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衣着与身份：一个现代的矛盾

关于身份的这种观点已经被许多历史学家所证实，例如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对于伴随西欧文明进程而发生发展的“个体关照”（individualisation）进行的分析就指出了，“唯一个性”的意识出现于被限制的肉体上，现代之前的身份意识并不以这种方式强调个体。这一理论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关于“公共人的衰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的阐述检视了造成现代人对真实性、自我独立以及自我疏离感到困扰的历史力量。他对18-19世纪身份问题的阐述指出了，外在面貌与内在身份之间的现代性关联出现引发了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身份视点的产生。

在描述18世纪精英阶层着装之奢华精美的时候，塞尼特认为，这些身体不应仅仅被当作内在自我或身份的标志物来解读，而是要将其视为在公众展示的一个场所。换言之，在公共场合穿着的服饰首先是用来掩饰与展现的，而并非是对某人内在真实的揭示。其实，这种以内在领域作为自我的观点直到19世纪才随着对“真实性”（authenticity）的关注而固定下来，即将外在的面貌与想象中的内在本质联系起来。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时在美、英等新教国家获得了巨大发展，并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与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对自我意识的心理解读，并且在19世纪末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关注与强调。浪漫主义一直将自我视为心理层面的真实而加以重视，并认为其能够被检视与表达。而资本主义与“自我成才”（self-made man）的精神更是成为了19世纪那个时代思想的典型代表。在如此历史背景下，身份可以被解读的意识逐渐萌生，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解读他人的衣着举止来认识他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身份就是“可靠”的，也不代表它仅仅通过外表就“应该能”被认识，只是可以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能够逐渐被理解”。到19世纪末，大量面相学涌现出来并宣称能够通过人们外表的各个方面来解读真实的内心，像福尔摩斯那类的推理犯罪小说的热销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潮流。这就是说，“外表是有欺骗性的”这种现代社会中自我形象的不利看法已经成为19世纪另一个普遍的话题。

这个时代人物的主要原型形象就是所谓的纨绔风（Dandy），它体现了该时代人力求通过外貌修饰来对自我形象进行谨慎建构的方式。尽管这一历史性的风格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期——如摄政时期的英国与博•布鲁梅尔[3]（Beau Brummell）的花哨形象——纨绔风格还是在19世纪中叶发展为最具现代感的男士造型。直到19世纪末，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办公族的推动下，简洁朴素的黑色正装才被三件套的商务西服所替代。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现代画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一书中描述便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风格的精髓正在于它的“简朴与单纯”：

布鲁梅尔画像

“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纨绔风并非个人仪表方面的傲慢无礼和物质上的优雅精致。对于真正的纨绔子弟而言，这一切只不过是他个性中贵族优越感的象征。因此，在他眼中，最值得追求的是卓越独特，是个人外表的完美无缺，而这种理想只能存在于纯粹的简朴单纯之中——事实上，简朴单纯正是获得卓越独特的最佳手段。”

这里我们看到，自我是如何通过着装来被表达与显耀的，服装已经成为独一无二的、现代个性的标志。由此我们也就探讨到了关于身份与服装、穿着与时尚之间现代关联的核心矛盾：我们被要求从着装来解读人们的身份，但同时也明白仅仅通过一个人的外表并不总能了解他的真实内在。

进入20世纪，我们原先关于身份与外表的看法与自我意识又发展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先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随后又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自我开始被逐渐“解构”了。如果说精神分析学挑战了西方文化中对无意识领域的传统观点，将它描述为完全可以控制与统合的意识。后现代主义则通过揭示出那些通常与身份相关联的符号的主观性质而进一步瓦解了我们对身份的信任。从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当下人们对于身份的困扰已经转移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身份的娱乐性和通俗性，而非真实性。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时尚，作为西方服饰文化中的统治性体系，在符号的舞台上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作为一套服装系统，它那完全随意的摇摆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令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这就是人类学者泰德•波西莫斯（Ted Polhemus）所说的“风格超市”（the supermarket of style）。在后现代主义语境里，身份是人人有份的、是可以调侃戏谑的，现在表层倒成了新的深度。

无论后现代主义者怎么看待时装与身份，也无论我们衣着的意义有多么不稳定，我们都已经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穿着，而我们的身份也同样无法自由选择。服装的社会属性决定着我们所能够选择的大多数衣着。一方面，由无数不同个人与群体所组成的时尚体系仅仅能做出有限的选择，这也就限制了我们所能使用的符号。此外，我们的着装要去适应不同的场合，每一个场合都会有或明确或隐晦的特定角色要求。例如我们在参加葬礼的时候要穿着黑色服装，而婚礼上则要避免穿白色（当然如果你自己就是新郎的话除外）；我们不会穿着比基尼去办公室上班，更不会披着雨衣去游泳。我们的选择从来也不是自由的，我们的穿着几乎总是要与时间、地点等外环境相关联，总是要符合社会的主流规范。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男士会让人觉得与“商务”相关，其实这是西方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固定造型。如果上溯到19世纪，那些纨绔子弟如此着装其实是为了在大工业生产的环境中显示自己职业风度。然而，随着这项规范的全球普及，它已经失去了其原有内涵：在百慕大群岛，你可能会把短裤与夹克、领带搭配在一起穿着，而如果在华尔街或时代广场也是这身打扮，那肯定会被人们嘲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