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社稷”辨：上海“世博会”非洲联合馆行脚

我曾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及“设计政治”这个概念，当然，必须再次强调，尽管常被视作“彼岸”、“天国”的西方设计界已有某种“绿党”倾向，但据目前观察，其相对高点仍还主要围绕着品牌与企业游说打转。而我们深知，泛政治界的可能影响力势必落实于社会化的执行策略的制定上，它对商界则具有相对的话语强势。换言之，其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便是通过代议制民主的“院外”公关影响“院内”投票。譬如美国，大利益集团的“从政”根基便是一位极端代理人——总统——的选出。就某种程度论，此类“民主”却又的的确确脱胎于封建思路，由其发展进路所产生的社会管制形态，自然也只有两类模式：全面独裁，即现代式“血统论”复辟，以及“被限制”的相对权利的“集中”。前者大可被视为疯狂且盲目搭建的现代“社稷”坛庙，后者或又易于成为现代的“准社稷”。

那么面对“社稷”，意即一种“伪现代国家”的陷阱式的选择，如何能超迈？这，实际才是我们现今社会大量讨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多数民众所真实希冀的，早已甩脱了“社稷”的框限，走向一种交错多元的，既包含“社稷”的相对“集中性”和“普世性”，又跳离于“社稷”的狭隘和短见之外的全球共生价值。

数年前，有设计实践家与青年理论研究者从学脉传承的角度明确提出“设计为社稷”的论点，这实在令人深受启迪。同期，坊间亦不断有设计从业人员以或独立、或团体的行动，“所见略同”地操持着这个清晰指向“设计为国”的宏愿。但，话讲回来，如果我们只缠绑于设计的某种“社稷性”，忽视了其非仅只为了“社稷”的内涵，也即，放松甚至轻慢了设计的非神性与非崇拜、非专断与非霸权、非显贵与非阶级、非凌厉与非夸赞的那一面，则设计的本质价值恐怕永难彰显。

此点，又是个人基于上海“世博会”，特别是“非洲联合馆”的行脚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