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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性与资本主义

  • Update:2010-12-08
  • 孙沛东
  • 来源: 装饰
奢侈、性与资本主义
                 --一种生活方式的解读
Luxury、Sex and Capitalism--One Interpretation of Lifestyle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孙沛东
 
内容摘要:《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主要论证了奢侈对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作者以生活方式作为切入点,从社会阶层、性和消费三个维度,剖析了早期资本主义能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社会历史条件,比较另类地解读了奢侈、性和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
关键词:奢侈、性、生活方式、资本主义
 
Abstract: This book demonstrates how luxury consumption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capitalism. Focusing on the lifestyles, Sombart examines sex, consumption and social class, through which he elaborate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capitalism. The book offers an interesting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xury, sex and Capitalism.
Kyewords: Luxury Sex lifestyle Capitalism
 
《奢侈与资本主义》大胆风趣,充满挑衅性。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当下重读这部完成于20世纪初期的专著的意义何在?首先,无论是对经济发展、国家权力和现代化,还是道德重塑、社会建设以及市场化的研究兴趣,都无可避免地聚焦在近代资本主义起源这一问题上。其次,学界历来不缺乏循规蹈矩的学者和“法相庄严”的论著,而像桑巴特这样特立独行的无畏者及其富有创见的研究足以令后学“高山仰止”。
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其专著《奢侈与资本主义》于1931年出版,该书引人入胜地论证了贵族的奢侈如何促进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读原著,桑巴特最具原创性的观点是:性价值观的改变产生新的生活方式。本文将围绕这一点,理解并探讨该书。文章分五个部分:首先分析早期资本主义能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社会历史条件;其次,探讨性自由与非法情爱的胜利;再次讨论奢侈与消费类型;接着论述奢侈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出现;最后是小结。
 
一、     新社会
资本主义早期的新社会脱胎于社会上层的演变和当时社会心理的变迁。在桑巴特的笔下,这个新社会的特点是:“骑士等级的衰落、贵族的城市化、绝对统治的产生、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社会风度的培养、巨额财富的积累等等”[1]
当时的上层首先是指宫廷和新贵族。作者通过大量史料,悉数15-18世纪欧洲宫廷生活,尤其是宫廷生活方式及其特征。他认为宫廷生活的本质是奢侈和女人。16世纪末开始到17、18世纪的法国宫廷为例,弗朗索瓦一世创立了真正的法国宫廷,给予以其情妇们为首的女性权力,将其置于崇高的地位:“宫廷缺了女人就像一年中缺了春天或者是像春天缺了玫瑰。”[2],其重要的特征是女性的统治。
新贵族这个全新的社会阶层脱胎于旧贵族和新富人的结合。就新富人而言,尽管这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拥有新的财富,但是被社会上层、绅士或者贵族所接纳并最终成为贵族,按照贵族的生活方式生活,无疑是暴富的新生阶层的目标。宫廷生活方式的示范效应在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中产阶级身上得到体现。
而旧贵族方面,因为经济地位的下降,他们只能通过联姻的方式继续保持优势地位。起初,贵族对金钱决定一切的价值观念抱怨不已,对财富威胁并破坏既有秩序的现实充满恐惧:然而,到了18世纪中期,社会大众,甚至贵族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一位公爵夫人对她将要得到170万里弗尔丰厚嫁奁的儿子说:“我的孩子,这是一桩好婚姻。取一些粪肥使你的田地肥沃起来,这再好不过了。”[3]
诚然,权力与财富的聚合是为必然。那么二者发挥作用的空间何在?宫廷生活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宫廷生活已经成为世俗生活的一个价值标准,那么富裕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如何效仿社会上层?宫廷生活方式又如何带动整个社会心理的变化?桑巴特从城市的起源和内部结构回答了这些问题。
从消费的角度,桑巴特阐释了城市的兴起。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的城市,主要的消费者是王公,高级教士,贵族(包括新增的金融业上层人士)。城市的扩展基本上应该归因于消费向某个国家的城市中心的集中,消费的集中带动了城市的早期发展。在巴黎等大都市,消费者云集,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建设者”。另外,这些“建设者”并没有停止其建设性工作:城市的发展带动了郊区的产生和发展。桑巴特关于城市起源的论述很有见地,但存在一个问题:是城市带来了奢侈和性自由,还是个人的性自由和消费促生了城市本身?事实上,这些很可能原本就是相互依存的变量,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与多元化表明,那些单元的线性关系是不可靠的。
如此看来,当时的欧洲已经基本具备了出现巨大奢侈的外在环境:权贵阶层,财富以及人们对大城市生活的偏好。唯独缺少性自由。
 
二、     性自由与非法情爱的胜利
性价值观的改变对新生活方式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是桑巴特最具原创性的观点。
作者认为18世纪两性关系的改变,对中古和近代社会的形成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中世纪以来西方的爱情观经历了从合法的、神圣的、制度化的爱情到自由的、享乐的、肉欲的爱情。中世纪欧洲人认为性爱活动和其它人类活动一样,从属于更高秩序。自11世纪起,爱情世俗化的浪潮开始出现,到12-14世纪行吟诗人时代,法国和德国的行吟诗人高歌自由的世俗爱情;意大利也出现了大量只歌唱爱情的抒情诗人。这些诗歌是青春期性冲动清楚明白的明证,这种冲动在焦急,渴求,热爱中,在对爱人的赞美中自我消耗。直到13世纪之初,西方才肯定天生肉欲的存在:文学方面,卜伽丘的《十日谈》是健康肉欲对过度理想主义的反弹;绘画方面,以宗教神话形式出现的写实裸体形象(尤其是亚当和夏娃的形象)是新艺术观念的先驱,如波提切利的《春天》和《维纳斯的诞生》标志着对女人及其美貌的爱获得了胜利。
当时关于爱情三段论可以是:爱女人,意味着爱美,爱美意味着爱生活。提香的意大利是一个狂热地追求爱和没的国度,而17、18世纪的法国成了公认的爱情大学堂,爱情生活达到了近乎反常的优雅的境地。
因此,这是一个在快乐与美丽事物的大海里被遮住了双眼的时代,时代精神是宫廷、贵族及其谄媚者构成的阶层的精神,其中,情爱占据重要的地位,托马斯·加尔佐尼的《公共广场》中有以下动人的描述:“男人们以饱含艰辛的眼泪为祭神的香,以历经苦难的心为香炉,以他们畏缩的灵魂为圣饼和祭品,以对爱的表白为咒语,为赞美诗,求爱的十四行诗和牧歌,以苍白,迷惘的面孔为礼仪…他们跟在凶蛮的野兽后面奔跑,一心想成为安歇母熊的口中食,随时准备屈从于母豹们,也随时准备去爱那些母老虎。”[4]
当时的爱情理论家为这种“快乐而不受约束”的情爱寻求合法性依据,他们针对爱情与社会秩序做过深入的探讨:瓦拉在《著作》(1590)中宣称性关系与法律无关,两个人相爱与任何旁人无关,一个女人是与她的丈夫还是情人发生性关系并不重要。蒙田认为爱情是快乐的,婚姻是一种带有许多崇高目的的社会和宗教制度,爱的目的实现不仅与先前的婚姻关系无关,而且爱情与婚姻二者是相互排斥的。所以可以看出情爱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了最高的价值和唯一的合理性,爱情是自足的,是一种绝对伦理和价值。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这种情爱观与当时的人生理念和生活价值理念有关:经历了磐石般阴霾笼罩的中世纪,经受了文艺复兴时期理性的光芒的洗礼,又适逢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勃发和城市生活的盛宴,或许当时的人们认为生活的最终意义就是快乐,快乐的目的就是快乐本身,爱情是生活的精髓,爱女人,爱美酒,爱游戏,爱科学,爱生活。
与这一变化相适应的是商业性和专业性的妓女的盛行就成为必然,并上升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当婚前和婚外的性关系不断补充着婚姻关系时,公众对戴绿帽子的丈夫的接纳标志着通奸成为社会的一种习俗。这一征兆于14世纪出现在意大利,弗郎索瓦一世时期出现在法国。随着非法爱情的增多,一个新的女性阶层出现在受尊敬的女人和放荡的女人之间:宫娥,宫廷情妇,姘妇,女主人,情人,轻佻的女人和由情夫供养的女人。
奢侈水平的提升与商业女性的优势地位之间关系紧密。王公贵族为了讨情人的欢心使得奢侈消费成为必然。以法王路易十四为例,每一次新的爱情就意味着一次新的超越过去的纵情消费:修建了凡尔赛宫和诸多城堡。在与德枫丹热小姐的爱情中,这种消费达到了顶点,钱像水一样从她手指尖流走,“她一个月就花了十万居埃,而且还对别人说她奢侈表示惊讶”[5]。事实上,非理性地使用财产体现在各种外在的奢侈消费,清教徒认为奢侈品消费的背后隐藏的是肉体崇拜[6]
从特殊的宫廷社会到普通的市民社会,“情爱生活方式”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流动:宫廷社会培育了所有美好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文雅的高级妓女模仿国王的情妇们,有产者的妻子模仿文雅的高级妓女,普通妓女模仿高级妓女,巴黎模仿宫廷,外省模仿巴黎,由此,高级妓女给社会各阶层都打上了自己的记号。它反映了这种宫廷奢侈生活方式的渗透,也为世俗的不同程度的财富成功者提供了实现最终价值的不同渠道。自由爱情与奢侈消费的自然结合使高级妓女成为时尚的先锋,在品行端庄的妇女与高级妓女的竞争中,奢侈的生活方式得到推广。
毫无疑问,作者将从性自由到非法情爱的胜利再到奢侈的盛行的推论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并不是毫无纰漏。首先,这是否意味着性是推动奢侈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其次,桑巴特认为爱情激励男人直面生活,女人是男人突破其局限的出口,而奢侈是女人超越其限定性的通道,男人经由女人和奢侈体现自我的社会价值,这样的论断是否有些偏离理性的轨道?最后,当时性价值观的改变难道未曾遭到来自下层社会的抵制和抗争?性自由和非法情爱的胜利与新、旧生活方式的抗衡的关系如何?
 
三、     奢侈与消费类型
在桑巴特看来,“风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社会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值得怀疑),他发现了“这一影响对新社会的外在生活模式所产生的作用”[7]。有趣的是,他仍旧从女性消费的角度,围绕奢侈、性与消费类型的关系,阐释了奢侈的在欧洲发展。
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作者给出了“奢侈”的定义。奢侈是“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奢侈包括量和质两方面,数量方面的奢侈与挥霍同义,比如,让100个仆人去干1个人就能干完的工作,或者同时擦亮3根火柴去点一根雪茄这样一类行为[8];但是,他没有给出质的奢侈的定义,只是由此引出“奢侈品”的概念,后者以“精致品”(所谓精致就是对产品进行普通用途之外的任何再加工)为典型。因此,桑巴特笔下的“奢侈”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缺乏操作性,不是一个分析性的工具。
再看资本主义这一核心概念。阅读全书,读者会惊异地发现:作者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限定,也没有解释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和基本构成。此外,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特征本身模糊不清,对奢侈在资本主义的起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的论述,也不可避免的具有模糊不清的特征[9]。因此,读者也不可能从本书中真正理解奢侈与资本主义的因果关系。这一点或许是这本专著的逻辑缺陷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桑巴特十分强调城市女性对奢侈消费类型的影响力。就集体消费而言,他认为女性的支配性作用集中体现在某些奢侈品的出现和发展上。比如作为“城市舒适物”中的“人造舒适物”(Clark 2004b: 111,转引自王宁)的剧院,大众音乐厅和舞厅,高档餐馆,小酒馆,饭店和商店。面积较小但布置了无数昂贵家具的城市住宅取代了庞大的空空荡荡的城堡。这种城市生活模式逐渐被引入乡村生活,乡间别墅是城市生活的直接产物。“一位有记载的情妇的豪宅内的房间装饰得如此富丽堂皇,以致于有一天尊贵的西班牙大使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而把痰吐到仆人的脸上。”[10]就个人消费而言,餐桌上的奢侈、厨艺的提高和居住条件的奢侈都得益于女性。
综上所述,桑巴特的论证逻辑是:资本主义是奢侈的产物,奢侈是贵族男子讨好女子、满足其享乐欲望的结果。这似乎表明资本主义是女人欲望的产物,或者说女人的欲望创造了资本主义。
桑巴特利用史料进行论述的手法出人意料并印象深刻,但是这种论证的效度如何?他认为以宫廷女性为代表的奢侈消费者们(尽管她们或许只是“代理消费者”[11])开创了新的消费类型,那么,这类奢侈消费是否只是欧洲的特例?中国的历史上(如唐朝)也有社会财富聚集,性观念开放,宠妇奢靡挥霍的丰裕且风流的社会,当时的奢侈品行业的发展为何没有欧洲这种“革命性”的力量?
 
四、     奢侈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出现
在讨论了早期资本主义能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社会历史条件、性自由与非法情爱的胜利以及奢侈与消费类型之后,桑巴特断言资本主义是奢侈的产物。不仅如此,他认为奢侈消费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正因为当时的欧洲政府对奢侈消费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它才能够发挥创造市场的功能,并且从许多方面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形成初期,奢侈创造市场,这是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桑巴特的论证逻辑如下:企业成功需要有最低限度的销售额,销售额取决于商品周转速度和每次周转的交换价值,而周转的交换价值又取决于单位交换价值和销售量;单位商品交换价值取决于商品的集成化和精细化程度,因此,只有奢侈品具备较高单位价值,只有奢侈品生产和交换才能扩大市场,才能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基础。此外,作者还从批发业和零售业的角度论述了奢侈促进贸易的发展;奢侈促进欧洲和殖民地农业的发展;奢侈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包括纯粹的奢侈品工业和混合的奢侈品工业。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桑巴特明显对历史进行了重构,这种重构在多大意义上是历史本身?这类经济学史的研究把握不好,就容易滑入混淆因果关系的陷阱。奢侈品生产、奢侈消费与资本主义的产生究竟是怎样的因果关系?奢侈在多大程度上,因为什么原因促使资本主义的产生?奢侈消费只是生产链条上的一环,桑巴特将其从中抽离出来,直接指向位于因果关系链末端的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将环环相扣的其他链条化约,因此,这种“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12]这样的断言显得有些结论丰满,论证骨感。这些都表明该书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欠缺。
 
五、     小结
奢侈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历史性现象。奢侈消费是社会转型的显示器。对奢侈及奢侈消费的研究能够窥视社会变迁和价值转型。奢侈消费具有某个阶级/阶层表达其文化价值的功能。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奢侈消费引导了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产生。
该书给人的启发主要有两个方面:非传统的证据链和非传统的说理过程。尽管有所偏差,但是作者说理的逻辑次序十分清晰,属于规范的因果归纳法。对历史资料,尤其是对当时欧洲社会的文化,风俗,历史,经济,建筑甚至是美食年鉴,业余爱好词典,城市治安管理史和文学作品等在常人看来与该主题关系不是那么紧密的文献资料中,作者都能找到言之凿凿的证据,使我们对于广泛的“资料”采集和应用有了新的认识,也对作者对芜杂甚至汗牛充栋的历史材料的把握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书在方法论层面的另一个特点是:绝大部分章节开始先拿出大量篇幅介绍“原始材料和其它文献”,这一方面表明书中所述观点具有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另外也让读者有一个判断的依据。
总之,这本书将桑巴特的研究所长和缺陷暴露无遗。一方面,他具有哲学家的概括能力,史学家的阐释能力和文学家的叙述风格,这些都对读者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该书在逻辑有瑕疵,论述稍显随意。但是,瑕不掩瑜,《奢侈与资本主义》仍旧是一本让人啧啧称奇的准经典之作。
 
 
 
注释:
[1]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页。
[2]同上。
[3]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2页。
[4]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61-62页。
[5]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96页。
[6]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北京,1992,第134页。
[7]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75页。
[8]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79-80页。
[9]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49页。
[10]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29页。
[11]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64,第59页。
[12]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15页。
 
参考文献:
[1]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北京,1992。
[3]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64。
[4]王宁:“城市舒适物与社会不平等”,《中国社会学年会消费社会学研究论坛文集》,哈尔滨,2010.7。
[5]Clark, Terry Nicholes(2004b)Urban Amenities: Lakes, Opera, and Juice Bars: Do they Drive Development? In Terry Nicholes Clark (ed.)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 New York: Elsevier, pp.103-140.


[1]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页。
[2]同上。
[3]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2页。
[4]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61-62页。
[5]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96页。
[6]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北京,1992,第134页。
[7]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75页。
[8]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79-80页。
[9]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49页。
[10]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29页。
[11]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64,第59页。
[12]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