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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中的历史 回望中的未来——雷纳?班纳姆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

  • Update:2010-03-09
  • 袁熙旸
内容摘要
本文介绍、分析了英国现代著名建筑史家、设计史家、建筑评论家雷纳?班纳姆的代表作《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在回顾作者研究生涯与写作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该书的基本结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总结了其在西方设计史、建筑史学科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英)雷纳•班纳姆:《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和设计》,丁亚雷、张筱膺译,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2009(设计史与物质文化译丛之一 / 袁熙旸、顾华明主编)      


       彼得•雷纳•班纳姆(Peter Reyner Banham,1922-1988)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最重要的研究建筑、设计与流行文化的理论家、评论家与历史学家,堪称西方“第一代设计史家”的中流砥柱。1988年《纽约时报》为其刊发的讣告将他称为:“一名用其著作描绘了现代主义的兴衰以及社会对其态度变化的英国建筑史家”,美国著名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称赞他是一个“罕见的先行者,一个将新闻记者、历史学家、作家与博学家全部合于一身的人”,“是建筑批评这一新职业的真正的创立者之一。”[1]
       
        班纳姆一生著述众多,出版于1960年的《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虽是他的处女作,但却始终是他最具学术价值与影响力的代表性著作。该书着重研究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建筑与设计,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考察了现代主义的兴起、传播与变革历程,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因为被广泛视作西方设计史、建筑史学科研究的一座里程碑,面世近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再版,并被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是公认的研究现代主义建筑与设计的权威著作之一。
        班纳姆1922年生于英国诺威奇,早年就读于布里斯托飞机公司的技校,战后转向艺术史的学习,就读于久负盛名的伦敦大学科陶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先后师从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齐格菲尔德•吉迪翁(Siegfried Giedion)以及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等艺术史、建筑史领域的一代宗师。1952年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佩夫斯纳指导下专攻近现代建筑史、设计史的研究。1958年获博士学位。攻读博士期间,班纳姆还长期担任伦敦《建筑评论》杂志的编辑工作,与众多一线建筑师、建筑理论家有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并为《建筑评论》、《建筑师杂志》、《新政治家》等刊物撰写评论与专题论文;1964年起执教于伦敦大学学院巴特勒建筑学院;1976年赴美,任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设计研究系主任,1980年转任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艺术史系教授,1985年起任纽约大学美术研究所艺术史教授直至去世。
       班纳姆是一名著作等身的学者,一生共撰写专著16种,其中较著名者还有《新粗野主义:伦理还是美学?》(1966年)、《温和环境中的建筑》(1969年)、《洛杉矶:四种生态学建筑》(1971年)、《混凝土的亚特兰蒂斯:1900-1925年的美国工业建筑与欧洲现代建筑》(1986年)等。他还发表过各类论文总计逾700篇,其中最重要的收录于两本文集:英国设计史家潘妮•斯帕克(Penny Sparke)编辑的《出于自择的设计》(1981年)和其遗孀玛丽•班纳姆(Mary Banham)等编辑的《一个评论家的著述》(1996年)。鉴于班纳姆对西方现代设计史、建筑史与建筑批评学科发展的重要影响,2003年,英国学者奈杰尔•怀特利(Nigel Whiteley)撰写了名为《雷纳•班纳姆:来自即将到来的未来的历史学家》的评传,分阶段、多层次地分析、研究了班纳姆思想的发展过程、理论体系的演变以及对西方建筑史、设计史研究的特殊贡献。1988年起,英国“设计史协会”会同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皇家艺术学院联合创设每年一度的“雷纳•班纳姆纪念讲座”,20余年来已发展为西方设计史研究界公认的重要学术活动。
        作为引领他深入现代建筑史研究堂奥的领路人,佩夫斯纳对班纳姆学术生涯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正是佩夫斯纳所著的《欧洲建筑概论》将年轻的班纳姆吸引到建筑史与设计史的研究园地,也正是在佩夫斯纳的严格要求与精心指导下,班纳姆最终成长为一名独辟蹊径的建筑史家。《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一书是在班纳姆倾6年之功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扩充、完善而成。虽然是佩夫斯纳的得意门生,班纳姆的理论立场却与其恩师大相径庭。在这部著作中班纳姆对现代建筑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解释,试图从现代运动中的先锋派那里找到革新的动力。班纳姆认为:在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工业时代”之后,人类已经跨越以钢铁、蒸汽机、汽车为代表的“第一机器时代”,开始进入以家用电器的普及和化学合成物质的普遍使用为特征的“第二机器时代”。他认为,包豪斯和格罗皮乌斯在建筑教育和制度上,柯布西耶在艺术激情上,密斯在结构、构造和工艺上,为建筑机器主义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他继承了吉迪翁对现代技术的推崇,因而倾向于将现代建筑的重心放在颂扬机器文明和拒绝传统形式的未来主义和以富勒为代表的技术派。正因为如此,在该书的前言中,班纳姆提出:“现代建筑的重要特征正是在于一种全新的空间感觉和机械美。”[2]
      《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全书共分为5章,第一章首先研究了20世纪初的学院传统与理性主义先驱,从法国学院派建筑的衣钵传人佩雷(Auguste Perret)与加尼尔(Tony Garnier)开始,到晚期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与德意志制造联盟的联系,再到贝伦斯、格罗皮乌斯的机器美学、卢斯的“装饰即罪恶”理论;第二章集中研究被前辈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意大利未来主义,其中重点分析了马里内蒂与波丘尼的理论宣言,还有圣埃利亚的概念设计项目;第三章关注的是贝尔拉赫(Hendrikus Berlage)与荷兰风格派,从美国建筑大师赖特对风格派的影响入手,兼顾荷兰与德国表现主义的探索,重点研究风格派的理论体系与国际化的传播与影响;第四章关注巴黎的先锋艺术与柯布西耶,以柯布西耶为典型个案,研究了立体主义艺术与理性主义建筑的内在联系;第五章以包豪斯为例研究了以现代主义、功能主义为特征的新风格的全面确立过程。前几章涉及的各种思潮与探索至此合流,共同塑造出20世纪建筑与设计发展的基本脉络与主要格局。
       该书理论框架的建构参考了“二战”前后出版的一批理论书籍,例如莫霍利•纳吉的《新视觉》(1930年),佩夫斯纳的《现代运动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沃尔特•格罗皮乌斯》(1936年)、《欧洲建筑概论》(1943年),吉迪翁的《空间、时间与建筑:新传统的成长》(1941年)、《机械化掌控:献给无名历史》(1948年)等。
        然而,与这些前辈著作对现代主义建筑与设计发展历史的描述不同的是,班纳姆重新发现了未来主义与表现主义对塑造现代主义理论与实践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他将被佩夫斯纳、吉迪翁刻意漠视的这一现象称为研究的“寂静地带”。1950年伦敦泰特画廊举办的意大利艺术展,以汽车设计为代表的美国商业主义设计与流行文化,以及与“独立小组”成员、年轻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彼得与阿利森•史密逊夫妇(Peter and Alison Smithson)等的密切往来,使得他对意大利未来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1910年前后,一系列革命性的姿态成了现代建筑发展的主要出发点,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和立体主义与未来主义运动有关。”[3]现代主义“越来越成为现代建筑领域发展主流不可分割的共同基础的一部分……不断增强的现代化的压力使世界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未来主义的,人们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他们在手边找到了未来主义的思想来引导他们的思想、实现他们的感情。”[4]因而,未来主义成为了现代设计理论发展的转折点,特别是在思想与观念层面。
       对未来主义的再发现、再评价与重新诠释,对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圣埃利亚(Antonio Sant’Elia)等极具个性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建筑大师的发掘与推崇,是《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对现代主义建筑与设计史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佩夫斯纳的《现代运动的先驱者》确立了从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的现代主义发展的正统谱系,这其中没有给早期现代主义阶段表现异常活跃的表现主义者、未来主义者留出任何的位置,甚至于连格罗皮乌斯与早期包豪斯所受到过的表现主义的强烈影响也被小心翼翼地淡化与回避。在佩夫斯纳的《现代运动的先驱者》中,未来主义在正文中甚至都没有被提及,只出现在一条注释中;在吉迪翁厚达900页的煌煌巨著《空间、时间与建筑》中,关于未来主义的内容仅有4页,而关于柯布西耶一个人的阐述却有70页之多。
        造成这种“寂静地带”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佩夫斯纳、吉迪翁等人所秉承的笃信“时代精神”的、“有选择性的”、追求“经典化”的、主张客观冷静而反对自我表现的、推崇机器美学的片面历史价值观与单一审美标准。而班纳姆终其一生所奉行的是“产品或建筑美学所提供的丰富经验”,以及由技术的与时俱进而导致的形式与风格的多样性。在1959年发表于《建筑评论》的《玻璃天堂》一文中,班纳姆对该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总之,我们为什么必须重写现代运动的历史?并不是因为历史有错误,只是因为它比真实情况要狭隘。成型于20年代晚期、编撰于30年代的现代运动的正史,只是一孔之见。这些观点之所以成立的唯一可能就在于:建筑的鲜活的状态、它的神话与象征,个人与压力集团的存在被排除在外。排除了未来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表现主义者、元素主义者和纯唯美主义者的构成该运动历史的核心选项,尽管在吉迪翁的《法国建筑》中有非常充分的阐述,但却是有缺陷的,因为只有包含这所有内容的选项才是完整的。然而在顷刻间,现代建筑师们却决定毫不犹豫地与他们近一半的祖辈们切割开来。”[5]
        纽约库珀联盟学院建筑系主任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在其著作《当下的历史:建筑中现代主义的创建》中,以战后西方最重要的4位建筑史泰斗为例,比较了4种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研究范式与叙述模式,即以埃米尔•考夫曼(Emil Kaufmann)为代表的新古典式现代主义、以科林•罗(Colin Rowe)为代表的风格主义现代主义、以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为代表的文艺复兴式现代主义、以及以雷纳•班纳姆为代表的未来主义现代主义。由此可见,同样是对现代主义建筑与设计历史的总结与评价,班纳姆以其对未来主义的推崇、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对时代特征的关注、对多样化美学的坚持而独树一帜,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被当代西方建筑与设计史界推崇为“来自即将到来的未来的历史学家”。
        班纳姆是西方建筑史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从其业师佩夫斯纳那里继承并发展了关于现代主义的历史认识,又通过他的学生、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代言人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实现了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与颠覆。虽然,作为一名过渡性的历史学者,他的研究也难免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例如《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过于就事论事,专注于建筑理论与实践的本体的同时,对相关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背景鲜有涉及;再如他就思想理论对建筑实践的影响力的高估,以及对科技进步的盲目乐观,也屡屡成为后代研究者诟病的话柄。
       好在历史背景的制约,是任何历史学家都难以跳出的宿命。早在1978年撰写的一篇研究佩夫斯纳的论文中,班纳姆就对身为设计史家的职责与风险作过清醒的总结:“事实上,实用而有说服力的综合概括能力,是对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检验方式之一,这也是历史学家的声誉如此脆弱的原因之一,因为任何概括都会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而被削弱其确信度与实用性。”[6]
      “当我们从第二机械时代回头看时,究竟这些理论和建筑是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在当时环境下是适当的,甚至是恰到好处的……无论如何,当我们还缺少一种适合我们自己时代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仍将沿着第一机械时代的思想和审美轨迹自由地滚动。……如果这样一来,他也许会问自己两件事:第一,他的观念是不是像他想象的那么时髦,毕竟这是在第二机械时代,而不是第一机械时代;第二,那些像爵士乐年代的时装那样被他抛弃了的观念,事实上究竟是怎样的过时,毕竟与世界上任何已知的其他年代相比,一个机械时代要更接近另外的一个机械年代。发生在1912年前后的文化革命已经被取代了,但是它并没有向相反的方向发展。”[7]这是班纳姆在《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的导言中说的一段话,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虽然建筑与设计的发展和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仔细想想,班纳姆当年的判断似乎仍然具有现实的说服力。

 

注释:   
[1] Paul Goldberger:“Reyner Banham, Architectural Critic, Dies at 66”,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2,1988。
[2](英)雷纳•班纳姆:《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和设计》,丁亚雷、张筱膺译,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2009,第8页。
[3]同[2],第9页.
[4]同[2],第166页。
[5] Mary Banham,ed.“The Glass Paradise”,A Critic Writes:Essays by Reyner Banha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37。
[6]同[5]“Pevsner’s Progress”,P219。
[7]同[2],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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