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瓷发展略说

四、元明：青瓷的延续及衰落期

随着国内外市场的需求，特别是海外贸易的扩展，元代龙泉窑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据目前考古发现，在龙泉县境内元代窑址，总计达到二三百处。

此时龙泉窑瓷器最明显的特征，是器形高大，前所未见。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有一件印牡丹纹喇叭口大瓶，器高达71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刻花八宝纹菱花口大盘，口径63厘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印花“龙”字纹大罐，通高也达41．6厘米。类似实例甚多，都说明元龙泉的这种变化。当然，元龙泉窑中不仅有大器，也有精致秀美的小件物品，这些器物一般作为外销商品，销往东南亚国家。

元龙泉窑器物造型非常丰富，以瓶为例，就有十几种之多，如葫芦式瓶、玉壶春瓶、梅瓶、环耳瓶、双系扁瓶、琮式瓶、八方瓶、连座式瓶、长颈瓶、觚式瓶、蒜头瓶等，其中葫芦瓶、环耳瓶、双系扁瓶、连座式瓶造型非常富有特色。元龙泉中颇具时代感的器物还有一种荷叶式盖罐，盖做成硕大的荷叶状，盖钮为一段枝梗，极为生动。

在胎釉上，也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其胎体渐趋厚重，特别是中期以后，釉层变薄，再也达不到南宋龙泉梅子青的釉色之美。这时盛行的是釉面装饰，除继承五代、北宋时常用的划、刻、印、堆、贴等技法外，还大量使用褐色点彩、镂雕、刻、印等手段。最突出的是露胎贴花法，即在瓶腹部或盘心部位，先模印或贴塑纹饰，不上釉，烧成后露胎部位呈现火石红色，与青釉相映成趣。这种装饰是元龙泉窑独创。其他如模印刻划花、八思巴文装饰等，都深具时代面目。

元代龙泉窑的工艺也与宋代有所不同。器物的每个转折处，常做成棱角或凹槽形，盘多做折沿式，外口沿也常做成花口状，碗底圈足一般垂直，足底齐平，圈足足墙较矮。此外，形体巨大的器形，造型规整，釉平如镜，都说明其工艺技术确有独到之处。

元代景德镇窑继承了宋代的青白釉瓷器烧制工艺，且行销各地。从目前国内有元代纪年墓葬出土情况看，从浙江杭州、江西樟树、贵溪、南昌、永丰、万年、抚州，到四川成都、雅安、广汉、重庆等地，均有青白瓷出土。各地元代窖藏中也陆续发现青白瓷，如江西高安窑藏中出土一件青白釉印花高足杯、四川雅安市窖藏中出土一件青花书“至正七年置”款的青白釉盖罐，（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用青花书写款识的元青白釉瓷器）。此外，元大都遗址及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内，也都有青白瓷的身影。

元代青白瓷在胎质、釉色、造型与装饰上与宋代有许多不同之处：元代器物胎釉普遍增厚，宋代那种具有透影性的薄胎器物，此时已很少见，釉面青色的比重增大，至晚期则泛青或泛白，演变成一种失透无光的釉面；造型更趋多元，更注重器物的装饰效果，如江西丰城县博物馆所藏一件仿戏台彩棚式枕，刻画《白蛇传》场景，繁复精工，表明元代制瓷工艺高度的成型技巧；由于元代青白瓷胎厚，釉质也没有宋代清澈，一些粗器釉面还泛黄色，所以多采用镂雕、堆贴花、串珠纹（爱尔兰国家博物馆藏一件玉壶春瓶）以及褐斑装饰等技法，以达到装饰效果。

元代烧制青白瓷的窑场除景德镇窑外，江西还有吉州、乐平、赣州等窑，广东有中山、惠阳等窑，福建有政和、闽清、德化、泉州、同安等窑，这与蒋祈《陶纪》中所说：“江、湖、川、广器尚青白”的话基本相符。广东和福建等地生产的青白瓷，主要销往海外。 

 
元代耀州窑主要产地，依旧在陕西铜川一带，只是烧制地点转到立地坡、上店地区。根据陕西省考古所近几十年以来，多次对耀州窑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元代耀州窑仍以烧制青瓷为主要品种，器物造型有盘、碗、瓶、壶、灯盏等。

元代耀州窑青瓷与宋代不同之处，主要在釉色上。元代釉面一般呈姜黄色，与北宋时釉质莹润、纹饰繁密、刻划精练的风格相比，已面目全非。此外，元代耀州窑青瓷器物胎体一般较厚重，胎质粗糙，装饰以印花技法为主，题材十分简单。

元代耀州窑青瓷虽然釉面装饰不及北宋时期，但是器物造型自有其独特的风格。从窑址残片堆积层情况看，此时烧造规模很大，其装烧手段改北宋时单件装烧为盆状匣钵或简形匣钵叠烧，大大增加了产量。

虽然从表现上看，元代青瓷的生产状况和工艺技术没有明显下滑，不过，也只是处在一个惯性延续阶段，并没有什么新的创获，而随着青花及各种颜色釉瓷器的兴起，青瓷的发展空间被进一步挤压，进入明代以后，其生产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结语：青瓷的审美品格

在对青瓷的发展历程作了一次匆促的巡礼之后，我们要再注明一点：青瓷的盛衰与演化除去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推动之外，民族文化心理与时代审美好尚也是值得关注的因素。当文人们反复用“千峰翠色”、“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秋水”，“春水”等譬喻来形容越窑青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并非简单的颜色比附，还包含着以上意象的诗意内涵，为青瓷的鉴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型，扩大了其美学意蕴。而对于青白瓷“假玉器”、“饶玉”等称誉，则引入了另一个参照体系。玉器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被看做完美道德人格和理想化世界观的象征，而青瓷可以作为替代品被相提并论时，无疑也获得了某种升华。青瓷经过长期不断地调试，最终在宋代与“郁郁乎文哉”的时代精神契合无间，并达到自身演进的顶峰，确立了典范性的审美品格：古典含蓄，温润纯净，看似简朴实则细节饱满耐人寻味。而时代风尚的转向，必然催生新的工艺品类，青瓷已不能适应新的审美期待，由繁荣转入低谷，也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中国硅酸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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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伯谦：《朱伯谦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0。
[7]朱伯谦等主编：《中国陶瓷全集》，第3-11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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