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家具中的Art Deco 基因 ——西式家具本土化与中式家具西洋化
- Update:2016-06-23
- 戴云亭、邱蔚丽
- 来源: 2016年第4期
内容摘要
本文以20 世纪20-30 年代发源于法国的装饰主义运动Art Deco 为启示，阐述了与国际Art Deco 运动处在相同时期，上海产生的“海派文化”及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海派家具产生的根源。同时采用对比的手法，分析了海派家具造型上中、西家具风格和谐自然融合的Art Deco 现象，说明了海派家具就是Art Deco 基因的典型表现形式，海派家具就是我国现代装饰家具设计的起源。
一、Art Deco 与海派文化
Art Deco 指的是装饰艺术或装饰主义，有时也被称为“艺术装饰运动”。1925 年，法国的一个“装饰艺术博览会”将世界各国的装饰艺术形式和装饰风格集中进行了展示，从而引发了Art Deco 装饰艺术运动在法国的兴起。它作为一种现代艺术运动被广泛运用在建筑设计与家具设计中。然而它的风格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样式来进行定义，因为ArtDeco 发展的轨迹有两条：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风格，他们采用的是高级珍贵的木材，并由训练有素的工艺大师进行手工精雕细作，因此产量很小，只有精英阶层的富裕家庭才是它的主要使用者。二是当时工业制造技术发达的美国，家具的制作由机械设备完成，使用的材料也相对廉价，其价格也是普通家庭所能接受的，因而得到了广泛认可。[1]
“海派”最初是在“海派文化”一词中出现的，指的是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国初近百年内在上海兴起的绘画流派。[2] 随后“海派文化”一词则成为了以江、浙、沪文化为代表的在中国江南地区的传统文化（吴越文化）基础上融合开埠后传入上海的欧美近现代工业文明的代名词，是在上海形成的一种典型且特有的文化现象。“海派文化”既有江南文化（吴越文化）的古典与雅致，又有国际大都市的现代与时尚。区别于中国其他地方文化，它既开放而又自成一体，形成了“海派文化”独有的气质与魅力，这在很多民国时期上海滩的文学作品里均有描述。张爱玲就曾经认为，上海是传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种奇异的智慧的产物，是古代中国的废墟上的一朵奇葩”[3]。
上海是将Art Deco 风格发挥到极致的城市。海派家具在“海派文化”里也被称为：“阿蒂克家具”（Art Deco 的音译）、“摩登家具”，可以说海派家具就是Art Deco 在上世纪20-30 年代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因此，“海派文化”就是Art Deco 精神的中文诠释。而这种文化现象反映在上海的建筑设计与家具设计里又被称为“海派风格”（Shanghai Style)。在“海派文化”体系中，海派家具则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典型代表之一。
二、Art Deco 与海派家具的萌芽
开埠以前，传统上海家具以吴越家具风格为主，在选材上尤以硬木中的红木为主要材料。所谓硬木是指质地细致坚硬的木材，而硬木分两种，即杂木和红木，杂木有榉木、榆木、柞木等，红木则如紫檀、花梨、酸枝、鸡翅木等。红木因生长缓慢，一般成材都在几百年以上，且木材花纹肌理独特漂亮，材质坚硬，耐久，适合进行各种手工雕刻和装饰，因此是我国传统名贵家具用材的统称。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木材在建筑、家具等方面的使用，根据使用者地位的高低有严格的规制，《礼记·丧服大记》中就有关于使用木材制作棺椁的规制：“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孔颖达疏：“士杂木椁者，士卑，不得同君，故用杂木也。”[4]
因而红木在明清时期的家具中被大量运用，原产于我国南部的很多红木，在明、清时期就被砍伐得所剩无几，明清以后则开始从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大量进口。
1843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开埠，英、美、法等国纷纷在上海外滩和徐家汇划定租界区，大批欧美商人与家眷进入上海，西式建筑纷纷拔地而起，伴随这些外国领事馆和外国公司而来的就是被轮船运达上海的西式家具。这些西式家具制作精细，因为来自不同国家，按地域分为英式、法式、西班牙式、犹太式等等，有巴洛克、洛可可、古典主义等艺术风格。
当Art Deco 在法国兴起，很快这一装饰运动由欧洲波及美国，并在美国形成了Art Deco 的高潮。此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开放的通商口岸，Art Deco 时尚很快在上海滩形成。
上海的中产阶级以及一些文化人士、工商业者竞相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西式家具供不应求。西式传统家具名贵的有桃花心木、柚木等，一般常用的木材有：红樱桃木、胡桃木、橡木、枫木等。上海的上流阶层追求原汁原味，因此在家具的风格上基本仿照西方新古典主义，木材一般多使用泰国、印度进口的柚木。此时，上海普通的中国传统家庭也开始接受西式家具，对西式家具的追求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富裕的土豪阶层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在材料的选用上并没有照搬西式家具的橡木和柚木，而是继续使用红木，家具上的雕刻在海派家具中，由江南的木雕手艺工匠取代，也一改传统的龙凤以及福、禄、寿等图案，均用花卉和果实图案装饰。而一般家庭则使用花梨木，由本地木匠仿照西式家具的款式造出了一些中西合璧的新式家具，由此产生 “阿蒂克家具”“摩登家具”，这就是海派家具的雏形。
三、海派家具的Art Deco 基因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兹·墨菲曾说：“上海是两种文明汇合，但是两者中间哪一种都不占优势的地方。”[5] 进入30 年代后，Art Deco基因在当时的上海滩家具行业发挥到了极致。张爱玲曾在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这样描述梁太太的公馆：“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6] 如此现代的建筑造型搭配的却是最具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碧色琉璃瓦。小说里客厅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却点缀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这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摆设。如此能兼容中西文化的大环境，让装饰主义那独有的兼容性、宽容性和灵活性给上海滩家具的设计制造者留下了极大的改造空间，形成了中式和西式家具并存且各具特色的局面。一方面，西式家具在上海家具作坊的制造过程中形成了本地特色；另一方面，中式家具在模仿西式家具的同时，也不断进行了创新。
1. 西式家具的本土化
既然海派家具的产生源于Art Deco 运动，就注定了海派家具的开放性。它在制造的过程中，并不直接模仿西式家具某个时期的风格和流派，给人以明确的表象指征，而追求的是普世价值，没有边界，可以融合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因此，海派家具在西式家具本土化的过程中，又形成相对显著的三种特定的装饰风格，即由欧洲家具款式和纹样结合中式风格演变而出的海派家具，被称为“西洋装”；由日本家具款式和纹样结合中式风格演变而出的海派家具，被称为“东洋装”；而以传统明清家具款式和纹样为主调，融合一些时尚、流行式样的海派家具，则被称为“本装”。海派家具可以根据不同使用者的兴趣喜好适应任何城市和家庭，它有更自由的审美，更多样的选择，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有亲切感，这也正是海纳百川的海派家具所具有的国际化风格。也正因如此，海派家具的产生，首先在外型上就颠覆了传统中式家具的造型语言。中国历史上，江南的古典园林均为告老还乡的朝廷官宦所建。因此，吴越传统家具秉承传统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风格：高空间、大进深、雕梁画栋。吴越传统中式家具造型中的一个典型造型就是“官帽”型，因其造型像古代官员的帽子而得名，是家具档次的象征。
这种方正的本土化造型在海派家具中得到了改变，但是其内部结构又保留了传统文化中所需要的功能要求，舶来的西式家具在材料的使用上多以桃木和橡木为主。但此时，在上海生产的西式海派家具为传递中国文化传统中木材的规制的理念，则继续采用中国人青睐的红木和楠木等木材来制作，将中西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了“西式家具的本土化”，迎合了人们既不愿局限于明清时期的传统家具，又不愿跨越时代发展带来的焦虑感，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海派家具样式。中国文化传统中讲究坐相，通过椅子靠背板与扶手曲线的造型语言来传达坐者的威仪与端庄。而海派家具则在功能上添加了更为柔软舒适的织物和皮垫包衬在椅子的靠背及坐垫部位，这也是西方家具中独特的装饰工艺风格。
2. 中式家具的西洋化
以海派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描写的白公馆为例：“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籍，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壳早坏了，停了多年。”[7] 小说里的“紫檀匣子”“绿泥款识”这些象征传统文化的摆设与代表西方现代文明的自鸣钟陈列在一起，完全是传统与现代的“大串烧”。虽然是虚构的小说，但它是当时江南地区社会现实的缩影。
中式传统吴越家具上的雕花纹饰图案多为龙纹、拐子纹、花草纹、云头纹、如意纹、冰裂纹、回形纹、万字纹和几何纹等，或者是福”“禄”“寿”“喜”等一些汉字纹及传统吉祥图案，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万”字纹和“回”形纹，充满了东方式的精神追求。而海派家具在中式家具西洋化的过程中，则更多的是学习西洋家具的装饰手法，运用自然界的各种花卉和果实取代传统的中国纹样。
传统中式家具基本分五大类：椅凳类、桌案类、床榻类、柜架类和其他类。[8] 而海派家具所呈现的中式家具西洋化最主要的特征则是：注重家具的实用性，强调家具使用的舒适性和功能性。由于对“摩登”生活方式的追求，加上上海外滩的金融建筑群是当时世界各种建筑风格流派的聚集地，是Art Deco 风格在上海的标志性说明。Art Deco 建筑风格的产生推动了上海滩室内家具风格的转变，产生了传统中式家具所不曾有过的新品种，如：大衣橱、五斗橱、床头柜、片子床等。并将这些用以存放衣物与卧具的大型柜、橱作为摆放在西式卧室里的海派家具标准规制。除卧室家具外，还出现了西式居室格局里各种具有实用功能的新式家具，如：书房中特有的家具规制，转椅、写字台、书橱，餐厅里的西式长餐桌、玻璃酒橱等。
四、海派家具的Art Deco 典型特征
被称为“阿蒂克家具”的海派家具除前面分析的“西式家具本土化”“中式家具西洋化”的总体造型特征外，在结构的连接和局部细节方面，还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造型元素的传统风格结合西式家具的款式造型，如：传统雕花对称式两开门衣橱转变成加大高、宽尺寸的三门大橱，且中门配上试衣镜。传统中式床为三边围合单边上床，改变为西式的床头、床尾双档，左右两边上床，并配上床头柜和床尾几。
2）木工机械化程度提高，出现了机械化车床车出的旋木雕花、曲木技术，环形、球形、圆柱形的腿、脚。产生了中式传统装饰元素结合西式造型的局部细节的型式，如：家具脚型的中西合璧、独脚圆台、独角转椅等。
3）整体采用框架结构，相互之间运用现代五金件进行装配连接，且将传统家具原来木质的某些部位用西式家具特有的柔软纺织品材料进行包裹镶边，如：餐椅的靠背和坐垫部分、床头的靠背部分等等，是典型的Art Deco 特征。
4）家具款式与室内风格、环境整体协调设计理念的形成。海派家具生产商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不仅仅做家具，还做室内装潢，家具与室内相结合的设计。
1937 年，有位叫阮星肇的浙江镇海人在上海的静安寺附近（现在的南京西路）一家华孚木器公司开了现代家具设计的先河。这家公司主要为在沪外侨和洋行买办等定制各类西式家具。阮星肇设计的家具融西式风格和中国传统特色为一体，别具一格，他尤其擅长设计高档、豪华的成套家具，是典型的Art Deco 风格。1936-1938 年，他先后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两任院长官邸和上海美商德士古洋行大班的公馆设计全套家具。这些家具的造型、装饰同建筑物的特点和主人公的身份融为一体，具有高雅别致、华贵大方的特征和较高的艺术水平，从而引起美、荷等国驻南京使馆官员的兴趣，纷纷前来定制，阮星肇成为当时上海滩家具行业的知名人物之一。
1932 年，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艺林家具店曾留学法国的业主钟晃引进西方家具材料生产新技术，开办工厂生产胶合板，代替传统实木板，化学粘胶、薄板等新材料的产生使家具制造在结构和工艺技术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变了单纯在款式上仿制西方古典家具的局面，特别是在家具结构方面进行了改变，设计制作出了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流线型家具。使上海家具制造业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迎来了海派家具最辉煌的时期。
五、Art Deco 基因在海派家具风格中的意义
传统吴越家具注重的是各种工艺的合理使用，工艺服务于家具主体；西式古典家具注重的是用工艺体现工匠个人的独特技艺，用繁杂多变的装饰工艺来体现家具的豪华高档。中式传统家具上的用漆装饰历史几乎和整个文明史一样久远：汉代的夹纻、唐代的平脱、宋代的素髹、元代的雕漆等各种技法的发明运用，直到明清时期的繁荣兴盛，发展到各种技法的综合运用而演变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百宝嵌”。[9]
当Art Deco 运动在法国兴起时，明清时期的“百宝嵌”在装饰运动中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Art Deco 运动在法国形成以前的18 世纪初，法国的洛可可风格家具就是受到东方风格尤其是中国艺术风格的影响，在当时的各种艺术形式中，或多或少都显示出了“中国元素”。洛可可风格的家具造型、漆艺和雕饰等和中国明清传统家具相似，但家具的造型却更为烦琐、华丽，包括洛可可风格的室内设计，其中的装饰曲线和陈设等都具有明显的“中国元素”特色。[10] 在洛可可装饰风格的家具上，还可以看到中国风格的装饰纹样和“百宝嵌”漆艺制作技术的体现。
Art Deco 基因在上海近代海派家具产生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海派家具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家具设计及室内环境、室内陈设品设计的影响除物质层面外，还传播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11] 作为都市文化重要发展时期的海派家具，Art Deco 基因必然作为上海的城市形象长期存在。不仅如此，Art Deco 基因更深藏在上海城市的历史、文化、审美取向及价值观中。Art Deco 基因是文化的精神，而海派家具则是Art Deco 精神的物化形式。在国际化进程高速推进的今天，重新认识Art Deco 基因在海派家具中的价值，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上海的地域特征及海纳百川的城市文化精神，它将引导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或后现代设计的意义。
注释：
[1]“Shanghai art deco furniture”，网址：http://shanghailander.net/2012/03/shanghai-artdeco-furniture/
[2] 单国强：“试析‘海派’含义”，《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2。
[3]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原刊《杂志》，第11 卷第5 期，1943 年8 月。
[4]“杂木”名词来源，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5050966.htm
[5] [ 美]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0 页。
[6]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第2 页。
[7]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第5-6 页。
[8] 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袁荃猷制图，三联书店，北京，2008，总目，第XI 页。
[9] 同[8]，第280-281 页。
[10] 刘文亚、张秋梅、王雅莉：“洛可可风格‘中国元素’探析”，《设计艺术研究》，2014.3。
[11] 夏明：“Art Deco 对上海近代建筑的影响及其现代意义”，《城市发展研究》，2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