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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彬彬”:明清苏式折扇造物思想与审美文化研究

  • Update:2015-05-29
  • 魏 洁 顾 平 伏 涛
  • 来源: 2015年第2期
内容摘要
“ 苏式”是一种产生于明代中晚期的苏州且影响遍及全国的文化样式。苏式折扇历史悠久,以精细文雅和艺术性著称,是苏州优秀手工技艺传承下来的典型一物。明清时期的苏式折扇,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装饰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和谐统一,堪称完美。本文从审美特征、选材与制作、扇骨工艺、扇面艺术等方面展开研究,从中窥视出明清苏式折扇“文质彬彬”的独特造物思想和审美文化。

  

《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质地,引申为里。文:通“纹”,纹理,引申为表。彬彬:配合适宜。“文质彬彬”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设计学的角度理解,文和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装饰互相制约平衡,表、里配合适宜,是中国古代造物思想的重要准则。人们在进行造物活动的时候,不仅要考虑物的实用性,还要考虑人对器物的感官感受和精神上的愉悦,从而追求物的形式美。从《考工记》中“天有时,地有气,才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朴素的工艺观,不难看出古人重天时地利对技艺的影响。而苏式折扇正是这样一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造物。明清两代是苏州工艺美术发展的全盛期,这一时期的苏式折扇,在创作的内容与形式、造物的功能与装饰方面,表现出与当时的社会审美文化高度的和谐统一。
折扇,亦叫“聚头扇”、“撒扇”或称“聚骨扇”,因为它收拢时能够二头合并归一而得名。据《容斋四笔》所载朱翌的“折骨扇词”:“数折聚清风,一捻生秋意。”可知折扇至少在公元11 世纪的北宋时期已经出现。折扇的出现,相比我国其他扇种时间较晚,其来源众说不一。以较为确切的文献为据,折扇起源于日本,北宋初期端拱元年由日本、朝鲜传入我国。据记载,永乐年间,成祖喜折扇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到明嘉靖年间,出现了川扇、苏扇、杭扇等流派,其中苏式折扇以艺术性见长。“苏式”是一种文化样式的总称,是对多种历史名词,如“苏样”、“苏意”、“苏作”以及冠以“苏”、“吴”、“吴中”、“吴下”等词语的概括,这些都是指苏州创始的新鲜样式。无论是赏其扇骨与扇面的寸缣之幅,还是品其精细雅致的艺术装饰,都呈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审美水平,素冠以“怀袖雅物”的美称。
一、苏式折扇与时代审美的变化相互适应,创作呈现出雅俗共赏的面貌
明中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苏州地区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民间手工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行业。因生活优裕,工商阶层追求高雅化的生活情趣,文人士大夫追求生活的艺术化,与苏扇创作中的市民文化色彩相互交融。在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的共同参与和推动下,雅俗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苏式折扇的创作呈现出雅俗共赏的面貌与特征。苏式折扇既作为文人间把玩与交流的媒介,也是一种世俗流通的商品,可谓雅俗相渗。这种彼此的融合,从形式到内容,从技艺手法到扇面书画,甚至整个审美的标准都在发生着变化。
明代中晚期的苏州,争奇逐异现象日益膨胀。在财富逐渐成为主导社会伦理、价值取向的作用下,一向清高的文人士大夫也开始放下架子,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处处留下了不同程度的俗化痕迹,并表现出对民间艺术和民间工艺的浓厚兴趣,求吉纳福、趋利避害的民间习俗和装饰题材纷纷登上了上层社会的大雅之堂。砖雕、木雕、石雕中祥瑞之花、吉祥神兽以及赋予吉祥寓意的图形被大量使用[1]。以折扇扇头为例,明清流传下来的折扇扇头样式繁多,造型多达百余种,主要分五大类:方型、圆型、尖型、曲型,其他的类型可另外归为一类(图1),这五大类是扇骨款式的一个总体表现。方型扇骨头型的代表是直式方头扇,它是折扇扇骨的原始样式,形态较为简单质朴,类似一长而窄的梯形。圆型扇骨头型的代表是和尚头型,这种扇骨在聚头处以扇钉为圆心呈一圆状,其圆而光亮的式样如同和尚光头,故俗称“和尚头”。尖型扇骨头型的代表是明代称为“尖根”的扇骨,扇头尖如矛头,这种扇骨不太常见,多用于十六档大扇,外观有剔透之感。曲型扇骨头型的代表是波浪式扇骨,头型为一弧形状,其大骨小骨俱作弯曲如水波蛇形状,相邻两根扇骨的波峰波谷交错成趣。另外也有方头型的波浪式扇骨。其他类型扇骨头型为形状较为特殊者,例如燕尾式是扇端处中间凹进,似燕尾形状;如意头是指扇骨的大骨整体似一柄如意;葫芦头型是扇头像一只葫芦;玉兰花头型则是形如玉兰花状的头型,等等[2]。明清一些制扇名家,还将自己擅长制作的扇骨头型置于其姓氏之后,如乾隆年间《吴县志》卷七九《人物·工伎》载:“马(勋)圆头、李(昭)尖头、柳(玉台)方头、蒋(苏台)沈(少楼)方圆并精,各擅其巧。”如此独具特色的命名方式,说明当时折扇的销售市场已经趋于成熟,一方面讲究名家工匠,另一方面则推崇样式出新,从扇骨头型的款式变化也不难发现,苏式折扇的造型发展经历了雅与俗的审美交融。
与此相应,在美学思想上“求新”、“求变”的思潮层出不穷。清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曰:“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清高凤翰《人境园腹稿记》记载:“观是又所当博取佳式,广求妙品,以成胜观。”这些思想上创新意识的显现,说明人们逐渐在尝试打破正统封建美学思想的束缚,开始重视人的真实情感与创作。而这些情感与创作的内容,由于文人士大夫的高雅情趣逐渐向市民阶级的市俗趣味靠拢,苏式折扇出现了人情化、世俗化的创作趋向。
二、独特的竹制扇骨、泥金扇面,与成为书画载体的苏式折扇配合适宜
明清时期,苏州文化繁荣昌盛,崇文好学的风气盛行,涌现了众多文人、画家。这些文人阶层之间的艺文交流,常常会涉及各类器物的玩赏,精致秀雅的苏式折扇是文人雅士的必备之物,自然成为文人间重要的交际赏玩物件之一。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二三·下录祝枝山语:“书聚骨扇,如令舞女在瓦砾堆上作伎,飞燕玉环亦减态矣。呵呵。”文人雅士均于折扇上挥毫泼墨,尽显风采,折扇成为书画的载体。苏州当地有着充足的竹木资源以及卓越的传统手工技艺传承,甚而出现了专门制作折扇的工匠群体。这都给苏式折扇的选材与精良的制作奠定了基础,文人墨客和制扇匠人对于折扇的选材、制作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苏式折扇更宜书画。
折扇扇骨的造型与材质,是折扇最直观的视觉呈现。扇骨材质选择的范围很广,常见以竹、木为主,也出现了以象牙、玳瑁、牛角、漆雕等各类名贵材质做骨。木制扇骨有乌木、鸡翅木、花梨、紫檀等。竹制的扇骨以玉竹(图2)、湘妃竹(图3)、梅鹿竹(图4)、佛肚竹(图5)等品种最为流行。苏式折扇十分讲究扇骨的材料,明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称:“凡紫檀、象牙、乌楮,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竹子具有硬度高,柔韧性强,耐磨,易于雕刻等特性,遂逐渐取代木制扇骨,成为制作扇骨的主要材质。更为重要的是竹子所表现出来的“清华其外、澹泊其中、清雅脱俗、不作媚世之态”的文化精神已经深入士人骨髓。
好的扇骨,既要精细选材,又讲究造型流畅。扇骨的整体造型,基本都遵循倒梯形的定式。细节处理方面,扇骨的厚薄、宽窄、弧度、转角等各个细部的不同处理尤为重要,差之毫厘便有天壤之别。以水磨工艺为例,先将竹骨表面反复刮光,再以浸润的木贼草反复打磨并晾晒,接着用榆树叶进行细致的抛光,最后还要打上四川白蜡。整套工序烦琐复杂,对工匠的技艺要求也颇为严格。只有经过这一系列繁复的工艺之后,才可得到一把竹纹明晰、成色光亮的上好扇骨。所以即便百年之后,竹色依旧晶莹如玉。
扇面的制作也是一门学问,苏州最重泥金扇面,目前流传在世的苏州扇面以这种材质居多。苏制扇面,原料大多使用净皮、特皮、连史纸、半生熟宣纸、浙江宣纸等,辅助材料包括牛皮胶、矾、云母粉、制作泥金扇面的金箔等,扇面的形式随着选材的多样性而丰富了起来。明代中期,苏州就出现了诸多制扇面的巧匠与行家,据《秋园杂佩》中记载:“文衡山非方扇不书。”可见苏州制扇艺人不仅在扇骨的制作上技艺高超,扇面的制作同样颇有作为。扇面的制作从早期的素面、金面到后来的染色纸面等等,用材不断改进,制作更加考究。
苏式折扇在扇骨、扇面的选材以及制作上,追求“精材巧工”,这直接映射出苏州匠人自古以来对传统造物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据乾隆《元和县志》记载:“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维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苏州人的这种巧智,是在长期的手工实践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下逐渐积累生成的,而明代特殊的环境又进一步增加了对精工制作的追求,形成了“苏式”艺术重工精工的特征。另外,苏州的文人士大夫在明初的政治打压下,多向往闲适心态。特别是在明中叶之后,面对商品经济的浪潮,传统的严谨、神圣、崇高的审美理想遭到了怀疑,在市井文化的浸润下,上至士人,下及仆皂,无不崇尚华丽奢靡。所以说,苏式折扇的背后,隐藏的是多元文化碰撞交锋中的一种强烈的文人标高心态,借工匠艺人之手得以物化,这正是苏式折扇造型轻巧、格调雅逸,富有闲趣的思想文化根源。苏州“制扇技艺”于2006 年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苏式折扇在选材与制作技艺、装饰与使用功能方面相互制约平衡
长期以来,手工艺被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始终被无情地排斥在艺术殿堂之外,艺匠良工也难与诗文家、书画家相提并论。明代中期以后,一方面是由于工艺技术以及造型艺术有了突飞猛进,制作过程不仅注重实用,同时还开始讲究美观;另一方面,由于那些日益注重诗性生活的贵族官僚与文人雅士拓宽了自身的审美空间,转变了自身的审美眼光,开始将众多的工艺制作纳入审美视域里,使得民间工艺品的艺术价值与美学意味在文人雅士的日日把玩、时时游戏中被灵心攫住,慧眼识得并妙笔写出,从而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与颂扬,直到被抬高到与诗、书、画相提并论的地位[3]。此时的苏式折扇在工艺层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明朝中叶,苏州的工艺美术发展日臻完美,门类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代,至清朝民间的作坊也更加繁荣。清朝苏州的一些工艺美术如雕刻、彩绘、竹雕、牙雕、木刻、玉器、小件摆设和装裱之类得到较大的发展,这些工艺在苏式折扇中都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可以说苏式折扇这一“器物”就是明清时期苏州手工艺的完美结合体。
扇骨如同折扇的筋骨,不仅支撑着扇面,也决定了扇面的开合是否自如,决定了扇子的使用寿命,这就要求扇骨的材质优良坚韧、排布整齐、展开角度合理。扇骨的规格多样,并逐步发展出满足各色阶层和人群需求的扇式变化。扇骨以档来划分规格,常见的折扇从九档、十一档、十二档、十三档、十四档、十六档、十八档、二十档、二十二档、二十四档、三十档乃至四十档不等。扇的档数即大骨与小骨的数量之和,大骨即折扇两端的主骨,小骨则是大骨之间的若干细骨。苏式折扇大骨,有花式和素式两大类,两类都有宽窄、长短之分。扇骨的档数决定了扇面规格,扇面的规格尺寸则与扇骨数目并称,扇骨档数为单数称单,为双数则称方。如八寸十八方、八寸九单、尺十三单、尺二十方等,如此并称,一目了然。明末清初主要流行十二档、十三档以及十四档折扇,其特点是大骨比较宽,扇头比较方,显得硬朗利落,通高33 厘米左右(图6)。1973 年3 月,南京博物院在苏州洞庭山清埋了明代许裕甫墓,墓中出土了一把文徵明书画折扇。扇骨为乌木,扇面为泥金。同墓中还出土了申时行手书折扇一把,为竹骨十三股方端混金面[4]
除了制作工艺,扇骨还需以各种艺术加工来增添其艺术魅力与价值。常见的扇骨加工工艺包括:刻面、镶嵌和漆面。刻面,是指工匠根据书画题材,采用相对应的雕刻技艺,或浅雕、深浮雕(图7)、镂雕(图8)、阴刻,或阳文留青竹刻,在扇骨上表现书画艺术。扇骨长不盈尺、宽不盈寸,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完成艺术作品的难度显而易见,还要传递书画艺术中的神韵,这就要求书画家扎实的艺术功底与工匠耐心细致的娴熟刀功。镶嵌,即在扇骨表面上镶以螺钿、珠料或宝石薄片,表现不同题材的图形或图案,使扇骨的装饰富有光泽,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漆面,先在扇骨上刷一层底漆,然后再上漆,等干透再上下一层。如此反复数次,形成一定厚度的漆面,进行打磨抛光,再漆雕。竹刻,源起于竹林繁茂的江南一带,诞生之初仅作为一门单纯的雕饰技艺。发展至明朝中后期,大批艺术造诣深厚的竹刻巧匠们将竹刻工艺提升为独立的雕刻艺术。作为吴地文化源头的苏州,既拥有适合竹林生长的优越地理环境,又有大批造诣高深的制扇巧匠,再加上吴门画派引领域内,使苏州折扇在扇骨竹刻方面的艺术成就驰名南北。在书画名家与制扇巧匠的通力合作之下,创造出一把把的精美绝伦的精品竹刻扇骨。清同治时人蔡照,与画家任熊同里,二人为知交,任熊许多人物画册之刻版均由蔡照担当,二人合作的扇骨竹刻也非常多。
扇钉也是苏式折扇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扇钉将所有的扇骨贯穿起来,扇钉影响着扇子的牢固耐用、折叠紧凑、开合自如,虽小但却举足轻重。在折扇制作中不但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肩负着重要的实用功能。扇钉的选材主要以牛角为上选之材,牛角钉有韧性、结实、耐磨等特性。另有,在扇钉外侧加螺钿、玳瑁或金银等铆合,有金钉钱眼之说。苏式折扇的扇坠和扇袋也是颇有特色的。明文震亨《长物志》中曾谈到扇坠的用料:“扇坠宜用伽南、沉香为之,或汉玉小块及琥珀眼掠皆可。香串、缅茄之属,断不可用。”扇坠系在扇头,增添了折扇的风雅之态。扇袋则习用绫缎,圆底扁口、下窄上宽,如再辅以刺绣、挑花、盤钉金银线或者料珠制成的各种小巧图饰,就更富有情趣(图9)[5]。苏式折扇成为集器用、审美于一体的艺术品,加之其配饰精巧雅致,可见明清苏式折扇在工艺美学层面的成就,在材料与工艺、功能与装饰方面的相互制约平衡。
四、苏式折扇的发展与文人情怀相互依存,奠定了苏式折扇的艺术地位
折扇上书画的开始,清·高士奇《天禄识余》云:“挥洒翰墨,始于成化间。”明文震亨《长物志·器具》中云:“姑苏最重书画扇,其骨以白竹、棕竹、乌木、紫白檀、湘妃、眉绿等为之,间有用牙及玳瑁者。有圆头、直根绦环、结子、板板花诸式。素白金面,购求名笔图写,佳者价绝高。其匠作则有李昭、李赞、马勋、蒋三、柳玉台、沈少楼诸人,皆高手也。纸敝墨渝,不堪怀袖,别装卷册以供玩,相沿既久,习以成风,至称为姑苏人事,然实俗制,不如川扇适用耳。”川扇重实用,苏扇以艺术性见长。
扇面与书画结合,形成了独到的扇面艺术。折扇扇面作为一种全新的绘画形制与载体,不同于册页、横披、团扇等,其构图布局与经营位置截然不同。巧妙的构图,使扇面展开时不觉得是画在半环形式的扇面上,感觉如同画在一张平整的长方形的横幅上一样。扇面的天地较小,形态特殊,书画家必须要在构图、布局、排列上别出心裁,因此,精美的书画扇面,往往能给人们以“小中见大”的艺术感受,进而产生无尽的遐想。明清以来,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扇面以其正、反两面都可书写的特质,为书法、绘画合璧提供了特殊的载体,流传下来的苏式折扇“一字一画”式书画扇面,就是体现了融书画为一体的艺术美感。此后苏式折扇更被奉为“怀袖雅物”,兴盛不衰,历久弥新。
当时的苏州,经济繁荣,而宫廷绘画势力日薄,“吴门派”代之而起。以沈周为首,文徵明继起,还有唐寅、仇英,称之“吴门四家”,他们技艺全面,题材广泛。明代成化到嘉靖间,是吴门派绘画最活跃时期,也是明代书法艺术的兴盛期,有大量的书画传世,其中不乏扇面书画之精品(图10-12)。是后,折扇书画风气大盛,名人显贵,名家流派,文人墨客都善笔于折扇,遂成明清以来独具一格的书画形式。扇面艺术成就了折扇的审美格调,扇面对于折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纵观苏式折扇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文人阶层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人们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不断提高,文人雅士浪漫、闲适、自由的生活艺术和情趣备受推崇,缙绅、大贾等社会阶层对文人雅士的艺术生活趋之若鹜。精致秀雅的苏式折扇作为文人雅士的喜爱之物,自然也受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欢迎。再结合明代吴门派中众多名家纷纷在扇面上挥毫泼墨,对苏式折扇的流行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时的苏式折扇,一方面积极地扮演着文人之间交往的“中介物”,成为文人圈艺文交流与器物赏玩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文人的审美倾向、文人的艺术表现、文人的德性追求等等诸多因素,汇聚成一股文人气,苏式折扇对于美的追求深入而恒久。拂风、纳凉、遮阳这些基本功用,在精良的选材、制作、艺术装饰的比对之下,难免显得黯然失色。似乎苏式折扇从诞生之初就注定成为一种艺术品,而非生活器具。明清苏州折扇书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又一里程碑,而书画扇面使苏式折扇登上了艺术殿堂。
折扇扇骨制作独辟蹊径,与扇面艺术交相辉映。扇骨上的精细雅致、拿捏有度的雕刻艺术,扇面上人物、风景、书法等各类题材气韵丰沛的书画艺术,都将明清苏式折扇的艺术魅力提升到空前的高度。
结语
明清苏式折扇承载了丰富的人文内涵,集文人情怀、书画艺术、工艺美术、制作技艺于一身。明清时期,艺术活动不再是手工艺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贵族官僚、市民阶层参与进来,从而赋予功能以新的内涵,使技术与艺术理想得以和谐统一。历史的发展产生特定的社会需求,在内容发展的同时,必须有新的形式与之相适应。功能与装饰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缺一不可,而明清苏式折扇在造物思想与审美文化上所体现的“文质彬彬”,正是内容和形式相互适应,功能与装饰相互依存的产物,体现了“苏式折扇”在造物过程中对材料和技艺的最大尊重。
 
*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南大学产品创意与设计文化研究中心专项研究资助项目;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60049);2014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项目(14SWB-086);2013 年江南大学自主科研项目(2013ZX29)。
 
注释:
[1][5] 郑丽虹:《苏艺春秋——“苏式”艺术的缘起和传播》,山东美术出版社,济南,2009.4,第196、117 页。
[2] 杨祥民:《扇子的故事——传统造物的礼仪性与审美性蠡测》,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第138 页。
[3] 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第一卷 史论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17 页。
[4] 苏华萍:“吴县洞庭山明墓出土的文徵明书画”,《文物》,1977.3,第65-68 页。
 
参考文献:
[1] 郑丽虹:《苏艺春秋——“苏式”艺术的缘起和传播》,山东美术出版社,济南,2009。
[2] 赵羽:《怀袖雅物——苏州折扇》,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
[3]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修订第2 版),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10。
[4] 杭间:《中国工艺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07。
[5] 郭廉夫、毛延亨:《中国设计理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 2008。

[6] 本文图2-5、图7-8、图10-12 来自《怀袖雅物——苏州折扇》,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