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理论与创意空间

        科幻（science fiction）原本是一种独特类型文学的简称。在西方，这一类型出现于工业革命之后。布里安·奥尔迪斯(Brian W. Aldiss) 认为，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ryShelley）于1818 年创作了世界首部科幻小说。此后，这一类型历经法国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英国的H.G. 威尔斯(H.G.Wells) 等的努力逐渐发展，并于20 世纪初被植入美国。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 于20 世纪20 年代创立了这个词汇，使文类获得命名。此后，科幻在美国的发展顺利，由于小约翰·W·坎贝尔(John W. Campbell, Jr.)等的推动，这个文类跟通俗文学的某些特征相互融合，加上美国独有的边疆探索精神，导致了它在文化和商业领域的成功。
        进入60 年代，强调创意和故事性的美国科幻作品跟电影艺术结合，为这个文类向影视媒介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在今天，科幻已经从简单的叙事文学转向多种不同的媒介或创意类型之中，它的繁荣给电玩设计、主题公园建设、建筑设计、甚至工业与民用产品设计都带去了增值。仅仅以电影为例，好莱坞每年上演影片中最卖座的“大片”总少不了几部科幻作品。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类型，科幻题材完全可以单独计算GDP 增量。

        随着科幻创意的繁荣，人们深感对这一类型创意的基本知识还相当不足。笔者查阅了近年来国内作者撰写的科幻与设计关系的博硕士论文，发现其中的现状描述或事实总结较多，具有一定解释性和推广力的理论还相对较少。众所周知，理论不但对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创意过程具有帮助，更可以推进创意实践的发展。
        鉴于科幻小说的发展相对持久，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和理论探索，因此，将这种叙事文学理论转述给设计从业者和研究者，可能是加速科幻设计理论生成的简便有效方法。本文将综述当前两个最重要的科幻理论家的观点，并呈现出科幻文学在过去200 年中打开的四大创意空间。

一、科幻理论举要
        根据《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的阐述，西方科幻文学理论和批评大致经历了从读者感叹到作家抒怀再到学者分析几个阶段。在20 世纪的早期，科幻研究者大都是科幻杂志的读者，他们投书“读者来信”专栏，提供自己的真知灼见。可惜这些观点没有系统，而且多数受到所讨论的作品的限制。科幻批评与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出现了作者受读者来信启发后所进行的系统反思。可惜这类文章仅仅属于感悟，至多只是某种行动研究，缺乏概括性。到20 世纪70 年代，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原有文学场的核心跟边缘界限开始模糊，科幻随即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视野，出现了一系列比较系统化的学术理论。由于这些理论跟占据主流的文学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之间具有天然联系，科幻在整个文学和文化历史中的位置也得以凸现。[1] 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祖籍克罗地亚的加拿大批评家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 的观点。
        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乌托邦研究相当深入。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不是某个不存在的地方，它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具有意图的、富于社会性的“方法”。以城市建设为例。在人类规划和建设城市过程中，乌托邦起着积极的作用，它不单设想，还积极地发起建构新的未来。在詹姆逊看来，如果城市的发展真的能按照事物内在规律进行，那将释放出诸多深层次的可能性。但在今天，城市规划和建设完全不是这样，它正在变成中产阶级或富翁给自己提供避难所的保守的陈词滥调。从这个意义上看，乌托邦就不单单是指城市规划的那种表征，它还指一种作用，这种作用能打开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裂缝，揭示出我们在未来想象上的局限性。在詹姆逊的理论中，研究乌托邦一定要依赖辩证法，要从事物发展规律方面思考创意与局限。
        詹姆逊相信那种认为乌托邦无处不在的观点。他指出，区分乌托邦愿望与乌托邦形式是恰当的。首先，乌托邦是每个人都有的、潜意识的一种未来冲动，它支配一切未来导向的行为。由于这些冲动的表达常常比较隐蔽，因此，研究者需要从蛛丝马迹中发掘。其次，对那些有结构的乌托邦，千万不要忘记在这种结构化的乌托邦叙事中其实混杂着非结构化的未来冲动，两者可能并不一致。上述理论将乌托邦问题从叙事文学拓展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于是，世界格局的变化、科技创新的走向、社会演进的程度和文学流派的发展都被融为一体，只要这些过程中存在着人对未来的谋划，就存在了乌托邦。一句话，乌托邦是改变世界的力量所在，也是人能动作用于未来的重要方式。

1. 厄休拉·勒奎恩《黑暗的左右》出版于1969年，图为初版封面。

2. 1961 年， 叶永烈完成《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创作，17 年后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图为初版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