灵渠铜钱纹饰图像造型既同创作者个体认知构架密切相关,也反映出造型过程中石刻创作主体以自身在那些关系中的生存根基为出发点,提取铜钱形状转化为符合民间文化结构系统架衍范畴的视觉符号形象。其装饰结构方式,既依生于传统,不远离既定秩序,又从有限感性的微观材料中寻找到成全创作个体观察、体验的表述手段。
 
在灵渠石刻铜钱纹饰图像关系性要素中,有诸多骑马随从图像,虽然损毁较严重,(图 4)却从侧面与铜钱纹饰建构的图像一起,印证了灵渠由人物活动、物流集散带来的商贸发达,是石刻图式形象依存之既定语境。换句话说,灵渠在历经千年动态复杂社会诸关系中,特殊地理位置和灵渠特定历史语境现实,造就了灵渠丰富的石刻物质遗存。
 
 
 
结语
 
灵渠铜钱纹饰及相关石刻图像以凝固而抽象的符号概念表述成为水街商业文化繁盛历史不可磨灭的佐证。民间造像艺术图语符号是本原文化的形象载体与活态遗存,石刻铜钱纹饰这种艺术形态是灵渠水街商业文化的形象载体和表现形式,是灵渠以及周边区域性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雄飞 / 韩勇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注释 :
[1] 宋代诗人范成大记戍五岭之严关 :“严关,或谓之炎关,桂人守险关,朔雪多不入关,关内外风景迥殊,人以为南北之限也。”
[2] 张茂华:“摇钱树的起源和类型问题探讨”,《 四 川 文 物 》,2001.1,第 25 页。
[3] 何志国:“摇钱树内涵溯源”,《中华文化论坛》,2000.4,第 29 页。
[4] 羽人升仙,见宋代洪兴祖《楚子补注》:“羽人,飞仙也”。
[5] 同 [3]。
[6] 鲜明:“论早期道教遗物摇钱树”,《四川文物》,1995.5,第 11 页。
[7] 钟坚:“试谈汉代摇钱树的赋性与内涵”,《 四 川 文 物 》,1989.1,第 22 页。
[8]毛雄飞:“灵渠清代状元桥石刻图像的民俗特质”,《美术》,2013.9,第 125 页。
[9](清)陈元化:《重建灵渠石堤陡门碑记》
[10] 唐柳林等 :《水街》,漓江出版社,2005,第108-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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