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建筑的动感之路

       当 1984 年,在纽约曼哈顿麦迪逊大道上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总部大楼亮相的时候, “巴洛克”一词再次受到关注。这座出自菲利普·约翰逊之手的建筑,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早期代表作。如果不看建筑的顶部,或许称之为新古典主义或新哥特式更合适,约翰逊同期完成的另一座建筑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 P P G 大厦是新哥特式的典型作品。AT&T 大楼的底部是尺度巨大的拱廊,形成基座,主体部分是规规矩矩的矩形体量,强调竖向划分。没有顶部巨大而夸张的断山花造型,这只不过是纽约众多摩天楼中平庸的一员,而凭借顶部的造型,此楼成为纽约的重要地标,与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一样,具有鲜明的识别性,也成为人们一时热议的焦点。

       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以这个作品改变了自己现代主义追随者的形象,不过这一转变并不那么让人意外,以其对大众流行文化的热衷,这一转变是早晚的事。断山花这一造型最早出现于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上,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矫饰。正常的山花是一个完整的三角形,意味着坡屋顶的结构 ;山花与柱廊结合成为希腊神庙的标准形象。所谓断山花则是在山花的中部形成断裂,意味着,这只是一种表皮的形式游戏,同结构无关,也不反映内部真实的构造。关于这一做法的评价,走向两个极端 :一种看法认为立面形式不能反映内部状况是一种“虚伪”的装饰手段 ;而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恰是设计技巧的表现,外立面作为一种表皮可以脱离内部构造的约束,寻求自身的表现逻辑,断裂处恰是新的形式意味产生之处。这两种意见的争执几乎贯穿了文艺复兴之后的建筑史,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建筑师思考外部立面造型时所坚持的两个方向,简单地以对错来判断这两种主张显然没有意义,这既涉及到审美判断背后的价值观问题,也与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度有关,设计中并不存在绝对的或者纯粹的真实性,真实性问题值得专门写文来探讨。

手法主义:探求立面造型自身的逻辑

       巴洛克建筑兴起于文艺复兴后期的意大利,最早应用于耶稣会教堂,后来广泛应用于多种类型的建筑——宫殿、政府机关、剧院和宅邸等等,早期的中心是罗马。巴洛克的意思是“畸形的珍珠”,顾名思义,一则可知其灿烂,一则难免被人诟病之处,到后期巴洛克逐渐成为“奢靡”的代名词。早期的巴洛克建筑并不奢华,一般认定的第一座巴洛克建筑是位于罗马的耶稣会教堂,源于维尼奥拉(Giacomo Barozzi da Vignola)的设计,最终由加科莫·德拉·泡达(Giacomo della Porta)完成。维尼奥拉是手法主义(Mannerism)的代表人物,曾经负责圣彼得大教堂的工程,熟悉米开朗琪罗的手法和思路。

       米开朗琪罗开启了文艺复兴后期“手法主义”的先河,设计过许多“怪异的”建筑。在米开朗琪罗的设计中,特别重视表现建筑雕塑般的体量感,因此他的手法是在立面形成浓重的阴影,他把壁柱的平面形式由二分之一圆改为四分之三圆,壁 柱的体积感大大增强;同时,他喜欢使用巨柱式,形成贯通整 个立面的横向或竖向划分,一如其雕塑作品给人的感受,充满 力量感,也提升了立面的整体性。

       手法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帕拉蒂奥,他的立面设计手法 可以概括为三段式,除了古典建筑一般应用的上、中、下竖向 的三段式,还注重左、中、右的横向三段式,重点突出“中” 这个区段。在横向三段式中,左右是对称的,由于轴线的存在, 以及中段在尺度、细节等方面更为着力的处理,使得建筑形象 产生一种“向心力”——即向中间靠拢的趋势(图2)。

       从米开朗琪罗到帕拉蒂奥的设计,建筑师越来越摆脱外部 形式与内部空间的对应关系,而着重考虑外部形象自身的造型 逻辑,为建筑师在造型方面争取到了更大的自由。帕拉蒂奥除 了三段式的纯熟运用,其发明的“帕拉蒂奥母题”(图3)更 为典型地反映了对造型逻辑的掌握。帕拉蒂奥母题是对古罗马 时期券柱式的改进。古罗马人使用拱券技术来建造,柱子沦为 装饰物而不承重,但为了在文化上追摹希腊人,建筑仍希望塑 造希腊式的形象,继续使用希腊柱式的壁柱来划分立面开间, 与承担结构作用的拱一起成为构成立面形象的主要单元。这一 做法沿用了几百年,到了帕拉蒂奥手里对此进行了细分。在大 的壁柱分隔形成的开间中,他增加了两组小柱子,小柱再开间 内顶起一个半圆形的拱,在拱外的实墙上开了两个圆洞口分别 位于拱的两侧。如此一来,大大丰富了立面形象的构成关系, 形成了两个尺度层次,并强化了圆这一造型元素。

图1

图2

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