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 VS. 审美：基于功能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角的设计批评(1)

4 何时（以及为什么）现代主义（即功能主义）过时了
        今天，对于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批判似乎显得很时髦。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的几十年里，乌尔姆模式在设计教育中一直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从荷兰的设计学院 和德尔福特科技大学，意大利的多姆斯设计学院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乌尔姆是所有欧洲顶尖设计学校的蓝图。乌尔姆功能主义多年来用其铁拳统治着欧洲的设计界，从打字机到灯具，从咖啡机到邮筒。这当然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因为乌尔姆将美学与伦理等同视之的理念本身就显得有些傲慢自大。在乌尔姆人的眼中，任何喜欢天鹅绒面的“祖母的沙发”而不是马丁•维瑟的BR027’ 长椅的人，都是品位低下的、落后的可怜人，他们看不到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光明的未来，或者说他们起码是非常缺乏文化教育的人。这有些言过其实吗？一点也不。早年的《好房屋》杂志（20世纪60年代荷兰的功能主义杂志）中有这样一篇文章，描述了当时海牙市政厅中的一间市长办公室（当然是小布尔乔亚式的）。我们可以看到，评论者冷酷地指出，能把房间的品位搞得如此之差的设计师肯定是二战期间荷兰的纳粹分子。
        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人们仍然谈论功能主义是可以被理解的，这就像是家庭中也会带着伤痛和厌恶的情绪，谈论着专制家长主义的传奇。当然，祖父肯定有其自己的风格，但是，天啊！他真的过时了。他这么直挺挺地死掉，不管怎么样，至少对于祖母来说是件好事。人们至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功能主义与人文现代主义的强势发展一起打造了现代世界的面貌。现在我们并未彻底迷恋它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们忽略了大众消费现象这一事实；其次，功能主义用了太长时间才渗透入市场，假如我们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我们只能发现功能主义与大众消费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状况。

电唱机: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二战结束之初，形式纯粹的功能主义一开始将其目标瞄准了错误的群体：富人，成熟的中产阶级。其最纯粹的形式可以在诸如博朗公司、西门子公司、奥利维蒂办公设备公司、沃尔沃和奥迪汽车公司生产的家用设备和音响设备中看到，他们每一年都在追求技术上的逐渐完善——就像奥迪的广告说的那样，“在技术上走到竞争者的前面”。拿来任何一本关于20世纪设计的书，或者参观任何一间设计博物馆，你会看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制造商都是众所周知的现代设计象征。直到今天，他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如此。
        假如我们要告别功能主义，我们必须要问，功能主义的胜利是否不应该被看作得不偿失的胜利。毕竟它的信条提高了社会地位低下者的物质福利。可是在哪里我们能更多地看到布劳恩的唱机、西门子的厨房设备和奥迪汽车呢？当然，在博物馆中能看到，但在工人阶级中呢？我们却看不到。在资本主义高档郊区的豪宅中进进出出的，大多数是踌躇满志的医生、理想主义者的律师和左派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提高大众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在批评功能主义时最重要的论据之一，这种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诸如此类的论据就将功能主义从专业领域的宝座上拽了下来。
        然而，这样指责是错位的。正是在这种批判爆发的年代里，历史上第一次，西欧进入了大众消费的时代。 也正是在此时，大多数人开始能够在日常所需之外，承担起一定数量的奢侈品消费。除非用“包豪斯的古老理想在实践中实现了”的说法，否则很难解释这一现象。但是，请注意，古老的包豪斯预言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某种政权统治着他们理想的实现。
        功能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者可能会回应说，“不错，但是这只能说明大众消费时代实现了可追溯到二战之前的那种理想，这种理想是被一些先进的、现代的头脑所认同的。但尽管如此，它与肤浅的民主功能主义毫无关系。这种功能主义完全是精英主义的，而且两种功能主义之间彼此也没有联系。”但它们是有联系的！今天，当你走过商店（现代大众消费文化最大的拥趸），如百货商店、DIY连锁店、主干道两边的商店，你会一眼发现其中的产品设计都是20世纪60年代功能主义产品形象的后裔。所以，功能主义者当然实现了它对社会的承诺，然而讲究的设计大师们却对其取得的成果傲慢地嗤之以鼻。

汽车: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功能主义在专业圈里失去了其作为普适性原则的统治力，但是恰好与此同时，同样的原则在愿意花一下午时间去逛宜家的人们那里却明显地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悖论，但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提供的解释似乎并不包含太多的水分。批量生产以及产品因此而失去了独特性，这是功能主义在职业设计师中失去吸引力的唯一理由吗？为什么其原有的特殊魅力像六月天的雪一样迅速消失了呢？仅仅是因为功能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变得通俗，设计批评家就抛弃它了吗？这将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产生很大的矛盾，后现代主义认为功能主义实际上是隐秘的、精英的设计哲学。当它最终失去了对精英们的吸引力，它就会被当作垃圾一样地倒掉。肯定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因，但是在哪呢？
        实际上，确实有其他原因。大约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功能主义失去了其在专业人士中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它的精神基础——人文现代主义也正遭到持续的攻击。它受到了一些可怕的创伤，尽管还不至于被完全赶下舞台，但肯定是对其一直以来的强势的沉重一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标志性的思潮是无限的对未来的乐观主义，但是20世纪70年代它让路于对技术统治世界的怀疑论和悲观主义。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其背景可以在一系列或多或少的独立事件中找到。它们加起来，对人们的未来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于技术疯狂带来的社会危机，对于那些愿意聆听的人来说，警告的声音在更早些时候就可以听到。这并不限于那些小说家关于未来的黑色幽默，例如阿尔杜斯•赫胥黎和乔治•奥威尔。在《隐藏的说服者》（1957）和《废品制造者》（1960）中，美国经济学家万斯•帕卡德表达了他对消费文化过分之处的愤怒。蕾切尔•卡逊——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在《寂静的春天》（1962）中谈到广泛使用DDT导致全球污染，而瑞士化学家保罗•赫曼•穆勒正是因为这种杀虫剂而赢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奖。拉尔夫•纳德尔在《任何速度都不安全》（1962）一书中毁掉了雪佛兰的科威尔，使得通用汽车公司非常恼火，他们监视了纳德尔很多年，试图抓住他的违法行为作把柄。然而，这些预言家并没有对当时的社会思潮产生直接的影响。技术进步的颂歌非常嘹亮，盖过了少数病态预言家房间里传出的刺耳的不和谐声音。

收音机: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在接下来的几年，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出现的一系列灾难。这逐步使人们看清，成熟的技术体系远比人们至今想象的要脆弱。而且，假如有些事情做错了，那么其后果也会完全失去控制。这里只举一些例子：世界上最安全的建筑，位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在1965年3月30日完全被北越共产党（越共）的炸弹所摧毁。这在很多年后仍然让人困惑不已，技术最先进的军队竟然无法赢得与原始游击队伍对阵的战争。在这次袭击之后差不多10个月，人们得知美国的战斗轰炸机坠入了西班牙帕洛玛雷斯附近的海域，机上带有四颗氢弹，很悲惨，这些氢弹现在都在地中海海底。五角大楼才几天后宣布这个消息。1967年3月18日，托雷•卡尼翁号，一艘61000吨的油轮在英国的康沃尔地区翻船。英国和法国的海岸被油污覆盖了很多天。悲哀的是，那时还不知道这类环境灾难的英国政府决定派遣英国皇家空军用燃烧的方式炸毁废弃的油船。现代科技的绝对旗帜——航天工程在当时也制造了受害者。美国航天员格里森、查菲和怀特在一次训练中死于阿波罗号的宇航船舱中。在托雷•卡尼翁号事故的一个月之后，俄罗斯的宇航员科玛洛夫乘坐联盟1号太空舱返回地球，因在7000米高空时降落伞发生故障而坠毁。同年在东德和比利时的马特兰格发生了两次燃气爆炸，造成差不多100人死亡和几百人受伤。在此事故发生的几个月之前，布鲁塞尔的创新百货商店发生火灾，原因尚未查明。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围观者，意味着消防队要几个小时后才能赶到现场。1万多平方米的大厦燃烧得就像一只火炬。疯狂的受害者们从20多米高的大楼上纵身跳下，在众目睽睽之下摔在人行道上。结果是325人死亡，80余人重伤。讽刺的是，因为大火发生在星期一的早上，而比利时的商铺一般都开门较晚，所以这些伤亡人数已经算是少的了。
        当然更早的时候也存在技术的灾难，但是被普遍认为是令人遗憾的偶然事件、坏运气，是我们为进步付出的代价。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不断增多的灾难，再加上它们带来的严重后果，令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改变了。这种思潮的转变也是为什么1972年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带来破坏性影响的原因。 一般来说，我们的反应是这样的：假如麻省理工学院（可谓是技术的圣地麦加）里面最杰出的教授（他们很少对嬉皮士式的理想抱有同情）接受工业家和政客组成的俱乐部的委托，在他们的报告中警告不受节制的、技术驱使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长期的灾难性后果，那么，事情肯定非常糟糕了。

电话: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虽然有些事后诸葛亮，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上述意外事件首先极大地加重了我们对于大规模技术控制的模糊的不安感，其次，《增长的极限》作为对技术灾难和准灾难发生的预告 ，在其出版之后，震惊了全世界。
        1976年在意大利的塞维索，霍夫曼-罗氏化学研究所发生爆炸，释放出大量剧毒的二氧(杂)芑。政府一开始并未重视这一事件。最终城市居民被疏散，用铁丝网将城市隔离起来，但在几天中，已经有大量居民（以及他们的宠物）死于住宅区，和数不清的人因头痛、恶心等症状入院治疗。美国一个专家团队建议，70公顷内的所有绿植都要焚烧掉，之后整个城市应该被夷为平地。然而，这需要30年的时间，因为在30年内这片区域是禁止进入的。为什么美国人对这种相对少见的二氧(杂)芑知道得如此之多？原因也是很讽刺的。二氧(杂)芑代号也叫橙色落叶剂，美军曾经在北越南战场将其作为落叶剂喷洒在灌木之上，以发现隐藏在下面的越共部队。10月，塞维索居民的1万个病例中有超过1千个是内脏器官衰竭，主要是肝脏和肾脏。1976年底，发现二氧(杂)芑污染的范围要比原先预计的更广。20世纪80年代，来自污染区的数不清的桶装二氧(杂)芑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废旧仓库中存放过。它们是如何被运往这些地方的，并没有人发现。1979年3月，位于三里岛的哈里斯堡核反应堆的冷却泵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源于一系列的人为判断错误和不正确的操作，最终导致了美国政府称之为核能历史上最糟糕的事故发生。然而，这个事故只能算作准灾难，因为10万人口在恰当的时候被疏散，核反应堆最终得到了控制。这个核电站（现在已经被关闭）一年后通过了审查，宾夕法尼亚州农业部和联邦环境保护部得出的结论是它并没有对人类、动物和植物造成损害。1984年12月3日，美国联合碳化公司所有的、位于印度博帕尔镇的工厂发生爆炸，这是我们现在所知的最糟糕的工业灾难。灾难的性质可与塞维索的意外事件相比，但是其结果更为严重。爆炸发生的三天后，超过8000人死于有毒气体，超过50万人受伤，大部分是失明。2004年有人做出估算，这一灾难造成2万人遇难。  1979年发生在三里岛核电站的准灾难被广泛地用作反对核能的宣传，但是奇怪的是，它也经常被核能支持者放到自己的武器库里。毕竟，这一事故不是在实践上展示了，无论核工厂有何种缺陷，尽管可能有一系列的人为错误，但是并未必然导致致命的灭顶之灾吗？所以核反应堆是肯定可以被控制住的。这一观点被1986年4月26日的一场爆炸彻底摧毁了，位于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该事故也是由于一系列的错误操作引起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可怕的融化坍塌事故随时都会发生。释放出来的射线是20世纪50年代最严重的空气中核辐射的两倍。灾难后不久，在整个欧洲的大气层中都可以检测到高辐射物质的大幅度增长。

 

电视机: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综上所述，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其后 ，突然涌现出数不清的反现代主义、反技术运动，这并不奇怪。这些年一直有大量游行示威反对核能以及反对在欧洲安放巡航导弹。这些年也是一些自称为毛主义者（完全没有自嘲或者反讽的意味）的知识分子，在完全非理性的、反技术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拒绝触手可得的、大量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新闻，拒绝红色高棉政权下波尔布特对柬埔寨人们的再教育的新闻。他们认为，这一切仅仅是帝国主义的谎言。这些年中，我们也看到了1968年失败的新马克思主义学生抗议留下的创伤，而这一运动本身也有着充满仇恨的、反技术的底色。就像巴黎的学生所喊出的口号一样“权利归于想象！”突然西方世界被暴力的城市游击队员填满了：意大利的红色之旅、美国的望风者、西德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以及日本的红色军队，所有这些都是由左翼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它们都是致力于推翻西方的技术治理下的资本主义。20世纪80年代的这些城市游击队仅仅是今天困扰我们的恐怖主义的先行者。

榨汁器: 功能主义VS. 后现代主义

        一开始政治机构对反现代主义运动的回应仅仅是些许的惊讶，但是这种惊讶最终滋养出不那么激进的运动，进而提出了对技术乌托邦的质疑。继而这增强了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反现代主义。令人吃惊的是，那些之前是人文现代主义坚定捍卫者的知识分子都转而变成激进的反理性主义的信徒。无论是在欧洲的还是美国的大学校园里，你会突然发现在那些褪色的蓝牛仔裤和花呢上衣之间，有着红色的或橘色的印度大师奥修（薄伽梵•室利•拉杰尼希）的追随者。
这是一个憎恶功能主义的世界：功能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必然意味着，当现代主义变得过时，主导了欧洲设计几十年的神圣信条也被封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