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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设计的善意》后:关于“设计哲学”之启蒙、教育与社会

  • Update:2012-05-07
  • 连冕,中国美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2年第3期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设计哲学”和“设计思想”是当今设计理论研究发展最重要的学术收获之一,而杭间先生《设计的善意》则是其中又一核心的成果。通过对此书的重新梳理,既可宏观地把握中国设计理论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演进路径,也能够以新的视角辨析“设计史”的种种书写,还可为推动中国设计教育、设计实践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向纵深迈进增添助力。

《设计的善意》
作者:杭间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恩师杭间先生的新著《设计的善意》(下文简称“《善》”)刊行,并已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上成功举办了首发仪式。我深知这将是设计理论研究界、设计批评界又一部特具价值的专著,可以想见在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当有更多的读者捧读、传阅并写下各自真切的体悟。
 


 

        当然,就我们这些多年受教的学生看来,《善》书的核心旨趣其实是推布老师多番强调的,建立在人类整体、宏大且包容性极强的知识体系与学理框架上的“设计哲学”和“设计思想”。
        记得本科低年级时,冬日里与老师参观故宫博物院后一路步行至午门前广场,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老师忽然告诉我,他从师祖田自秉先生那儿习得的其中一项终身不可磨灭的“技术”,就是真正地在个体和内心中建立起一套“哲学价值观”。而此点,《善》书的《大设计——向霍金先生致意》一文开篇便曾明确提到,“我一直以来致力于对设计思想的研究,设计思想的基础是哲学,……对于哲学在人生、世界中的超越作用,我一直深信不疑”(第153 页)。纵然老师也说,霍金“哲学已死”的论断的确令他改变了以往的看法(同上页),但科学技术在现实应用中的非理性的一面,以及“我们现在的专业平台,就建立在这样一个悖论的基础之上”(第159 页),却仍触发了他从哲学角度推导出对于设计和人类本身之密不可分的相关性的必然体认,从而进一步落实了其对“事物的思想性”的一直以来的极力追求(第245 页)。
        现如今,也确有不少设计者理解到商业和技术的所谓发展、进步,最终并不能解决人类亟需面对的所有难题。或者说,商业、技术以及人的一般造物在自然面前可能终归是要败下阵来。但我们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独特种群,如果还想绵延生存,在混沌的未知出现之际,夸夸其谈的吹嘘和自怨自艾的退缩
都必将让位于真正的最后一件“设计”——诺亚方舟(第166 页)。

        关于救世“方舟”的提法,我亦不止一次听老师说起,但直至此篇,我才彻底意识到它已大大超越了狭隘的知识分野,是从哲学高度,也即从思想史的脉络上,将设计的可能提升到了与人类终极命运休戚与共的精神和物质并存的层面。对此,《善》书中有过更明确的讨论:“形而上地看,中国人近代的生活质量、文化的尊严、传统和现代的纠结,可以相当夸张地体现在‘设计’的层面上”,甚至可以说,“‘设计’以及它所体现的‘物’成为一种先进生活方式的象征,在中国不同时候的改革中成为许多先进人物向往和追求,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局限,‘设计’的变体——工艺、图案、装饰、工艺美术等等,就相继成为中国设计特定的曲折发展的表征,无数具有超前思想的设计师或设计教育家,不可避免地成为悲剧英雄”(第60 页)。
        所谓“悲剧”,除了超前的设计者们不得不以一种降低“难度”的“美术化”、“图案化”的社会分工和职业面貌来艰难地实现社会改造的抱负外,我们的社群中,包括设计者、非设计者,以及那些科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在内,多数也并未真正认识到“设计”所能、所应承载的社会和治理意涵。从这个角度论,老师要做的,就是为“好的设计”、“善的设计”正名、开路,因为这“都是中国人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一种无逊于任何新思想的生活启蒙”(第69 页)。
        当然,这种“悲剧”本质上也导源于“专业内部”,“因为近100年来我们的工艺美术或者是装饰艺术又或者是艺术设计的专业界没有将它建成完整的不可侵犯不容怀疑的学科”(第116 页),因为即便作为时下最时髦行业的从业者——设计师的“身份本质,没有超越古代手艺人的概念”(第128 页)。
        特别是就“包豪斯”学派,这个曾孕育出“高雅有文脉”(第199 页)的现代设计的精神财富之继承路径上看,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我们的设计界已完全浅薄地表面的“产业发展需要”置换为根本上的“解决转型时期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所作的必然选择”(第141 页),从而令“设计从包豪斯时期强调的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的‘关系’,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学科性质的‘专业’”(第142-143 页),最终“忽略了设计与整个社会所产生的更广泛的联系和注重社会因素综合的格局”(第144 页),更忘却或刻意忘却了“设计师的伟大犹如古希腊生活中的普罗米修斯,是不顾自身对人类怀有深切之爱的人”(第189 页)。
 


 

        《善》书中还提出,“设计不是作品意识,它是一个社会系统的意识,是在系统里面某种功能的一种实现,这种实现会确定消费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他的生活形态”(第8 页),也即“设计是实现一种宽泛的‘艺术’层面的生活目标的系统行为”,是“因生活需要而来的综合”(第193、194 页)。只不过,我们还可以不负责任地说,这“综合”本身并没有什么对错之分。于是,“设计”的问题在老师看来,很大的部分,实际又是由生活升华出的伦理和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
        读书的时候,老师也总向我们提及明代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可他也多次讲过,“在这个层面上,作为生活艺术的‘设计’”,却又“包含了‘启蒙’的所有含义”,“是人类超越生物性升华自己的一种终极需要”(第45 页)。那么,如果不能理解设计的哲学和思想价值,不能理解设计的善性的那一面,我想,“外人”是很难体会到设计还可以是一种“启蒙”的。为此,《善》书中举出的最贴近我们日常的例子之一便是“装修”。
        在对国内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出现的“装修热”的分析中,老师并未简单地否定,而是提出从“公共艺术”的角度,可以说这种对住居环境的改造风潮,事实上挟裹了向社会推广真正的“美学”的重大意义(第53 页)。继而从“善”的一面思考,其也是可与民国时对中国的艺术与工艺、设计起到过明确影响的先贤们的那种“鲜明的、‘狂飙’一样的‘为民生而艺术’”的理念(第118 页),以及与“设计为人民服务”、“设计为人生”(第189 页)的理想,所初步契合且上下相互贯通的。
        换言之,“装修热”实际是一种民众自为进行的设计教育、设计操持:它既涉及社会意义上的文化问题,又能转换成一种教育模式(第254 页),并最终通过设计的具象手段而将思想表达出来。据此,“设计”的那种由人造物的行为,及其结果的善的那端,又是可以作为人之生存能力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反过来成为中国人“跻身全球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的关键”(第67 页)。
        关于“启蒙”问题,老师第一次向我提及,是在早年间的某个暑假,我和他共同前往苏州参观“网师园”的时候。中午在炎阳下步入爽絜、清幽的“殿春簃”,看到我对“簃”字的迷惑,老师不单做了必要的说明,还补充道,苏州园林之“美”于大众也是合逻辑、可学会、能享受的,只是在当前社会,我们对此还需要做更多的教育,而这恰恰是“设计”所能实现的、好似“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样的“复兴”与“启蒙”。
        事实是,正如在《善》书中所表达的那样,设计的善性启蒙价值,是老师作为一位敏锐的思想者在经过历史沉淀、总结后的“新”的形而上学“发现”(第13、256 页)。借助启蒙,他不仅仅承继了田自秉先生所坚持的“工艺”与“设计”一样“就是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第89 页)的点,其思想体系更得以与庞薰琹先生所代表的“艺术先锋”、郑可先生所代表的“设计新锐”、雷圭元先生所代表的“图案改良家”、张仃先生所代表的“民
间革命者”等(第136-138 页),甚至是与蔡元培先生、陶行知先生“美育”和“知行合一”的“灵魂”(第240 页),完整地接续并“编辑”(第3 页)在了一起。
        据老师的理解,“设计”在现代中国最早的历史过程是,“在不能本质改变受中国产业水平制约的设计的功能水平的前提下”,其变体——“装饰”——成为“推行改造国民生活”、“成为艺术地生活的主要追求”(第52 页)。后来,经历“包豪斯”学派基础教学体系传播的“负面作用”(第132 页),使已经与传统脱节的中国的设计及训练,最终成了功利主义所制造出的高度功能化的“目的”(第142页),并为“‘工具理性’的大众生活象史”(第172 页)结结实实地做了一个注脚。
 


        那么,如此的“设计史”又将是一部怎样书写下的历史呢?《善》书中收录了几篇老师在不同场合所发表过的关于此的思考。其内,他不止一次地变换角度,重复提到“以美轮美奂的圆明园被烧为标志,有关中国人艺术地生活的理想遭到西方列强的阻止”(第51 页)这样一个隐藏的主题。
       当然,更特别的是,老师还将一篇《有关陈丹青的误会》安排在“巴别塔”板块之下,而这里面最紧要的一段话恐怕是:“他的误会不是来自教育体制,而是我们与世界当代艺术交流的看法差异,说得更严重一点,也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当代艺术发展之间的隔阂”(第225 页)。就文本形式批
评的角度说,此即洞悉《善》书结集框架和思路的锁钥——从“善意的”到“中国形相”再到“巴别塔”,三个块面组织20 篇文章加2 篇采访(起首、最后一篇均是采访答问)的布局,反照出“善意”不被“设计”的“现实”所接纳、理解的,“难以对话”、“无法沟通”甚至“招致曲解”的无奈与苦恼。
        纵然可以从近代的设计史上溯、下探,但即便是在篇幅颇长的《中国的工艺史和设计史的区别》末尾,老师同样还是用了“力量”相当的“复杂难言”四字(第110页)来表达对那种非个体可控的诡谲多变的历史的惶惑。惶惑并非无为,却是对职业设计师最基本操守——“民治”——的秉承。因为他已看到,“设计”没有“永恒”,“设计永远是手段”,只有“人的美的生活是永远不变的本质”(第182 页)。不过,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单向度的理想给予有可能会成为‘粗暴’和‘专制’的双刃剑”(第25 页)。所以,此种“民治”的最终归结,又是在坚守“对‘人’的真正关怀”这个“设
计是否能够得到真正发展的最本质的‘发动机’”的原则下,高扬“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在“社会大系统中获得自省式的救赎”,“以超越实在生活”的“设计的民主精神”(第21 页)。即,“发展设计就是发展民主,也是真正实现对‘人’的关怀”(第23 页)。那么,“民主的设计史”所要做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后现代的语境中”,以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提醒当代设计回归“善”的本质(第184 页)。
        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适合”是“善”的一个特点,“设计”正是以宇宙中“各种秘密的规律所组成的力量”(第17 页)来实现“适合”,并能“不断地否定自己”(第248 页),非是“创造”所谓的万能的“适合”以达到所谓的“善”(第12 页)。
        现在细细想想,这何尝不是一种“复杂”的过程?既包含了“儒家入世的可贵”,又有“老庄的超越”(第255 页),最终是要用那至“善”的欲念,令“物品在与人的互动关系中产生新的生命”(第3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