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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物皆春———春季节气与造物文化

  • Update:2015-08-06
  • 周 志
  • 来源: 2015年第4期
内容摘要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为四时之首,在农业文明中,春季也就意味着农耕的开始。本文从祭祀仪式、衣着服饰、饮食习俗与风俗活动四个方面入手,详细介绍了春季六个节气中与古人生产生活方式相关的各种习俗,进而分析其与造物文化之间存在的纽带关系。最后指出,探索节气与中国古代造物文化之关联,不仅在于怀旧或感伤,更力求通过对这些风俗的梳理与分析,思考这些风俗之所以产生、之所以演变与传播背后的那股看不见的推动力。

  

春天,万物复苏,四季从此开始。二十四节气中,属于春季的有六个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为四时之首,在农业文明中,春季也就意味着农耕生产的开始,无论官府还是民间,都将迎春劝农活动视作一年的头等大事,春季节气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且,除了鞭春等与农事相关的活动,祭祖扫墓、祈福祛邪等风俗活动也在此时逐一展开,加上踏青、赏花、秋千、蹴鞠等户外活动,中华大地一片朝气勃勃的景象。气象更新人更新,春季节气与衣食住行等中华造物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时代变迁,今人对节令习俗已所知甚少,但如细加考察,不难发现这些风俗背后所蕴含着的古人应天顺时的生活智慧。习俗可能会过时,但生活智慧的闪光之处却不会磨灭。走近春季这六个节气,感受古人的生活方式,也许会给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带来不少启示。
一、敬神祈福——祭祀仪式
祭祀,是古代社会岁时的大事,与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息息相关。时至今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古代的这些敬神祭祀仪式大多已经离我们远去,即使有个别留下的,也成为了表演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但尽管如此,透过这些仪式,透过这些神灵,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进程中逐渐演变形成的一整套功利性很强的敬神体系。这个体系,将天时、地气、社会、家庭与农耕时代的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敬神体系。以春季为例,作为四季之始,自然与农事中的耕作活动息息相关,因此,春神、雷神、祭日等等均在此体系之内。至于海边渔民,春季也意味着出海捕捞等海事活动的伊始,谷雨祭海风俗之肇始亦当属必然。
立春——祭神与鞭春
“一年之计在于春”,古人将居二十四节气之首的立春视为“岁始”,因此这时的“春节”,也被称为“岁节”。而以农历一月一日为一年之始的元旦,则被称为“年节”。从周代到清末,都以立春为一岁之大典,从官方角度而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新年,故有“新春大于年”之说。[1]自民国以后,立春、春节、元旦各自剥离,岁节与年节合二为一,传统的迎春活动已转移到农历的春节,立春节气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只在个别地区还保留着一些残存的遗俗。例如,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外陈村便仍然保存着完整的立春仪式——“立春祭”。当地的九华梧桐祖殿是全国仅存的一座专门供奉春神句芒的神殿。每年立春,人们都会按照传统习俗扎春牛、扮芒神、供祭品、焚香迎奉、演戏酬神,迎春接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2] 只是,这样的遗产留下的实在太少了。
古代迎春礼的主题是“劝农”,即由政府号令百姓开始春耕生产。其主要仪式包括“鞭打春牛”、祭祀春神“句芒神”等。其中,鞭打春牛作为人们判断时令、及时耕作的定规,自周代起便已被正式列为国家典礼。但随着清朝后期农事不再是国家工作重心,因此迎春鞭牛的仪式逐渐废弛,转而由农民自发主持。有学者认为,立春之时的迎春礼是由“中央政府依照礼书制定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由于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迎春礼这种官方礼俗具有产生快捷、推行迅速、覆盖面广、统一性强的特点。……此后逐渐发展成为对生产、生活、人口、田宅等方面的正面积极的追求和祈愿,成为吉祥喜庆的群众性活动”。[3] 而当农民自己组织的时候,这些活动却反而更加热闹,增添了抬着句芒神和春牛游行、唱迎春歌等许多内容。可见,在农业社会,祭祀礼仪的形成一方面与天时气候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社会集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在如今的大城市里,鞭春活动更是增添了新的含义,2010 年,由北京建国门街道联手金宝街商会、金宝汇购物中心等地区企业共同举办了“鞭春聚金宝、风车汇吉祥”迎春活动。[4] 传统习俗在此已然与政治、商业、文化融合成了一个整体。
惊蛰——祭雷神
《周礼》中云:“惊蛰,孟春之中也,蛰虫始闻雷声而动。”可见惊蛰一词,源于雷声。古人想象雷神是位鸟嘴人身、背生双翅、持锤擂鼓的神灵,祭祀雷神,实际也就是在祈求风调雨顺。唐人韦应物《观田家》诗中有云:“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可见惊蛰节气在农忙上的重要意义。当然,从官方角度看来,惊蛰的重要性比不上立春、春分等节气,因此惊蛰的祭神行为更多的出自民间自发。古时的许多地方,每逢惊蛰,家家户户都会贴上雷神的招贴画,摆上供品,或者去雷神庙里燃香祭拜。
春分——祭日
与立春相似,今天的春分节气亦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但是在古代,春分也是重要的祭祀庆典节日之一。自周代起,古代帝王便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有言:“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乃国之大典,士民不得擅祀。”坐落在北京朝阳门外的日坛,便是明、清两代皇帝在春分这一天祭祀大明神(太阳)的地方。祭日虽然比不上祭天与祭地典礼,但仪式也颇为隆重。2012 年的春分,已中断一百余年的日坛祭日典仪重新在日坛举行,只是这样的典礼表演性质居多,当年神圣庄严的气氛已不复存在。
清明——祭祖
“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前后,天气回暖,降雨增多,正是春耕的大好时光。农谚有云:“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可见清明节气在古时农业社会中的重要性。
当然,除了农事上的重要性,清明节气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祭祖上坟,感念先人。早在西周时期,祭祖扫墓已经是一种广泛流传的民间行为,只是拜祭之日定为寒食节。至唐代,寒食、清明合二为一,原属寒食节的禁火、扫墓等行为也就成了清明的习俗。“百善孝为先”,祭祖扫墓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行为,亦是联系宗族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因此直至今日,清明也仍然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最重视的节气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兼具节气与节日功能的大节。
谷雨——祭海、祭仓颉
在中国的许多沿海地区流传着一句话,“骑着谷雨上网场”。因谷雨时节正是春海水暖之时,是下海捕鱼的好日子。对于渔家而言,春季的几个节气中要以谷雨的重要性最为突出。也正因如此,在许多沿海地区,谷雨时节都流行着祭海习俗。为了能够保佑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每年谷雨这天渔民们都要举行海祭,祈祷海神保佑。
此外,谷雨时节,在洛南地区还流传着祭祀汉字始祖仓颉的习俗。位于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每年谷雨都要举行庙会,公祭仓颉。此项习俗历史悠久,具体起源已很难考证,只留下很多民间传说。在代表农耕文化的二十四节气中挑出谷雨节气来祭奠一位文化始祖,也可以说从一个角度体现了汉族民间生活中对于文化传承的尊重吧!
 
二、剪彩戴春——衣着服饰
春季为一年四季之首,本就有除旧布新之意,因此春季之服饰,历来突出一“彩”、一“新”两字。过新年,穿新衣。新,对应的是一年之始。戴春胜之风俗原本在正月,取万象更新人更新之意。后来逐渐与立春风俗合一,但仍含去旧履新之意。而万紫千红总是春。“彩”,对应的是春之色彩。剪彩为饰,也是为了与大自然的万千气象相呼应,正所谓“人面桃花相映红”。总之,在不同的节气簪戴不同的饰物,既有妆点容颜之效,又含应时祛邪之意。中国古人在春季所着之服饰其实已经暗合着天时与地气。
立春——春胜、剪綵、春幡
所谓华胜,即花胜,为古之节令物事,其制作与佩戴在人日(正月初七)。所谓“人入新年,形容改从新”,以“胜”见“新”,可谓喜意洋洋。《太平御览》中言:“花胜,草化(花)也,言人形容正等,人着之则胜。”学者扬之水认为,“作为祥瑞出现在汉画像以及其他装饰艺术中的胜,自是富含吉祥寓意,此意且绵延不断流衍于后世”。并且,他进一步认为,尽管人日簪华胜,立春剪綵花,然唐代之后人胜与剪綵花的式样渐趋相同,而人日与立春的时日又常相后先,因此便有了二者合一的可能。[5] 两相比较,立春剪綵花的服饰风俗流传的范围与时间都要更广、更长。而且人胜的制作材料以金箔为主,剪綵花所取用者则多为丝帛。扬之水先生认为,“剪綵”之“綵”,虽与彩通,但綵的原义主要是指织物或织物有彩,说明剪綵花之用材,为素、为绮、为罗也。至于剪綵之题材,根据当时诗歌所形容,“绮罗纤手制,桃李向春开”(宋之问《剪綵》),“可知剪綵花取用的意象,以花树蜂蝶禽鸟为盛”。[6]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一幅画面,当时的女子,在立春时节,云鬓上斜插钗子,上面再簪以用彩帛剪成的燕子,以应节令。
入宋之后,风俗又为之一变,人日戴胜的风习已经不很流行,而立春簪戴春幡,则始终为岁首一景。甚至赐幡胜还成为立春时节宫中的一项制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6“立春”中有记载:“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由此也可见宋代幡胜不加细分,笼统地称为春幡胜。[7] 春幡的制作,或镂金银,或裁罗帛,而常常是缀于钗首。此风历经宋元,至明清仍有余绪。据史载,清代迎春时,官员也要戴春花作为标志。明代之春幡亦有实物出土可为例证。[8] 今人观之,亦可感受到当时佩戴者华丽妩媚之姿。
立春——春鸡、春娃
戴春鸡之风俗应与春胜之风同源,早在唐宋时期便已出现。如崔日用在《奉和立春游苑迎春应制》诗中便写到:“瑶筐彩燕先呈瑞,金缕晨鸡未学鸣。”此后,这项宫中习俗逐渐流传到民间,并且随着时光流转,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增加了祛邪吉祥之意,而且佩带对象也转而以儿童为主。每年立春这一天,人们为讨吉利,便将彩色棉布和棉花缝制成的公鸡饰品,钉在儿童的衣袖或帽子上,名为“春鸡”,俗称戴“春鸡儿”。至今,这一古老的汉族民俗文化仍流传于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村。除了戴“春鸡”,还有戴“春娃”之风,据民国《灵石县志》载,立春之时,以绢做小孩人偶,俗名春娃,让小孩佩戴;又制作小袋,内藏豆谷,挂春牛角,以之消痘疹之灾。[9] 由此可知,春娃之用与春鸡类似,都是为了给孩子们辟邪祈福。
清明——戴柳插柳
插柳、戴柳亦是清明时节之一景。柳树易载易活,春季时节,柳树亦最先吐绿。因此在古人看来,柳树有传递薪火之含义,并且与桃树一起被视作驱邪避妖之物。《齐民要术》中便有“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之说。一到清明日,家家户户门前插柳、屋檐挂柳,妇女鬓边戴柳、男士身上佩柳……明郎兆玉《都下清明竹枝词》中所说:“柳叶斜簪拂翠云”,描绘的正是这一画面。现代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都市的生活节奏已经完全与自然的节奏相脱离,但是郊外踏青之时戴柳簪花之余风仍然未绝,只是少了习俗的约定,而保留了更多美化自我、感受自然的意味。
 
三、修身养生——饮食习俗
民以食为天,古时饮食,多应天时地产。春季为农耕下种之时,物产并不丰盛,在饮食风俗方面积累下的饮食习惯多以养生健体为用意。当然,随着岁月的流转,也增添了许多带有功利主义思想的祛邪避祸之含义,蒙上了不少神秘主义色彩。今人在沿袭这些饮食风俗的同时,多已不知内中真意,但修身养生之功却古今同一。
立春——春盘与春饼
吃春盘、春饼的习俗源自于晋代,初名五辛盘,但并不与立春相关,而是属于新年习俗。如晋代周处《风土记》载:“元日造五辛盘。”五辛盘中盛有五种带有辛辣味的蔬菜,如蒜、韭菜、香菜等,作为凉菜食用,供人们在春日食用后发五脏之气之用,同时还含有祛邪除疾之意。唐朝之后,称之为春盘,并且与春饼结合,进入立春风俗,增添了“迎春”之意。最早是由皇帝在立春前一日,以酒及白熟饼赐近臣,并在盘中饰以染色的萝卜。[10] 明、清之时,春盘已成为全国性的节令饮食,包括春饼、凉菜、水红萝卜等,谓能去春困,因而称为“咬春”。如清代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正月·春盘》中记载:“新春日献辛盘。虽士庶之家,亦必割鸡豚,炊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菜、羊角葱,冲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红萝卜,名曰咬春。”如今,春饼仍在中国各地普遍流行,成为中华传统民间饮食中少数几个延续至今且范围较广的风俗之一。尽管现代人已经是随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春盘中的生菜、韭菜、葱以及萝卜等食物在春季食用确有其合理性。在中医理论中,便有“辛甘发散为阳”之说,可以令人体顺应自然界春阳的到来。
雨水——罐罐肉
罐罐肉是川西地区的一道美食,以砂锅炖猪脚和大豆、海带,再用红纸、红绳封上罐口。这种美食与雨水节气中一个特殊的风俗“回娘屋”相关。川西民间到了雨水节,出嫁的女儿纷纷带上礼物回娘家拜望父母,女婿也要去给岳父岳母送节。此时,便须带上罐罐肉、藤椅等礼物,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惊蛰——吃梨
惊蛰节气吃梨,寓意跟害虫分离,也意在让疾病远离身体。尽管有如此谐音寓意,但从养生角度考虑,惊蛰吃梨也有其合理性。因为惊蛰时节,乍暖还寒,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使人口干舌燥、外感咳嗽,而生梨性寒味甘,有生津润肺之功效,恰好适合此时食用。
春分与谷雨——春菜与香椿
在岭南地区有一个“春分吃春菜”的习俗。所谓“春菜”,有人认为实际就是野苋菜,炒野苋菜本身即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止痛、明目的功效。也有人认为春菜泛指应季的青菜与野菜。与春分食春菜相对应的,北方谷雨时节也有食香椿的习俗。谷雨前后,正是香椿上市的时节,有“雨前香椿嫩如丝”之说。无论如何解释,无论春菜还是香椿,均为应季饮食,吃春菜之习俗与《黄帝内经》中养生要“食岁谷”(吃时令食物)的观念不谋而合。人们食用春菜,求的还是养生健体。
清明与谷雨——明前茶与雨前茶
饮茶文化在中华大地源远流长,与节气相关的饮茶习俗就不能不提到明前茶、雨前茶的说法。这实际就是我国长江流域的茶区按节气对不同阶段春茶的称呼。“明前茶”是清明节前采制的茶叶,“雨前茶”是清明后谷雨前采制的茶叶。关于两者高下,历来说法不一。但总体来说,此两种茶均属上品,茶梢芽叶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香气怡人。
 
四、心顺体健——风俗活动
节令习俗中,除了官方、民间的敬神祭祀活动以及与衣食相关的风俗之外,还夹杂有许多民间流传的不成文的杂项活动。这些活动或与居住装饰相关(如春帖、谷雨画),或与户外活动相联(如踏青、放风筝),或有祛邪护佑之意(如祭白虎、打小人),或含祈福吉祥之愿(如拉保保)……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总而言之,都具有两个最为明显的特征:一是民间自发性。其实唐宋以后,平民化倾向是中国民俗的一个典型特征。虽然中国古代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毕竟我国地大物博,地方气候差异明显,同属农耕文化的不同地域必然会产生或演变出不同的民俗文化。明清以降,这种民间自发性的风俗越来越多,甚至有些还会扩展传播开来,影响邻近地区。二是功利主义色彩。几乎所有这些风俗都具有明确的实用功能,不论祛邪、养生抑或祈福,目的指向均很明确。当然,随着岁月流逝,在今天来看,这些习俗的功利主义色彩已经十分淡薄,更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种余兴活动了。
立春——春帖
春帖,源起于宋代。宋代宫中之春帖多用罗帛做底衬,上面有五七言绝句,或用金丝彩线刺绣,或用金箔剪贴,在立春日粘贴在宫中各门帐上。有学者认为,春帖是从晋代的贴宜春字发展而来,如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言:“立春之日,悉剪綵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因此,春帖实际上是春胜的一种。[11] 后来,悬挂、张贴春帖的习俗逐渐与除夕元旦的挂桃符等习俗相融合,如周必大《玉堂杂记》中便提到:“除日,更春帖,柱联、门额。”[12] 悬挂用的春帖、春胜逐渐转为春节时期贴于门窗等处的春联、挂钱、门笺、剪纸等物,立春节气贴春帖之习俗则逐渐消失。
惊蛰——祭白虎、打小人
祭白虎是广东一带民间惊蛰节气的一个重要习俗,有“祭白虎化解是非”的说法。在古人心目中,老虎是既可怕又可敬的东西。白虎星君既是战伐、杀戮之神,又是口舌、是非之神,既是灾星,又是煞星。如果“犯白虎”,那么一年之内会小人横行,前程诸般不顺。所谓“祭白虎”,便是祭拜用绘制黄色黑斑纹的纸老虎。拜祭时,需以猪血喂之,使其吃饱后不再出口伤人。无独有偶,除了祭白虎,在香港等地还流行着惊蛰“打小人”的仪式,通常与祭白虎同时举行,用以驱逐所谓的小人。关于这一风俗的起源,有民俗学者认为,惊蛰节气代表天气回暖,蛰伏于泥土里冬眠动物、昆虫会醒来。农夫为防害虫破坏农作物,便祭拜兽王白虎,希望借白虎之威,驱走各方害虫。[13] 久而久之,便渐渐演变成一种拍打对头人、驱赶霉运、宣泄内心不满的习俗。其实,仔细想来,在四季之始的春季有类似驱除霉运、保佑前程的行为并不奇怪,也是人们在一年工作开始之前解除心中死结的一种自我解脱疗法。也许正因为“小人”之恶,古今同理,打不尽的“小人”令此一习俗在今日社会中仍意义不减,不仅不像其他节气民俗那样渐渐消失,反而有愈加兴旺之势。“打小人”之集中地香港湾仔鹅颈桥甚至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据报道,惊蛰这一天,香港湾仔鹅颈桥有如武林盛会人山人海。全香港乃至从外地来港的善男信女这一天都来到桥墩下“打小人”。甚至于此项活动在今天已然不再限于惊蛰时才举行,而是终年香火缭绕,咒语不绝。神婆大妈一年到头镇守桥墩,严阵以待,有求必应,随时开打。[14]
雨水——拉保保
雨水这天在川西民间有一项特具风趣的活动叫“拉保保”(保保在川西民间意指干爹),取“雨露滋润易生长”之意,因事先没有预定的目标,故又称“撞拜寄”。这天不管天晴下雨,要拉干爹的父母手提装好酒菜香蜡纸钱的篼篼,抱着孩子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寻找干爹对象。此举显然是为了让儿女顺利、健康地成长。
清明——踏青、放风筝、荡秋千、蹴鞠
在传承至今的民俗节日中,只有清明是兼具节气、节日两大功能的大节,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岁时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除了祭祖扫墓,还有户外踏青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
踏青,其实就是郊游。四月清明,春回大地,大自然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直至今日,每年仍有不少中小学校开展春游活动,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在忙碌的学习之余,走进大自然,放松身心。与现代人一年四季均有户外健身活动不同,古人的踏青活动多集中在春秋两季,又尤其以春季为盛。届时,男女老幼均会到郊外,参与丰富多彩的各种健身运动。其中最为喜闻乐见,并影响深远的当属放风筝、荡秋千与蹴鞠这几项。
放风筝的传统在中国大地源远流长,据说是春秋时期墨子所发明的。风筝与清明联系起来应在市井文化空前繁荣的宋代,周密在《武林旧事》已经提到清明放风筝之活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亦有放风筝之描绘。此后,风筝的样式、种类愈加丰富,制作技法流派纷呈,甚至传播到海外各国,影响深远。尽管今日放风筝的时日已无特别限定,但春季仍然是最适宜此项活动的季节。
荡秋千也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而且尤其深受妇女和儿童喜爱。韦庄有诗曰:“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描绘的正是清明时节少女荡秋千的优美画面。后来秋千传至欧洲,很快便成了当时贵族男女最时尚的活动之一,甚至为青年男女的交往创造了好机会。弗拉戈纳尔的名画《秋千》便精准地捕捉到了那微妙暧昧的一瞬间。
蹴鞠,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足球活动,相传是黄帝发明的,唐朝之后逐渐摆脱军事训练功能,成为娱乐休闲的重要活动,并且也成为清明时节户外活动的重要一项内容。韦庄在《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中写道:“雨丝烟柳欲清明,金屋人闲暖凤笙。永日迢迢无一事,隔街闻筑气球声。”描绘的正是这一场景,由诗中也可得知,当时已经出现了充气的蹴鞠用球。蹴鞠在宋代达到了顶峰,甚至宋徽宗自己就是个中高手,因此大大推动了制球工艺、踢球花样乃至制度规范等方面的长足进展。只可惜至清代之后,蹴鞠运动渐渐衰落,最终被英国人发明的现代足球所替代。
谷雨——谷雨画
陕西凤翔木版年画中,有一种特殊的画种——谷雨画。谷雨画是在春节后、谷雨前上市,专门用来在谷雨节时张贴,所以被命名为谷雨画。谷雨画属于节令画的一种,主要题材包括预祝丰收、辟邪、除毒消瘟等内容,表现了谷雨时节老百姓祈望农业丰收、降治毒虫和邪祟、乞求合家老少平安的愿望。[15] 如今,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年画中祛邪禳灾等实用主义功能已经逐渐消失,谷雨画也失去了曾经的地位,正在渐渐消失,化身为博物馆的陈列品。
 
结语
从祭祀礼仪,到衣着服饰;从饮食习惯,到风俗活动,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与节气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从我们的身边消失。然而,时代虽然改变,天地玄黄、日月星辰却仍在运转不息,人们的生活也仍在继续。人们在数千年时光里应天顺时发展出的一系列风俗,难道未来的命运只能是消亡么?本文回顾了与春季六个节气相关的衣食住行各个领域的风俗,探索节气与中国古代造物文化之关联,不仅在于怀旧或感伤,更力求通过对这些风俗的梳理与分析,思考这些风俗之所以产生、之所以演变与传播背后的那股看不见的推动力,这股力量既是天、地、人三者的联系纽带。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已远离自然的我们不可能始终安于现状,而更应在纷繁芜杂的现代社会寻找出一条重新贴近自然的本真生活之路。
 
 
注释:
[1] 李金水主编:《中华二十四节气知识全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第42 页。
[2] 衢州市柯城区档案局:“立春祭”,《浙江档案》,2012-08-28。
[3] 杨东姝:“从文献史料中探寻迎春(立春)民俗及风俗礼仪”,《河南图书馆学刊》,2011.1。
[4]《北京社区举办传统民俗活动“鞭打春牛”迎新春》,新华网,2010-2-4,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ent/2010-02/04/content_12930307.htm
[5] 扬之水:“读物小札:人胜、剪綵花、春幡”,《南方文物》,2012.3。
[6] 同[5]。
[7] 张晓红:“春幡·春胜·春帖——唐宋立春饰品”,《文史知识》,2009.2。
[8] 同[5]。
[9] 张廷兴:《中国民俗通志·服饰志》,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2007,第322 页。
[10] 海上:《中国人的岁时文化》,岳麓书社,长沙,2005,第61 页。
[11] 同[7]。
[12] 清《御定分类字锦》卷4“更春帖”,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香港惊蛰流行‘打小人’”,《神州民俗》,2013.2。
[14] 同[13]。
[15] 张瑞:《凤翔木版年画中“谷雨画”的分析研究》,西安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第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