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设计实践中国现代精神——《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

Practice Chinese Modern Spirit by Design:the Birth of China Modern Design

内容摘要：香港学者郭恩慈和苏珏的著作《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将设计作为中国现代精神的具体实践，以综合的编年史和深入的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中国现代设计史，本文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此书进行述评。

关键词：现代化、设计史、物质文化、日常生活、设计编年

香港学者郭恩慈和苏珏的著作《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将设计作为中国现代精神的具体实践”，采用编年史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论述方式，以反省的角度“深入勾画中国在设计实践上所显示的与世界同步的现代化之特质”，[1]无论是研究视角，抑或研究方法，都是笔者所见近年来研究中国近现代设计史的难得之作，为研究中国现代设计史提供了有益且有效的途径。

《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2007年初版于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简体字版。此书之所以研究视角独特，与作者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第一作者郭恩慈是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用者为本设计实验室主任及副教授，曾获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学士学位和巴黎第三大学普遍及比较大学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郭恩慈主持的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用者为本设计实验室（The User Oriented Design Lab），是整合了社会学家、产品设计师、空间规划师、建筑师、景观设计师、社会工作者等不同专业人士的多元化的研究团队，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致力于研究环境和器物应如何被规划和设计，强调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运用社会和都市的研究方法，例如观察、调查和会谈，认识用户的文化和日常生活模式，并由此发展出整体史观。[2]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郭恩慈关注香港都市空间与日常生活的研究，著述颇丰，例如《旅程：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个陌生人》（1990年，香港突破出版社）、《影像启示录》（1995年，香港奔向明日工作室）、《香港空间制造》（1998年，香港Crabs有限公司），以及她带领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都市空间文化研究组主编的《我们活着，依然精彩：让影像诉说长者的日常生活》（2002年）、《空间艰难：新来港妇女生活环境迁历》（2004年）和她组织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用者为本设计实验室主编的《从老当益壮到大器晚成：长者为本生活环境研究及设计》（2006年）、《香港仔女新地图：儿童及青少年生活环境参与研究及设计》（2007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活跃长者生活方式研究》（2009年）。这些著述显示了作者对于城市发展的敏锐洞察力，并让研究介入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发挥实质性之影响。

《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是2005-2006年郭恩慈在香港理工大学支持下开展的研究成果，研究设计实践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梳理设计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全书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为中国现代设计编年、中国现代设计个案研究。第一部分“中国现代设计编年”将1840年至1949年分成五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与现代设计相关的概念。一是1842-1895年，从“晚清洋务运动与设计教育的萌芽”论述“中国人现代意识之展开”。二是1896-1918年间，“民营工商业迅速发展下设计工业的萌芽”，探讨“辛亥革命、国货运动、民营工业与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3]三是1919-1926年，“设计师在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时代抬头”，“设计工业在新文化运动与国货运动带领下开始发展”。[4]四是1927-1936年，梳理“与世界接轨、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在中国”的影响，以及“南京政府成立与回国留学生推动设计工业的发展”。[5]五是1937-1949年，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中国设计工业新方向”，并略谈香港设计工业之开展。

中国现代设计编年的梳理或以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如1895年中日战争、1937年抗日战争）为节点，或以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为分水岭（如1919年五四运动），不仅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而且建立了跨越国界、行业的综合性的历史坐标——大事典，以年为单位，挑选此年最为典型的人、事、物作为重点论述对象，辅以当年世界大事典，中国大事典，世界工业、设计大事典，中国工商业大事典、中国设计大事典以及关于公立设计教育、私营设计教育、外资或华洋合资企业、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民办企业等多种形式、言简意赅的大事记，为读者提供较为丰富的历史情境，并配以大量图像资料及私人藏品。

第二部分是六篇中国现代设计个案研究：《国难当前：〈点石斋画报〉图示之晚清的前现代世界观》、《从书籍设计看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国近现代报刊广告设计表现形式》、《从家庭电器产品看中国现代工业设计》、《中国进入现代化生活之路（1851-1929）》、《从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布景设计看中国城市现代化生活》。这些专论从书籍设计、报刊广告、家庭电器、早期博览会及上海“摩登生活”等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典型个案之研究出发，立论鲜明，论述严谨，颇有建树，深入剖析中国现代设计的历程，论述设计对物质文化与城市生活，对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深刻影响，这是一般设计史著述所缺之处。

至于《绪论》和《结论》，前者追溯中国现代设计诞生的多个维度：工业文明、文化差异、日常生活等，强调法国社会学家阿伦·图海勒的历史意识——“历史的行动者”（historical actor），以期“深入勾画中国在设计实践上所显示的与世界同步的现代化之特质”[6]；后者反思晚清民国时期国人面对传统受异质文化冲击的文化焦虑，由“西化”到“现代化”、“中国本位”的探索，别有意味地重提梁思成和丰子恺对于设计理想——前者将设计界定为“有体有形的环境”，重视其与人生、生活、文化的密切关系；[7]后者将器物世界孕育成一个系统，以使其“可以安顿人的精神”。[8]这些20世纪文化的先驱者的设计理想，对于当下中国发展本土设计仍有其深刻的价值。

对于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而言，设计编年与关键词梳理结合的研究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其一，中国现代设计的脉络有待于系统地综合梳理，以往以学院教育和设计名师名作为重点的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及写作，与设计越来越紧密介入实业、商业过程，并以现代化产品、商品影响生活的本质与现实是有差距的。中国现代设计已非传统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造物行为，亦非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下的工艺制作；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离不开近代以来中西方物质文化的密切交流，亦不能忽略经济现代化之于设计、工艺的深切影响。现代设计已经深刻介入并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编年的方式将有助于研究者与读者建立综合的学术视野与系统的历史脉络。

其二，不同关键词和核心概念的选择，不仅会影响文献史料的检索分析，而且会影响研究范畴与问题视角的切入方式。就中国现代设计而言，从晚清的“工艺”、“拟定图样”、“画图”，到清末民初的“意匠图绘”、“图案”，到民国时期的“装饰”、“工艺美术”、“美术工艺”、“商业美术”、“实用美术”等，与现代设计相关的概念不断改变，不同的概念折射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认知。

不过，笔者在阅读之后仍感此书还有美中不足之处，尤其是“现代设计编年”有待于调整、丰富与更正。首先从大格局而言，编年中第三阶段（1919-1926年）和第四阶段（1927-1936）建议合并为一个阶段，目前的分法略显繁复。1919-1936年，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或者国货运动的推动，抑或留学生的归国实践，皆有较为紧密的延续发展，以1927年为界分两个阶段进行编年叙述似乎没有必要。

其次，各阶段的论述详略亦可调整。如果第三、四阶段合并（1919-1936年），与第一、二阶段的内容相当。但第五阶段（1937-1949年）的内容，不知是作者查找资料欠缺，还是时间精力不够，只有单薄的5页，仅为第一、二阶段的八分之一。尽管此时中国现代设计与民族工商业、设计教育的发展受战事的影响出现困难，但是在封锁和迁移中亦出现了可贵的设计实践和新的设计方向。例如，庞薰琹、张光宇、张仃、雷圭元、吴劳等人在这一时期均有颇有建树的设计实践或设计教育之举。庞薰琹分别于1939、1941年，在西南地区以现代的观念整理、创作出彩色的《中国图案集》（100幅）、《工艺美术集》（30幅），利用历代装饰纹样设计现代生活日用品。1941年，雷圭元运用其留法系统学习的图案方法设计了现代日用陶瓷、染织等日用品的近百幅图案设计作品，笔者在编辑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学术思想丛书”时，亲眼目睹这些图案设计，实在是精彩而不容埋没。1941-1944年，延安在每年秋季举办综合性生产建设展览会，张仃、吴劳等人负责展览设计；而1942年开始的大生产运动对解放区的工商业及设计实践乃至新中国的设计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5年，张光宇创作了长篇彩色连环画《西游漫记》，对新中国动画设计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设计编年还有需要丰富补充和更正修订之处。例如，穉英画室应是1922年成立的，而非书上所言的1925年。再如张光宇1931年出版的专著《近代工艺美术》，不仅评介近代中外工艺美术作品，而且收录建筑、室内、家具、灯具、标志、广告、书籍、摄影等488幅图像和设计图，此书之于中国现代设计史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理应列入编年。此外关于1949-1950年的国徽设计，此书只说明最后选用清华营建系设计小组方案，没有梳理整个设计的过程，应是以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和以张仃等人为主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国徽设计小组集体设计、共同完成的，并由清华大学营建系高庄修改完成浮雕造型；关于新中国国家形象的设计思想与实践亦有待研究。

此书个案研究的研究视角颇为独特，值得大陆研究设计史的学者借鉴。惟着墨最多的第一篇《国难当前：〈点石斋画报〉图示之晚清的前现代世界观》，虽然做了认真统计与深入解读，但其阅读的并非画报初刊本（笔者统计有6900多幅），而且没有结合晚清《申报》进行解读（两者均为英国商人美查所创）。此书认为《点石斋画报》所持立场及意识形态是“绝对封建及传统的”，[9]结论太过偏颇。晚清上海作为中西交汇、新旧杂陈的移民城市，是《点石斋画报》的表现对象与传播平台，画报迎合市场而呈现出多元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对于当时大量嵌入日常生活的西方物质文化，画报十分关注，并积极回应西方物质文化在中国大众消费和社会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虽然其中亦有对尚未传入中国的西方先进技术的想象及果报报道，但是总体而言，上海人对于西方近代化的物质文化的接纳遵循了一个经典的步骤：“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10]图像介入大众传媒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民众对于这些物质文化的选择，不仅仅是对某些具体的商品的接受，其实也是对于这些物质文化背后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社会观念的选择。

总体而言，《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以综合的编年史和深入的个案研究相结合的设计史研究方法，是值得日后设计史研究借鉴的。其现代设计编年视野开阔，安排得当，设计巧妙，不仅可以给予研究中国现代设计史的读者系统的现代设计发展线索与复杂的历史意义，而且亦可为从事设计实践的读者清晰的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与有益的设计借鉴。

 

 

注释：

[1]郭恩慈、苏珏编著：《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8，绪论第14页。

[2]http://www.sd.polyu.edu.hk/web/Research/User

[3]同[1]，第36页。

[4]同[1]，第70页。

[5]同[1]，第84页。

[6]同[1]，第14页。

[7]梁思成：“清华大学营建系（现称建筑工程学系）学制及学程计算草案”，《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1，第46页。

[8]丰子恺：《工艺实用品与美感》，丰陈宝、丰一吟、丰元草：《丰子恺文集：艺术卷一》，浙江文艺出版社，杭州，1990，第54页。

[9]同[1]，第146页。

[10]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二十一世纪》（香港），1992.6，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