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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衣着与身份:一个现代的矛盾

  • Update:2011-03-15
  • (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 来源: 翻译:周志
内容摘要
译者按:本文作者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现为英国伦敦时尚学院高级研究员,一直关注文化产业中的时尚、服装与性别、身体、身份等社会文化问题。她的著作《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The Fashioned Body: Fashion, Dres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一书曾译为中文出版,并在学界引起过较大影响。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将时尚、衣着与人们的身分联系起来。“换装秀”[1]节目的热播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穿着与人们如何来“阅读”他之间的关联有多么根深蒂固。而且,人们平常关于服装的交谈也经常会讨论到他人的穿着及其所代表的意义等话题上。(诸如:她怎么能这么穿?她在想什么?)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服装都被赋予了揭示部分自我的意义。我们的日常衣着会自觉或主动地将我们的内在隐私展现出来,并试图向公众传达自我的某些信息——比如我是职业女性(或商务人士、叛逆青年、摩登派、虔诚的穆斯林等等)。或者它也可能引起某些人的心绪不安,尤其是当穿着者想象自己正面对着一位挑剔的观众或新老板时。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可能穿着者会因为太忙或太马虎而忽视自己的外表,或者忘记了自己还穿着前一天的衣服。然而,无论是否有意为之,穿着者也都会被人们所解读,着装“信息”的暧昧很可能打开误解之门。由此看来,服装“言说”着人们的身份显然已经个普遍的道理了。


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现代服装的广泛含义即时尚服装或称流行服装,这就意味着,服装从属于整个时尚体系之中,并会经常性地发生改变。不断变动的时尚潮流点亮了我们外表服饰的平常性质。在一个时装季里,时尚可能都是有关少女感觉的布料或洋溢着青春气息;到了下一季,它又有可能宣告“女性”(womanly)风格或“成人服装”的回归(grown-up clothes),直到钟摆再次荡回来。时尚——这一由设计师、造型师和新闻发布者等所界定的充满幻想与魔法的世界——向世人打开了一扇变幻莫测的大门。无论是否有意识的,每个追随时尚的人都清楚,身份的“真实性”是从来都不确定的。然而,无论新风格有多么前卫,无论那些风格宣言有多么雄心勃勃,每个人也都明白:时尚总会再次发生改变。它们有时是从以往风格演化出来的,有时则是针对那些风格的一种激进的反叛。我们被设计师、新闻发布者甚至是商家拉进这个游戏之中,并且通过对服饰的选择表明了我们自己的身份。而除了对这个时尚游戏的有关了解之外,我们也知道服装所隐瞒的其实并不比它所揭示的要少,它只是一种表面上、暂时性的改变,意图通过服装来隐瞒保护自己身份地位的一直大有人在。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仍然愿意或希望能够通过服装来“解读”他人。


通过观察人们的穿着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从最早期的蓝色或粉色的服装开始,性别就一直是服装所能揭示的最明显的身份标记。例如,至少在西方国家,裙子已成为“女性气质”最明显的标志。一些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曾经试图挑战这种性别规定,或至少指出它的欺骗性,结果因无人响应而逐渐沉默。这是因为,像“男孩还是女孩?”这样的问题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答案,而最简单直接的回应就是通过具有明确性别倾向的穿着。其实,这些性别标示的划定是非常主观的:在现代西方,粉色代表女性而蓝色表示男性。但其实就在并不遥远的近代,这种情况正好倒过来。那时,由于粉色是红色的淡化,因而被视为更强有力、更具有决断意志的颜色。“如果你是一个保守的人,在给孩子的衣服配色的时候,最好用粉色装扮男孩而蓝色装扮女孩。”美国的《周日观察报》(The Sunday Sentinal)1914年3月29日刊发的一篇文章就曾如此倡导。据2010年英国媒体报道,最近,北欧国家的一些父母为了避开身份系统的约束,曾试图提高孩子们的“中性化意识”,但此类举措几乎肯定会归于失败。这种秩序已经如此普遍流行,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个体都难以与之抗衡。人们可以想象,一旦当孩子们学会说话并开始意识到性别差异之后,他们自己就会强烈要求去适应某种社会属性。


粉与蓝计划,摄影:(韩)尹贞美

这个观点触及到了一个重要的判断:社会结构与文化影响是我们理解服装的关键。人类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分享着连接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的语言与价值观。我们并非分裂的个体而是整个社会的成员,而服饰就是我们所属的标志。的确,这一简单的事实是个令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他们经常会关注服装作为身份地位体系组成部分的属性。早期一些关注时尚与服装的作者,如社会学家索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与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都曾试图解释服装象征社会等级或身份属性的方式。在19世纪末那部论述美国新兴有闲阶级(petite bourgeoisies)的书中(《有闲阶级论》,1899),凡勃伦指出,新的中产阶级运用时尚来彰显他们的财富或地位,并作为其与旧有精英阶层竞争的工具。他认为,这种身份竞争,需要女性成为“高雅的奴隶”(exquisite slaves),整天穿着最为奢华精致的时尚衣着。尽管这一论点一直受到质疑,但仍不失为一种极有说服力的观点。20世纪初,西美尔的社会学理论针对服装,尤其是时尚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番更为深刻的分析。他评论道,这些社会群体显现出统一性与差异性相互矛盾的双重倾向,现代时尚正是其典型的体现。“时尚是对于给定的返利的模仿,是为了满足适应社会的要求……但与此同时,它也满足着人们彼此区分的要求以及不喜欢彼此相像的倾向。”(1904:22)换言之,我们通过穿着当下最流行的时尚风格来表明我们的社会所属,并因而看上去与其他世人相似,但同时我们又希望看上去更有个性。此外,他也为时尚何以会不断变化提供了解释,他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时尚,上层社会的时尚从来也不会与下级阶层的时尚相等同。实际上,只要当后者开始仿效前者的时尚时,这种时尚就会立刻被前者抛弃。”因此,尽管时尚最初可能是被少数精英分子所穿着以彰显其特殊性地位的,但随着时尚流行范围的扩大,这种差异性就会随之降低。由此,时尚界就会转而推动下一种风格。西美尔的这种“滴落式”(trickle down)观点一直被认为失于简单化,同时,随着20世纪中叶时尚大潮的涌现,造成了时尚服饰风格更为迅速地更迭,强大的媒体力量也将时尚图像扩散至更加广泛的范围,这些也都令该观点受到了冲击。但无论如何,西美尔的理论还是有力地解释了:人们是如何将时尚视为体现差异性的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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