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吐蕃期第154窟主尊彩塑造像的性质与定名考

一  问题的提出

就佛教石窟而言，每一所洞窟内构成信众礼拜供养的中心造像，即是位于龛内或坛上的或塑或雕的佛像、菩萨像，就绝大多数石窟来讲，洞窟的主尊为身着袈裟的佛像特征，只有个别洞窟主尊为菩萨像。考察敦煌石窟也不例外。

莫高窟第154窟为中唐吐蕃统治时期营建的代表窟，在敦煌石窟发展进程中有非常特殊的历史地位与研究价值，代表着敦煌石窟历史“重构”的重要信息。拟就洞窟龛内主尊及其相关问题作专题研究，以期看到该主尊造像的独特性质，以及在洞窟中所扮演的重要意义，最终为进一步理解第154窟在敦煌莫高窟的重要意义提供资料佐证。

第154窟西壁开一平顶敞口龛（图1），龛内底层三面设马蹄形佛台，台上造像仅剩西壁正中主尊像。该主尊像非常独特，似佛像，又似菩萨像。倚坐姿，坐于方形台上。脚踩两朵大莲花。身后浅塑背光、头光，纹样内一圈团花纹，外一圈火焰纹。头束发下垂，身体内穿袒右衫，外加袒右僧祗支，系一帔带，腰束带，外穿袒胸袈裟，上身披一外衣；从外衣两边各伸出一帛带状，分别搭到伸出的两胳膊上，再向外垂下；下身长裙。二手残，手印不清。身着较为独特的袈裟，总体来看仍为佛装，当为佛像特征。

非常有意思的是，常见佛像所披袈裟均为素面，该造像袈裟及各衣饰均彩绘团花、伽陵频迦、花枝纹，使得服饰显得非常艳丽、繁复，此其一；其二，造像非肉髻，有发束，并于脑后下垂发饰至双肩。单从此两方面考究，此造像特征又有菩萨像的特征（图2）。

胡同庆指出其为佛像，但没有注意到其为装饰佛的现象，也没有作更多的解释。樊锦诗、赵青兰认为是弥勒倚坐佛像，只是龛内屏风画内容不详。学者们一致认为其时代为中唐原作。

由于此造像外表的独特性，从表面并不能容易识别其所代表的身份，似佛像，又似菩萨像，即是佛教造像所见到的“装饰佛”，或“菩萨装佛”，具体的身份有待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

二  佛教石窟装饰佛及其与第154窟主尊造像的比较

佛教造像中的“装饰佛”，或称为“菩萨装佛”，主要见于各地唐代石窟艺术中。其中以四川地区最为多见，代表为巴中石窟现存的造像，有5龛装饰佛像（图3），分别为：南龛第37、103龛，西龛第44、73、87龛，以上龛内正壁主尊均为头戴宝华珠冠，项饰璎珞，臂腕佩钏，偏袒右肩，右手做降魔印，左手仰掌置于胸前，结跏趺坐。佛像有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及护法神众，佛金刚座背靠浮雕“六拏具”。其中第73龛主尊另一身为倚坐的弥勒佛像。广元千佛崖同类造像，属同一粉本样式，相同性质。其中代表作如广元千佛崖第535窟北壁大龛和第366窟主佛造像（图4）。

经罗世平、罗玲、雷玉华、王剑平等人研究，一致认为四川地区唐代此类装饰佛像均为菩提瑞像。以罗世平为代表，认为四川地区所见的装饰佛，都属于当时传自印度表现释迦成道的“菩提瑞像”，其样式与题材当属王玄策、宋法智由印度传入长安后，在两京地区传出，至成都地区，再传至广元、巴中一带。主要的依据是以石窟题记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据留存在广元千佛崖柏堂寺的“菩提瑞像碑”记：“……天竺众生，思（者见）象法，能殚众巧，所拟罕成，上界通士，感念……（下残）泥不满，备珍/饰而相好周圜，灵哉真颜，今即遗制……” 另，蒲江飞仙阁第9、60龛，其中第60龛题记：“永昌元年（689）五月三日……为天皇天后敬/造囗瑞像一龛……通供养”。可知原像是据取自印度的菩提瑞像雕制的。

四川地区以外，龙门石窟同样有为数不少的装饰佛造像（图5），肥田路美认为当属“佛陀伽耶金刚座真容像”，常青认为龙门石窟中的此类菩萨装佛（装饰佛），即“头戴宝冠、佩戴项圈、施降魔印很像菩萨的坐佛像开始出现”，均属密教造像，而概断为大日如来像。斐珍达、赖鹏举对龙门擂鼓台南洞等此类造像从不同角度的研究，则认为与《华严经》关系密切，当属卢舍那造像。

敦煌莫高窟中唐第231、237窟龛顶瑞像中，其中“摩揭陀国释迦放光瑞像”（图6），形象即是装饰佛形象，其中佛座下两身已没至胸的观音像，表示佛法进入末法时代。第231窟龛内“于阗妣摩城檀木释迦瑞像”，同样为装饰佛形象。

事实上，装饰佛在莫高窟壁画中的出现，早在中唐之前就已存在，在莫高窟第322窟东壁门北，中间画一大菩萨立像，两侧上部分别画二小坐佛像，其中主尊菩萨造像右侧上面一身坐佛像（图7），头戴宝冠，有项饰、臂钏，右手做降魔印，十分独特。另有初唐第331窟北壁经变主尊、第335窟南壁经变主尊等，均为装饰佛形象特征。

装饰佛中最有影响的当属长安武周年间所建七宝台造像，以此为中心，有研究表明“装饰佛”与武周时期流行的“降魔佛”或“金刚座真容佛”都有直接关系，并且可与《华严经》的中心思想验证。唐代长安地区流行的此类造像，集中出现于宝庆寺，现收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等地。此类造像，历史文献有零星记载，《历代名画记》卷三：“敬爱寺佛殿内菩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原注）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

总体的研究而言，肥田路美则把此类造像一致归入由义净、王玄策等西行求法的僧众巡礼印度摩揭陀国，而带入的“菩提伽耶金刚座真容像”粉本影响与传播的结果，其像在中国唐代被各地大量摹刻，当与弥勒信仰的流行有关。而各地降魔印装饰佛像，其原形当来于“菩提伽耶金刚座真容像”，装饰的含义在于表达供养者恭敬之心。

各地所见的装饰佛造像特征明确，均为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身着袒右袈裟，所谓的装饰主要表现在：头戴宝冠或束高发髻，项饰、臂饰、腕饰清楚，手印多为施降魔印。就其出现和流行的时代而言，主要是唐代，以唐前期更为多见。

从这个意义上讲，就造像的基本特征进行比较，反映出第154窟与以上装饰佛造像的显著区别。因为除头饰表明第154窟主尊佛非肉髻，束发冠，并有脑后垂饰，非佛像特征外，其他项饰、臂饰、腕饰均不见，坐姿更是有严格的区别，亦非降魔印。第154窟袈裟饰团花共命鸟，独特的服饰特征，是各地装饰佛所不见。比较的结果，可以初步判断，第154窟主尊并非初唐以来流行于全国各地的装饰佛，当然更不能轻易判断其与摩提陀国菩提瑞像或大日如来佛的关系了。

但是若考虑到在唐代盛行的菩提瑞像与弥勒信仰的密切关系，以及我们在四川和龙门石窟中多处看到的菩提瑞像与倚坐弥勒佛并坐一龛作为主尊的现象，加上第154窟的“原创性”意义，还有在该洞窟南壁西侧出现敦煌石窟仅见的，表现于阗建国等历史的毗沙门天王与观音菩萨、吉祥天女史迹故事画，结合菩提瑞像在各地适当的变化，我们似可推测，第154窟此造像或系敦煌艺术家根据历史文献或当地佛教界对摩揭陀国菩提瑞像记载的流传，而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样式。毕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流传于中原内地和四川一带的那种样式的菩提瑞像粉本，要传到敦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此推测成立，无疑对敦煌造像的研究有深刻的意义。因为敦煌有大量的历代特别是唐代的造像，却一直没有发现有中原内地非常流行的装饰佛菩提瑞像。当然要完全确定这一结论，仍需更多的资料佐证。

三  第154窟主尊与弥勒造像的关系

考虑到该造像倚坐姿特征，反映出该造像与弥勒佛密切的关联。就目前为止，无论是佛教石窟或单体造像碑等艺术品中，倚坐姿的造像基本上属弥勒佛，特别是作为主尊的造像，就更非弥勒佛莫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154窟主尊造像极有可能即为倚坐的弥勒佛。但是如果是弥勒佛像，为什么又要作些装饰，既非完全意义上的佛像形象，也不是标准的菩萨像特征？

在早于第154窟的敦煌石窟艺术中，类似的造像在莫高窟初唐壁画中就已存在。初唐第71、329、331、341窟大型弥勒经变（图8），其中上部表现弥勒上生部分内容，主尊弥勒菩萨像即为佛装菩萨像，倚坐像，方形金刚座，脚踩两朵大莲花，穿袒右袈裟，

头戴宝冠，饰臂钏。如果不考虑第154窟袈裟的装饰团花特征，可以说第154窟的主尊造像，在各方面均与初唐经变画中的这几尊佛装弥勒菩萨像极为相似，从时间关系考量，应该说中唐第154窟彩塑造像艺术品，显然受到初唐弥勒经变画中表现上生弥勒菩萨像形式造像的深刻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第154窟主尊似有弥勒菩萨像的性质。

敦煌以外，按照学者的意见，具有装饰佛特点的倚坐弥勒佛造像也多有发现，如龙门石窟大万五佛窟弥勒佛、浦江飞仙阁第9龛弥勒佛、通江鲁班石弥勒佛等。这些弥勒佛像或有宝冠，或是在背屏上有表现动物的“六拏具”装饰。其中浦江飞仙阁第9龛弥勒佛是武周永昌元年（689）雕造。

王惠民指出，莫高窟初唐弥勒经变中出现的“兜率内院的弥勒穿袈裟，戴宝冠，即是佛装菩萨，或云与转轮王形象有关”，给我们深刻启示，以探讨敦煌部分弥勒造像与佛教理想王转轮王的关系。

四  第154窟弥勒佛王彩塑造像

前文所论有佛装弥勒菩萨像的莫高窟第71、329、331、328诸窟弥勒经变，其绘画的粉本画稿来自中原，并深受内地弥勒信仰的影响。那么，这些弥勒上生下生经变画中的佛装菩萨像，同样应是来自中原的粉本样式。

这样也就可以和龙门、四川石窟造像中的装饰佛弥勒佛造像产生联系。武则天时期是龙门石窟包括装饰佛在内大量造像的最盛期，奉先寺即是代表。浦江飞仙阁第9龛，有学者研究可能和唐蕃战争有关，其设计意图似为歌颂武则天是弥勒下生称帝。

据研究，莫高窟隋代诸多洞窟造像即是表示弥勒佛王像，如第405、404、390、394、420等窟。的确这些洞窟彩塑或壁画弥勒佛像，均为倚坐姿，脚踩莲花，或有六拏那具的佛座背屏（第405窟）（图9），或本身即是菩萨形象（第390窟）（图10）。其形象多可与第154窟主尊作适当的比较。又，武则天时期大力发展佛教弥勒佛王信仰与形象，以统治国家，其中莫高窟第96窟北大像弥勒大佛像（图11），即是武氏时代所造弥勒佛王像的代表之一。与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正壁一组三尊的弥勒佛王像、长安三年七宝台的弥勒佛王像、龙门东山高平郡王洞正壁一组五尊的弥勒佛王像，一并代表着武氏弥勒佛王信仰与形象的最高峰。

由此，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前，由较早的隋代弥勒佛王像，到初唐弥勒经变粉本的传入，再到武则天时期北大像弥勒佛王的建造，结合中原内地和四川一带装饰弥勒佛王形象的流传，因此在吐蕃前期第154窟，作为彩塑主尊造像，具有装饰佛特征的弥勒佛王像也被塑造了出来。

五  第154窟转轮王及其出现的历史背景

对于佛教转轮王思想、经典，以及中国历代帝王使用佛教转轮王信仰与思想作为治国意识形态的具体历史表现，古正美有深入的研究。由其研究可知，其中的佛王传统，即是以弥勒佛思想与形象为代表之一，尤其以武则天最为崇信，表现于当时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的弥勒佛像。

而武则天的佛王治国意识形态，本质即是佛教转轮王治世，又最终落实到未来弥勒佛身上。武则天多次使用“金轮”封号，如有“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从这些自加的尊号可知，武则天不但想成为世俗的转轮王，甚至于想做未来佛——弥勒佛了，为此又在长安建象征转轮王的七宝台，长安宝庆寺诸多造像即是七宝台遗物，其中就有表现弥勒佛王形象的倚坐弥勒佛尊像多铺（图12）。

可以看到，佛教的转轮王最终落实到思想和造像，即是未来佛弥勒佛。这样，我们可以初步认为第154窟主尊造像弥勒佛，即是敦煌人自己的转轮王形象。如果按照古正美的论述，莫高窟第154窟主尊庄严的形象，脚下踩象征弥勒佛下生的双莲花，以及袈裟的装饰意味，头束发，也是转轮王的形象。

转轮王形象在佛典中常常见到，如阿育王、迦腻色王、波斯匿王、壤佉王、月光王、顶生王等都被称为转轮王，这些转轮王都成为佛教的护法法王。转轮王是大乘佛教的理想王，《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记：

转轮王者，有一种转轮王，谓灌顶剎利统四边畔，独尊最胜护法法王。彼转轮王七宝具足。何等七宝？一者夫人宝，二者摩尼宝，三者轮宝，四者象宝，五者马宝，六者大臣宝。七者主藏宝。彼转轮王。如是七宝具足成就。遍行大地无有敌对。无有怨刺。无有诸恼。无诸刀仗，依于正法，平等无偏，安慰降伏。

转轮王以有护世护国护法的“七宝”，又以“十善道”治天下，“离十恶业”，因此深受人们喜爱。转轮王是古代印度民间传说的圣王，传说此王出世后，“七宝”相随，轮宝导引，凡敌国见之，望风而降，故转轮王可兵不血刃而统一天下。转轮王治世，天下太平，人民丰乐，寿命增长，种种利益，无处不在。

佛教转轮王有三十二相，其即位时，由于感得轮宝，只要转动轮宝，天下便可望风而降，因此又谓转轮王可飞行天上，故又称“飞行皇帝”。佛教转轮王的出现，总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莫高窟第154窟以弥勒佛王形式出现的转轮王像当不例外。

第154窟是吐蕃期莫高窟较早的洞窟之一，因为洞窟内大量的经变画，特别是诸“原创性”图像的出现，因此在敦煌石窟历史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开启了中唐时期敦煌石窟历史“重构”的前奏。该洞窟所表现出来的中唐吐蕃统治初期敦煌人在石窟营建方面的诸多新思想与尝试，以至于奠定了其后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时期长达近三百年敦煌石窟营建的基本模式。

吐蕃统治时期是敦煌历史中一个独特的时代，民族统治使得敦煌的社会历史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吐蕃长年的战争，吐蕃的高压政治与诸多民族政策，曾一度使得敦煌本地的僧俗社会陷入恐慌，以至于影响到石窟营建，结果表明，具有浓厚“护世”“护法”“护国”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敦煌首次出现于第154窟，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敦煌人对该经所寄予的护世意义。

考察《金光明最胜王经》及其变相，可知作为“护世”三大经典之一，该经以四天王为代表的诸神祇的出现，完全是为了经典流通地人民种种功德利益，和平、安宁，风调、雨顺，平安、幸福……和转轮王的“十善道”完全相同，正是转轮王治世的另一个翻版。

因此，第154窟主尊彩塑弥勒佛王转轮王造像的出现，正是在吐蕃统治这样的独特历史背景下，敦煌人经过长期与吐蕃的战争，吐蕃统治对敦煌汉人产生的诸多痛苦，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等等，通过洞窟造像寄予良好的期望。希望转轮王降世敦煌，护佑当地和平。

第154窟之外，另在同时期洞窟第231、237、238窟龛内屏风画，由榜题可知，出现了表现转轮圣王的情节画面，如第237窟龛内屏风画有转轮圣王与大臣出城祷礼图。说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转轮王信仰、思想及其造像，在敦煌颇为流行。第154窟配合主尊的龛内屏风画，基本上均为山水风景画，仅有两三个简单的画面，其中有一幅表现的是一个遭受雷击的情节（图12），似乎是在隐喻只要有转轮王降世，人们一定可以受庇护而不再遭受这样的非正常“横死”。

六  结  语

按照杜斗城、古正美研究，敦煌自北凉以来，先后经过了沮渠蒙逊、武则天、曹元忠等地方或全国政权影响下的以弥勒佛王为形象代表的转轮王治世思想，那么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以第154窟主尊弥勒佛王为代表的转轮王思想，虽然其所出现的历史背景比较清晰，但是其所代表的理想王在世间的化身由谁来代表，大概不会是吐蕃赞普、吐蕃统治沙州的节儿等吐蕃人物吧。如果推测不谬，当是一位敦煌汉人，属当地政治或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对该人物的历史钩沉，当属另文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