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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钱考略

  • Update:2010-05-11
  • 杨友妮
  • 来源: 装饰
内容摘要
纸钱是主要在阴间使用的有价证券,人们通过焚烧纸钱祀鬼和敬神,以与神鬼世界取得沟通。“烧纸钱”这一民俗现象反映着人们对“幽冥世界”的信仰及托庇于祖先的心理。作为中国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纸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发掘清明文化的深厚底蕴。

纸钱考略

On the Materials Resembling Money for Dead

(杨友妮,湖南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纸钱的使用在我国有久远的历史,作为祀鬼敬神的重要载体,纸钱起着沟通人鬼、人神的重要作用,烧纸钱是人们向鬼神祈求佑护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反映了人们对死后世界的笃信和托庇于祖先、神明的心理。纸钱的出现与货币的产生密切相关,也是随葬习俗演变的结果。

在对原始社会的考古就经常发现生活用器等随葬品,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货币的出现,在夏、商时期的墓葬中开始出现贝币或仿贝币的随葬品。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货币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真钱随葬成为风气,东汉时此风尤甚,如东汉后期的雷台汉墓,随葬铜钱竟然有二万八千余枚之多。(1)这种用于随葬的货币,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仿制的,都可以统称为“瘞钱”。

魏晋南北朝时期,瘞钱逐渐进入发展的末期,虽然后世仍时或可见,但毕竟已属少数,纸钱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考察纸钱的产生和流行,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认为“人鬼殊途”,人间的东西鬼神无法直接享用。《礼记·檀弓》:“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郑玄注:“神与人异道则不相伤。”这种观念导致随葬品必然以对现世物品的模仿为主。二是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这是纸钱得以产生的技术支持。三是对盗墓的忧惧,墓中随葬品太多的话,极易招致盗扰。四是出于节俭的考虑,随葬品过奢必然给生者带来负担。正是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纸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出现就迅速流行起来。

关于纸钱的产生和流行情况,生活在唐代天宝至贞元末年的封演有过一段精辟的记述:“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瘞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取其象似,亦犹涂车芻灵之类。古埋帛,今纸钱则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2)明确说明纸钱是“魏晋以来始有其事”,同时也大致介绍了纸钱用于送葬的盛况:“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柩”。新、旧唐书中均有传的王玙则是纸钱从民间事鬼到官方祭神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人物,“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广修祠祭,靡神不祈。(王)玙上言,请筑坛东郊祀青帝。……玙专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类巫觋。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玙乃用之。”(3)“玙专以祀事希幸,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祜,迎于巫觋,由是过承恩遇。”(4)根据这三条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纸钱在魏晋南北朝产生后,知道唐玄宗朝以前,应该只是在民间用于鬼事,而且可能并不焚烧,直至王玙才真正开始将纸钱用于焚烧祭神。唐代初期寒食节禁火,这一制度的直接结果就是寒食扫墓时纸钱多悬挂在坟前或压在坟头,对此还有人提出质疑,“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5)后来随着寒食节被并入清明节之中,寒食禁火渐渐松弛,焚烧纸钱也开始出现在祭祀鬼神祖先的活动中,但之前的习俗并未因此废止,而是继续沿用,纸钱的悬挂、抛撒、压坟头、焚烧并行不悖。

焚烧纸钱祭祀祖先鬼神由于是后起之俗,所以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有反对意见,坚守礼节者认为王玙的行为“迎于巫觋”,不愿为之。如《朱子语类》记载:“纸钱起于玄宗时王玙。盖古人以玉币,后来易以钱。至玄宗惑于王玙之说,而鬼神事繁,无许多钱来埋得,玙作纸钱易之。……且如《唐礼书》载范传正言,唯颜鲁公、张司业(即颜真卿、张籍)家祭不用纸钱,故衣冠效之。”(6)但这种影响似乎并没有波及普通百姓,而且士大夫阶层也并不是都不用纸钱,如上引封演所说,“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再如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唐王潜司徒,与武相元衡有分。武公仓卒遭罹,潜常于四时爇纸钱以奉之。”(7

从唐代后期开始纸钱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展,四时节日、春社、求雨等都会用到。如唐代王叡《送神》诗“纸钱灰出木绵花”(8),日僧圆仁开成三年除夕在扬州见“暮际,道俗共烧纸钱”(9),宋代张耒《不雨》诗“潭边龙祠悬纸钱,谁令霹雳惊龙眠”(10),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社下烧钱鼓似雷”,《祭灶词》“酹酒烧钱灶君喜”(11),《武林旧事》记杭州端午节“市人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12),《鸡肋编》记“湖北以五月望日谓之‘大端午’,泛舟竞渡。逐村之人,各为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于船首执旗,身挂楮钱”(13)《清异录》记后周世宗入葬时“百司设祭于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盏口余令雕印字文文之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14)宋代以后反对纸钱者虽代代有之,但但焚烧纸钱之风日盛,甚至著名理学家邵雍祭祖亦用纸钱,且认为“脱有益,非孝子顺孙之心乎”?(15)邵雍的影响之大,至于帝王,“思陵(宋高宗墓)神舆就祖道祭,陈设穷极工巧。百官奠哭,纸钱差小,官家(宋孝宗)不喜。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以过度其亲者,恐非圣主所宜以奉宾天也。今上抵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钱否乎?’”(16)邵雍与宋孝宗的话颇具典型性,正道出了纸钱盛行的心理原因。元代崇尚薄葬,对纸糊的房屋人马等明器“尽行禁断”,却独独不禁纸钱。(17)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说:“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北方用切条名曰板纸。故造此者名曰火纸……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荆楚近俗,有一焚侈至千斤者。”(18)清代则不仅把纸钱纳入官方礼制体系之中,甚至还规定了使用纸钱的等级制度,从皇妃至士庶丧礼,初祭纸钱用量从十八万至二千不等。(19

    纸钱的出现既然晚于真实货币,其计量单位和外在形式则必然也会受到真实货币的影响,而其盛行又导致了其所用纸的区别以及相关“使用注意事项”的产生。与真实货币一样,纸钱的最小单位是“文”或“钱”,这是因为古时“××文钱”常简称为“××钱”,如《世说新语·任诞》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即为一例。其形状也是模仿真实的铜钱,或剪或凿,做成外圆内方状。再大一些的计量单位是“贯”,古代制作纸钱可能是以一张纸制为一千文,即一贯,所以也有以“张”为“贯”的同等单位的。如唐代天宝年间李思元死二十一日而复苏,言说“需万贯钱与送来人”以赎回自己的性命,其父即“凿纸为钱”,连续两次焚烧“五千张纸钱于庭中”。(20)这种纸钱有可能是在一张纸上面凿刻或剪出一串串铜钱的形状,所以一张就相当于一贯,元明墓葬中曾经出土过此类纸钱。如山东嘉祥元代曹元用墓中发现的纸钱,“毛边纸40厘米×30 厘米,分两组,每组四枚,上面切割出圆钱,切而不断,形成方纸上的两串纸钱刻痕。”明代定陵孝靖后棺内的纸钱,“用多层黄纸叠放一起,厚0.1-0.2厘米,用模子刻出,中有方孔。每纸四行,每行五钱,相连一起。”明代张懋夫妇合葬墓的张懋棺内,发现纸钱“共十多张,浅黄色,较完整的纸钱长39厘米×14.7厘米,上有圆形切口三行,每行八钱。”这些纸钱的“方纸可以是一张大纸折叠而成,如果大纸不裁断,小方纸相互连贯,可以形成数尺甚至丈余很长的带方框的钱贯。”(21)金银和纸钞流行以后,纸钱又出现了模仿金银锭和纸钞的新品种。《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御史公备了祭礼,及纸钱冥锭”(22),清代还出现了雕版印刷的纸钱,浙江金华地区曾发现一块桃木质地的冥币雕版,“呈长方形,长约64厘米,宽约32厘米,厚约1.1厘米雕刻有相套的两层长方形框”大小方框之间雕有花纹,内框里刻有文字,内容为:“谨具冥银    锭正奉上。先    收执应用。不许野鬼、魑魅魍魉,一切桥梁路道外人冒认、抢夺,如违者押落酆都。在阳祀    合家等仝百拜。外角冥银四锭,助力工金。”据分析,第一个空格应填写银钱的数量,第二个空格填写“考、妣、祖”等,第三个空格则填写供奉冥银者的姓名,而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则是“准备四锭冥银作为工钱,献给那些把冥银送达先祖处的鬼魂们”。(23)这无疑是纸钱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物资料,它的好处是冥银的数量可以随意填写,类似于空头银票。而受西洋之风影响,清代甚至还出现了模仿外币的纸钱。清·钱泳《履园丛话·考索》:“(纸钱)有明以来,又易纸锭、大小元宝,黄白参半,与纸钱并用。近人又作纸洋钱,乡城俱有之,真可笑也。”(24

 在用纸方面,纸钱也有特别的讲究,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纸的黄白、优劣之分,甚至还可能产生了专用纸。宋代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唐人有熟纸,有生纸……生纸非有丧故不用。”(25)前引《北梦琐言》中,王潜给武元衡烧纸钱,后来武元衡托人转告王潜“所赐纸钱多穿不得”,于是王潜以后即“选好纸翦钱以奉之”。而关于焚烧纸钱的方法,《太平广记》中裴龄事有着详细的说明,裴龄,唐开元时人,阴间两黄衫吏曾向其索求“金银钱各三千贯”,并进一步说明“金钱者,是世间黄纸钱。银钱者,白纸钱耳。……世作钱于都市,其钱多为地府所收。君可呼凿钱人,于家中密室作之。毕,可以袋盛,当于水际焚之,我必得也。受钱之时,若横风动灰,即是我得。若有风飏灰,即为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为常占。然鬼神常苦饥,烧钱之时,可兼设少佳酒饭,以两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26

除用于祭祀鬼神、先祖外,纸钱还有一些特殊的用法,如前引《武林旧事》和《鸡肋编》中所记端午节在艾虎、葵花上挂五色纸钱,以及端午竞渡时凶悍者身挂楮钱,再如南宋将军毕再遇作战时“被金楮钱”(27),这些都表明纸钱应该还有驱邪避祟以及类似于护身符的功效,只不过这种用法显然不是主流罢了。

作为中国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纸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方面,人们认为死生有别,生者与死者所用的物品亦应有所区别,因此产生了明器、纸钱等人世物品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人们的基本观念又是“不死其亲”,认为阴阳两界是相通的,阳世如何,阴间也就怎样,“人在阴间也需要吃、住、花,需要充足的钱资。……因而,就这一方面来看,纸钱的使用同时又极为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生前与死后阴阳境遇的一种顺势想象的心态。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对于阴间的观念是相当含混的,并没有一个固定而明确的意向,他们一方面在所用之物上作了区分,而与此同时人们又更经常的是比照阳间来描绘和想象阴间的,这种既相异又相通的错乱,表明了生死、阴阳观念实际上的含混不清”。而“纸钱这种特殊的钱币符号则折射出人们对于人间、冥界的想象……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成为独特的用纸类型,进而成为观瞻中国传统幽冥观念的一角。”(28

 

 

 

注释:

1)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第100页。

2)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张耕注评,卷六,“纸钱”,学苑出版社北京2001,第147页。

3)《新唐书》卷一百九,《王玙传》,中华书局,北京,1975,页四一〇七。

4)《旧唐书》卷一百三十,《王玙传》,中华书局,北京,1975,页三六一七。

5)唐·王建:《寒食行》,《全唐诗》,卷二九八,中华书局,北京,1999,第3367页。

6)《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八,中华书局,北京,1986,页三二八七。

7)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第十二,“王潜司徒烧纸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九七。

8)唐·王睿:《送神》,《全唐诗》,卷二一,中华书局,北京,1999,第268页。

9)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顾承甫、何泉达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二四。

10)宋·张耒:《张耒集》,卷十六,李逸安等点校,中华书局,北京,1990,页二六九。

11)宋·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二十七、卷三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页三七二、页四一一。 

12)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傅林祥注,山东友谊出版社,济南,2001,第51页。

13)宋·庄绰:《鸡肋编》卷上,萧鲁阳点校,上海书店,1983,页二〇。

14)宋·陶穀:《清异录》,卷下,“丧葬门·泉台上宝冥游亚宝”,孔一校点。《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6页。

15)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90523页。

16)宋·袁褧撰,袁颐续:《枫窗小牍》,卷下,中华书局,北京,1985,页一七、一八。

17)《续通典》,卷七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2000,典一六〇五。

18)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造竹纸”,管巧灵、谭属春点校注释,岳麓书社,长沙 ,2002,第293页。

19)《清史稿》卷九十二、九十三,《凶礼一、二》,洪氏出版社,台北,1981,页二七〇七至二七二五。

20)《太平广记》,卷一百,中华书局,北京,1961,页六七〇。

21)陆锡兴:《元明以来纸钱的研究》,《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

22)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108页。

23)何立民、朱顺龙:《试析浙江金华发现的冥币雕版——兼论冥币的发展历程》,《南方文物》,2004年第4期。

24)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三·考索”,张伟点校,中华书局,北京,1979,页八六。

25)宋·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八,中华书局,北京,1985,页一八一至一八二。

26)《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八十一,中华书局,北京,1961,页三〇三三至三〇三五。

27)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五 戊集,“毕再遇”,符均注,三秦出版社,西安,2004, 第226页。

28)冉凡:《祭品与祥物——纸钱与传统丧葬风俗心态谫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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