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托先生走了

美国杰出的学者丹托先生走了。我与这位满头白发的蔼然长者有过一面之缘。那是2011年的冬末春初，纽约还很寒冷，从北京专程过来了几位朋友叫上住在洛杉矶的我，打算和丹托当面讨论一下当代艺术的美学问题。为此，我事先把他的《美的滥用》从书架上取下，找出一些要讨论的重点，贴上彩色的标签……可内心却在忐忑：我这样的无名晚辈，能与这位美国学术界的元老当面你来我去地争论一番吗？实在说，他的理论没有完全说服我，那么，我恐怕就更难指望能说得动他了。

1. 阿瑟• 丹托：《老子出关图》（Farewell to Lao-Tzu），34.3x43.2厘米，木刻，1963 Courtes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Art Collection

2. 阿瑟• 丹托：《美的滥用》， 敞院出版社，2003

3. 2011 年3 月， 王瑞芸在丹托家中留影，惠蓝摄

这样说绝无贬低丹托先生之意。遍览美国当代艺术的理论，丹托在其中最为精彩，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2013 年10 月27 日《纽约时报》发表他逝世消息时，称赞这位89 岁的哲学家兼艺术理论家，思想开放，终结了一个用一种主义做领军风格的思维模式，提出多元的新规则。还赞扬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深度、博学，尤其是充满同情心和好奇心，愿意对一切开放，避免否定人的批评方式，他视那种方式为狭隘和粗暴。
是的，一个哲学家、理论家、批评家，形成自己的理论已相当不易。而在形成自己理论之后，又能够不以它为尺度去对待他人，则加倍不易。丹托先生的好，就好在这里。这话不是白说的。记得在几年前，我偶然在一本文集——《当代艺术中的佛教思想》（Buddha Mind in Contemporary Art ）中，看到丹托的一篇文章《上西区的佛教》（Upper West Side Buddhism ），很意外地了解到一段历史幕后的事。在上个世纪的50 年代，哥伦比亚大学请日本禅师铃木大拙在校园里开设禅宗讲座。在那个年头，禅宗也好，东方也好，尚难入美国人的眼，不过美国名校哥伦比亚本着开放的学术精神，还是乐意请各路神仙到自己殿堂中略为坐坐的。铃木就这样被请去了。妙的是——丹托这样告诉我们：铃木的讲座虽开在哥大校园里，可是校园中的师生对此却不爱搭理，丹托当时是唯一的一个肯去听禅宗讲座的哥大教师（此外另有一个短期讲学的外聘教师）。当时铃木课堂里坐的基本都是校外来的艺术家（正是这些听了讲座的艺术家们，后来改变了美国艺术的走向，变“现代艺术”为“当代艺术”）。丹托很生动地描述说，那时节，铃木的讲座不必去看告示上的地点时间，只消看到某日的下午，哥大校园里开始出现一些奇装异服的人所去的那个方向，就能知道讲座地点在哪栋楼了。因为那些艺术家们和校园里的师生看上去“好像是完全不同的鱼类”，他们喜欢留长发，围着围巾，女士们则爱穿裙子，身上套着好几层的衣服……看到这里，我又是惊，又是笑，这是从理论书籍中绝对看不到的景观，而这样的景观对于我们理解丹托以及他的理论却非同小可，抵得过阅读无数本书——我一向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必须从活生生的人入手，其余就纲举目张。
这就是说，丹托无意中泄露，他当时该是全哥伦比亚校园里思想最开放的一个教授，愿意接受迥然不同的事物。这是多么难得！不必费事，我们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象，哥大的那些美国教授们，个个都是认真、严谨，甚至是相貌庄严的好货色。他们穷毕生的精力，用（西方的）知识学问把自己武装到牙齿，然后“提刀四顾，踌躇满志”。这倒也无可厚非，那些人的确是学问好么。当这么一批人在校园里看到铃木大拙的讲座告示时，自然会想，“什么玩意儿，我可不需要！”他们甚至都没想错，不了解东方的玩意儿，于他们毫发无损，都活得好着呢。他们只需跨上沃尔夫林（瑞士籍著名艺术史家）和弗莱（英国著名现代艺术理论家）这两乘“坐骑”就可以在艺术界纵蹄撒欢了——哦，对了，还得添上一个格林伯格（美国著名现代艺术理论家）。
可是丹托却是个异类，“异”在《纽约时报》悼文中提到的“好奇心”，他“唯一”地去了，这一去，他的天地被打开了——我是说，他那西方学者的一小片天被打开了！我们几乎要说，这是万幸……
这么说是因为，西方艺术理论界的局面到了20 世纪60年代可真是挺够瞧的。虽说他们拥有的理论和做理论的能力在古典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中足够用了，却不料，在被整理得逻辑光滑的历史进程中偏出了点令人不快的状况。比如，杜尚的小便池、沃霍尔的盒子……它们全是正宗俗物，可全都被算成艺术了，厚颜无耻地占据着画廊的展厅。说来，艺术界出个把疯子、怪物，原不稀罕，由他们自生自灭好了。但麻烦透顶的是，本来是杜尚那个怪人1917 年独自“恶搞”——搬出小便池当艺术——纯粹一个人行为，也就罢了，而当时人们全都没有去睬它，挺对！挺好！显着人人都有着健全的思路和神经，于是，这个事就等于过去了。却不知怎么一来，在50 年后，忽然之间，竟然有大批大批的艺术家全往小便池的思路猛扑了过去，弄得60 年代的纽约画廊里充满了这种东西……靠！这可麻烦了，大大地麻烦了。沃尔夫林那五对著名的“艺术史原则”，弗莱的响当当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两把利器全使不上了。一脸现代艺术理论“老大”嘴脸的格林伯格干脆来横的，直接宣布，那些东西“不是艺术！”“老大”这么发话了，小的们当然也都跟着啦：爷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结果整个西方艺术理论界，从60 年代到80 年代对于小便池和盒子类的“艺术”（当代艺术）集体“失语”。
这就是为何我们要说“万幸”：多亏他们中间出了个丹托，这个人的那点儿好奇心才让西方理论界那盘陷入僵局的棋开始走活！当年这位唯一的年轻白人教授肯走进教室坐到铃木大拙的讲台下面，听了，而且居然，听进去了。丹托这么告诉我们，正是铃木的禅学讲座，打开了他的思路：“我在纽约上城西区对佛教的学习，最后把我和60 年代的前卫艺术联系起来。”“铃木大拙的讲座对我影响巨大……我从铃木博士那里——若不是从他的讲座，就是从他的著述中——获得的开阔思维，到了60 年代，开始进入我的哲学。”[1]
就是这么偶然，东方思想打开了丹托的思路。丹托自己颇动感情地描述说：“我是通过艺术认识到禅的，我特别被这样的事实感动：禅可以通过创作艺术被实践，落实……我开始广泛阅读中国的哲学并被庄子这样一则寓言打动，一个屠户对动物内部熟悉到那种程度，它身体的各部分在被肢解时，好像是自己自动分开一样。那把刀在各个部分之间游刃有余，毫发无损。人们从中感到的是，世界是如此井然有序，挣扎只是来自于没有发现它的道。……只要发现并遵循这个道，事情就能很轻松地做成……禅之美丽就在于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任务和特殊的活动，人可以作为一个作家和画家去实践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屠户和修车者去实践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人生幸福的贡献，让人穿越烦恼找到出路。”[2]
于是，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渗透进丹托的头脑中。这一渗透让这个做哲学的人就此看出，自然有它自己的存在方式，在其中一切井然有序，一切都有其意义，不存在什么神圣和特殊，神圣也好，特殊也好，都是人设的。那么在艺术中也是一样，不存在一种唯一权威的风格，一切不妨都可以被允许。杜尚的小便池和沃霍尔的盒子在艺术中所以能够立足，都是为了传递这一个重要信息：让人心去除等级偏见，平等对待世间万物，由此让艺术家获得一种解放的感觉。丹托如此描述这个认识过程：“我一开始发现这种情形（盒子类艺术的出现）实在让人懊恼。我写道‘生活在历史中曾经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啊。’但是我一点一点地开始感受到摆脱艺术史的羁绊该是多么让人心醉的事。……我们不再是因为历史而成为那样的人，而是历史由我们来创造。……我们已经达到并超越了任何的终端状态，人们不再无休止地争论创作艺术的正确方式是什么。艺术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切人的东西。”[3]“对我来讲，这是个万分激动的时刻。”
看出这一点之后，丹托就开始着手为当代艺术建立审美理论了。他这样概括说：古典艺术的审美是自然美，现代艺术的审美是形式美，当代艺术的审美是“第三美学领域的美”。这“第三美学领域的东西……与人类生活和幸福息息相关”，[4] 说白了，美进入所谓“第三领域”其实就是进入人生之美。看丹托的思路走到这里，我们中国人该大大地松一口气才是：嘿，他们西方人绕来绕去，最后绕进我们的地盘里来了。咱们六朝时期的宗炳（375-443）啦，王微（415-453）啦，谢赫（479-502）啦……这一干中国书生们，早早就把这个“第三领域的美”建立好了：画品等于人品；山水等于体道。当一个画家的要求在于，心地要澄净，品格要高尚，气质要超逸，一句话，中国画论每每说一点子绘画技法，最后全能给你拐到人生上面去。
就连丹托都看出其中的诀窍来了。我们不妨读一读他的文集《越过布里洛盒子》（Beyond the Brillo Box ），其中有一篇谈中国画及传统的文章：《往昔艺术的形态，东方和西方》（Shapes of Artistic Pasts, East and West ）。1989 年某一天，他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清代画家万上遴（1739-1813）仿倪瓒的一幅画，这样感慨道：东西方的审美如此不同，在西方，模仿被视为缺点、无能，模仿者都会尽力躲闪着不让人知道。可是在中国画家那里，仿某某人的画会公然题在画款上，仿得越是接近而越有面子。其原因在于：“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柏拉图担心，我们会成为我们所模仿的，所以我们需选对好的榜样才成。在我看来，中国人的思想是，只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可以模仿：让自己成为选做模仿对象的那种人，而这被视为成就。外在的相像只是工匠所为，中国艺术家做的模仿是内心世界的模仿。在1800 年代，倪瓒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一种标杆，对于他的传说是——一个高士，品行高尚，纯净，独行，毁誉不惊——一个对庸俗唯恐避之不及的人。倪瓒成了圣者之一，因此他被不断地再造（模仿），被视为宗师，并流芳百世。通过模仿倪瓒的画，一个人等于是在建立一种道德修养，造就一种生存方式，等于是见贤思齐。简而言之，一个人‘受倪瓒影响’，就等于像圣保罗的生命中发生的事情，他通过阅读（圣经）而被耶稣基督影响。”[5]
丹托先生真的挺棒，他听进去了禅宗，欣赏庄子，还能体会出属于中国人的审美立场，这就让他由此看出了别的西方理论家看不到的事：“（西方的）美学将使你无法走进杜尚。”[6]是的，当代艺术从杜尚那里发端，而杜尚的精神状态不多不少恰好说得上类似东方的禅意，瞧，他这么说道：“如果你愿意那么看，我的艺术就可以是活着：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那是不留痕迹的，不可见也不可想。这是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7] 所以丹托在面对来自小便池和盒子的艺术时，因得了禅宗启发，使他少可以从一种不同的思路进入，从一个新的领域来找它们的审美性。由此，西方当代艺术理论这盘棋被他走活了，他成了西方当代艺术理论中当然的旗手。（图1）
他陆续写出了《寻常物的嬗变》（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 1981），《艺术的终结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 , 1997），《美的滥用》（The Abuse of Beauty ,2003）。《寻常物的嬗变》主要谈普通物品成为艺术品的条件——必须表达某种意义。《艺术的终结之后》重点谈的是现代主义艺术为何要终结这个大问题。发表于2003 年的《美的滥用》，是他倾全力建立当代艺术美学的开始。可这最要紧的一本恰恰是丹托写得最为含糊的一本书。丹托在《美的滥用》中，把艺术中“美”不能再维持了这个问题，谈得多，而新的美究竟是什么，谈得少，或者是谈得含混不清。他大部分篇幅是在他的哲学前辈康德、黑格尔、休谟等人的理论之间跑来跑去，竭力试图从概念上来说明美与善之间的联系，或者美与美化，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区别……等等。在他看来，西方艺术进入到第三领域，所面对的问题就是缺乏新的概念，所以他要为之建立概念。结果，丹托这个西方学者在阐释“第三领域的美”时，带我们重新回到了西方的游戏规则上去了。虽然丹托认识到艺术可以服务于人类生活和幸福，那么杜尚的小便池、沃霍尔的盒子怎么能对我们生命起到某种积极作用？它们与我们生命的幸福感连接通道在哪里？丹托带着我们往前走的方式显然不太有效。（图2）
可见，丹托先生毕竟是个西方学人，虽让他尝到了禅宗这杯酒，可是，他毕竟还远不是品中国酒的行家，我这个中国人多少看得出他的瓶颈，渴想跟他老人家去聊一聊这个才好。然而，专程坐飞机到了纽约竟被告知，丹托先生因为感冒而染了肺炎住院，静卧挂水，完全不能跟我们对谈讨论了。承蒙丹太太好意，特别安排我们几个中国同行到医院去探望他一次。去医院前，我们先到丹托先生在纽约上城西区的寓所和丹太太会合，然后由她驾车送我们过去。我们走进丹托先生住的公寓，那种纽约上城西区知识分子们住的老式公寓，空间高阔，轩敞，当然，客厅的四壁都是书，窗台上放满绿意盎然的植物。那个刺激启发了丹托第一次开始留意当代艺术的“布里洛盒子”就放在他书桌的沙发边上，我们几个都很有兴趣和那个象征之物合了影，以代替和丹托先生合影了。（图3）
病床上的丹托和我们在照片上看见的一样，白发，圆圆的脑袋，一只眼睛有些偏视，对我们很是和蔼客气，并且还有兴致和北京大学的彭锋教授开玩笑说，“你傍晚去和舒斯特曼教授一起吃饭时，记得给我留一块三明治哦”。
病床上的丹托先生看上去是衰弱的，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是啊，人都要衰老，都要离世。当时我站在他病床边上想，丹托先生将来走后，他的理论会留下来，会留一时，不过，怕也无法留到久远，因为所有人造的东西都无法久远。而禅宗能流传千年，绵绵不绝，却正是因为它完全躲开了人心的污染，头脑的造作，是照见我们“本来面目”的智慧。然而，无论如何，丹托先生的思考却是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个非常积极开放的西方人的思考，这向世人展示，他认真地活过，他诚恳地思考过，尽管最终没有思考得究竟，但是他这一个人的思考，推动了西方当代艺术理论总算可以往前移动起来，对此，我对这位老人充满了敬意！
仅以此文悼念见过一面的丹托先生。
2013 年11 月29 日于美国加州千橡城
注释：
[1] [2] Arthur C. Danto,“Upper West Side Buddhism”, Jacquelynn Baas & MaryJane Jacob, Buddha Mind in Contemporary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49-60.
[3]（ 美） 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7，第16 页。
[4]（ 美） 丹托：《美的滥用》，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7，第48 页。
[5] Arthur C. Danto,“Shapes o f Artistic Pasts”, Beyond the Brillo Box, East and West,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1992 ,p.119.
[6]（ 美） 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7，第122 页。
[7]（ 法） 卡巴内：《杜尚访谈录》，王瑞芸译，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97，第7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