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杂志,《装饰》杂志社, 立足当代 关注本土 www.izhsh.com.cn

开放中的对话与反思中的建构——“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吴论坛”述评

  • Update:2012-07-26
  • 卢朗,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 来源: 《装饰》杂志2012年第6期

        作为人与生活环境长期磨合的结果,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信息涉及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对它的研究需要一种系统性思考。这正是“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吴论坛”的主旨。论坛于2011 年11 月在苏州大学举办,来自全国的7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东吴论坛的主题是“记忆江南”,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市井文化”等五个议题,突出了非遗研究的系统性特征。论坛不同于以往演讲为主的形式,而是以一种开放式的探讨与论辩来展开活动。每个议题设立主持人、主论人和主评人,希望通过观点的互动形成学术思想的交流,激发出新的思考和见解,以充分彰显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
        首场讨论的主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由西安美术学院赵农主持。他以“鹅湖之辩”的典故阐明了本届东吴论坛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希望以一种对话和辩论的形式产生思想的碰撞。上海博物馆范明三从苏州虎丘作为“吴文化的一个积存象征之地”的历史文化意义说起,通过阐述吴文化和甘陇地区古羌文化数千年的渊源,呈现出一个尺度宽广的历史时空。并因此提出吴地文化遗产的研究应扩大历史半径和研究范围,如向2500 年之前的“前吴文化”时期拓展,从对视觉、美术的偏重向吴语吴乐研究等方面拓展。中国艺术研究院孙建君从政府决策和国家意识的角度,阐明了非遗和传统文化的战略地位及社会行为空间。从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认识、非遗—文化产业—群众文化生活三者的关系、宗教信仰问题及学理和法理基础等四个方面描述了文化遗产价值观的变迁,分析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在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等层面的意义。云南大学张跃则通过内蒙古民间的家庭那达慕现象、怒族节日中信仰迁移问题和阿昌族史诗传承困境等案例,指出在国家的话语实践和民间的生活实践之间存在着一些非连续的关系。非遗的编订作为一种官方的符号建构,在具有科学性的同时,也难免带有一些片断性和局限性,这和民间自发的、鲜活的生活世界形成对比。张跃进而用“文化认同的符号间隔”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和总结。
主评人苏州大学张朋川在多方面和几位主论人形成了对话。他强调应重视非遗研究学理上的准确性以及认定标准上的科学性。应该动态地看待文化遗产,在保护策略上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对待。张朋川借助对昆剧中徽州方言的影响,以及桃花坞木刻版画和西方铜版画的交流催生出的特殊工艺等案例,论述了非遗在传统文化背景中的形成进程。本场讨论从文化根源、历史视野、政府决策、集体意识和日常实践等方面富于深度地发掘了非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描绘了诸多可能性和线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市井文化”的讨论则围绕着非遗作为市井文化载体的作用、市井文化中非遗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市井文化在经济驱动下的异化和矫正等方面展开。主持人苏州大学朱栋霖认为非遗的三个主体,即表演艺术及戏曲曲艺、舞蹈及民间传说和工艺美术,都存在于日常生活,是市井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并着重论述了中国民间的祥瑞文化。中国科学院苏荣誉指出,无形的文化遗产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当下非遗被热炒是因为它有巨大的表演空间,经济利益的驱动让源自生活的非遗变成了一种生活的点缀,而不再真实。
这种偏离使它生存的土壤陷入了危机。面对变化和迁移,他认为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素材和开拓空间,保护非遗的文化基因和多元化,从而找到向生活本原的回归和自我的认同。从实践的角度,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保护性”是一个关系到决策科学性的重要标准。上海师范大学邵琦提出了文化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以宝贵的历史遗存来拯救我们的文化就是讨论非遗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逻辑、理性和知识不能替代我们对生活的感受,而传统文化则充满了对这种感受的关怀。同时,保护传统文化形态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以历史为镜鉴,以映照我们当下的生活,对如何展开我们的生活进行思考。他还建议拓展博物馆的内涵,使其不仅成为珍藏过去文化形态的场所,也可以成为规范和研究现代生活文化形态的场所,把有限的空间和资金更切实地关注于今天的生活。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吴元新回顾了蓝印花布的背景以及发展现状,指出蓝印花布曾是一个属于市井文化的鲜活内容,脱离生活就难以存在和发展。
        在蓝印花布的传承和发展中,他认为创新性的设计非常重要,希望将蓝印花布的“清新之气、自由之气、欣欣向荣之气”带到现实社会,融入当下的生活。主评人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朱孝岳提出市井文化体现在比较微观但非常丰富的生活层面。非遗研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把这个社会失去的情感和感官加以恢复。同时,对文化遗产的判断不要失去应有的标准和立场:一种将任何事物加上文化的后缀进行推销的“泛”文化,最终将会导致“无”文化。在保护策略上,他认为非遗的保护需要原汁原味,不能变相变味。论及理想的生活方式和幸福时,朱孝岳提出了“市井让生活更美好”的观点。
        第三场讨论的主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态文化”,由清华大学杭间主持。讨论主要围绕着非遗是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生态环境、经济文化的变迁而跃升为一个社会课题而展开。专家们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对其根源、现象、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苏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管理办公室龚平针对城市化变迁和传统江南的“消逝”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分析。他谈到苏州在实行了“一张图,三集中,三置换,四对接”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之后,作为非遗母体的农耕文明正在消失,自然环境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起了根本的变化,“他城化”的现象也日益明显。围绕着“记忆江南”这一主题,龚平结合苏州的湖荡文化、甪直水乡妇女服饰和太湖流域工艺美术生态保护区域等案例进行了三个层面的解读:江南是否只能记忆?江南是否不仅能被记忆,而且能保留其生态的样本?江南如何留住记忆?并提出在非遗保护中,应根据情况采取记录式的保存和传承传播式的保护等不同的操作策略。华东师范大学朱淳将当下对非遗的讨论与工业革命后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以及20 世纪70 年代的新手工艺潮流相对照,谈到了威廉·莫里斯对乡村手工艺的挖掘和取用,提出非遗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他进一步以大都会博物馆的“明轩”为例,讨论了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因素:园主人和工匠两种主体的消失使得园林文化的生态和传承土壤成了问题。苏州大学沈爱凤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双重创伤:一方面东方文明承受着西方文明的压制;另一方面农业文明又迅速地被工业文明所取代。他在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和汤因比式的文明共存间进行了沉重的选择,质疑单一的科学化选择是否能起到拯救文明整体的长效作用。他认为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文明没有高下之分,从生态的角度来看都很重要,现代社会的多样性不能代替文明多元化。东南大学胡平认为应将非遗还原为一种现象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概念探讨的层面。他以在江苏各地的保护调研实践,论证了保持文化生态完整性的意义。如通过对溱潼“会船节”的介绍,描绘出身处其中的人如何达到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完整状态”;通过分析泰州的砖瓦生产和湖上生活的关系,则探讨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地域文化如何整体地发挥作用,以及原始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川大学徐新建作为本轮主题的主评人,首先点评了与会学者在生态文化、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等各个方面的思考维度,对非遗在不同地理空间和学科背景下的表现进行了延伸和阐发,并以北方游牧文化的缺席来对照农耕文化话语下非遗研究的南方本位,主张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思考。同时,他指出只谈非遗不谈城乡一体化体现了针对政策的话语空间尚十分有限。徐新建主张以“无形文化”的提法来补足“非物质文化”概念的缺陷,应关注非遗的三个内涵: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文化传承。主持人杭间最后提出,当下所谈论的非遗大多承载了出生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及更早的人们的记忆,而非八零、九零后等年轻人的记忆。如果说记忆不能强加于人,那“记忆江南”究竟是谁的记忆?非遗如何在不同代际得以认同与传承,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在第四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女性文化”的讨论中,主持人苏州大学郑丽虹提出,本场主题的设立反映了女性意识的复苏,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对女性成长的期待。在非遗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无法回避女性的参与与创见。湖南商学院李立芳认为不应刻意区分“物质”与“非物质”两种概念,而应当关注背后文化的传承和传承人。在谈到非遗传承中女性的作用与地位时,她以湖湘地区丰富的女红文化为例,认为女性是民间非遗重要的守护者。浙江工业大学袁宣平则以蚕桑文化的保护为线索,审视了女性在传统江南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时,她提出非遗中许多手工技艺都与妇工、妇容直接相关,应对传统女性价值观作一分为二的看待。四川大学李春霞从制度和法理层面着手,说明了联合国非遗名录在地理、文化、宗教、年代特别是非遗持有人性别等方面存在的失衡。指出当前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的性别失衡问题,其根源涉及社会、文化乃至认知模式等多个层面。苏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管理办公室王燕认为,在非遗保护中女性带有传承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这一工作中女性的弱势形象,与民间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女性禁忌”有着密切关联。非遗保护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恰恰是把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传承人尤其是女性推到前台来,凸显出她们的价值,也提升她们的自尊和社会地位。苏州民俗博物馆沈建东则描述了江南民间传统节日中的女性形象、习俗和主体地位。指出由于特定的生活状态、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及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的独特地位,江南女性在社会创造和技能传承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主评人苏州大学曹林娣强调在传统文化的形成中,女性的价值不言而喻,需要进一步扬弃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女性应该自尊、自强,在非遗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研究中承担更重要的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性发展”议题的讨论中,主持人南京大学徐艺乙认为,形成于前工业时期的非遗,在社会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后如何得以持续是本场讨论的主旨。在讨论中,他论述了非遗及传承人认定中的评议制度、非遗的合法性、内涵转变以及操作方式等多方面问题。指出了非遗保护是一种专业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实践,也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亟待进行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上海大学李晓峰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体现了对人类文明延续的关切,非遗的可持续性讨论则是反省历史中非常出彩和要害的一步。针对日益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他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与跳跃式发展之间差异的思考,并认为非遗研究是以生命的“体温”来除却“现代性带来的偏执和冷漠”。山东艺术学院许大海结合参与民间工艺传承人调研的体会,指出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存在着依据和标准上问题。他建议改革由政府主导的多层级申报制度,而以专家和民间艺人组成委员会来进行评审。西安美术学院张西昌用事例说明了在精神和文化信仰转变过程中非遗保护可持续性的难度,讨论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与非遗资源可持续性的关系。对活化石式、博物馆式、学校传承、家庭传承、整体文化传承、数字信息记录等非遗保护方式,从保存性和可持续性两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苏州工艺美院董波在对现代文明批判的基础上质疑了非遗的合法性。他认为非遗问题的提出和重视是现代文明更成熟更老练的表现,其意图是回避或掩盖现代文明真正的弊端,由此,非遗的保护“是现代人的一种伪心理需求”。针对小集体的利己性,董波提出“ 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主张文化研究应具有更广阔的关怀,并认为一种基层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结合才是文化生命力得以延续的标志。
        主评人厦门大学彭兆荣在点评中认为,“可持续性”概念在不断地被政治化和符号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过度的消费,而“生命力”可能成为非遗研究更好的思考框架。非遗保护在操作上需重视整体性和完整性,可借助文化的自我传承方式来作为传承人的重要补充。他认为非遗的连续性在当下正面临一种“现代化的锻炼”,需要用智慧去面对。同时,他提出了“是我们抢救非遗?还是非遗抢救我们?抑或是人类的自我救赎?”的命题。呼吁在非遗研究中应该更关注那些属于精神性价值、生命力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守护自己家园的根本。
最后,彭兆荣希望用中国的智慧、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分类、中国的知识系统来表达我们自己对非遗概念的认识,使我们的民族能够在经历跳跃性发展之后,仍然保存文化层面上的真正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发展至今,概念和内涵已经逐渐清晰,其本质形态及表现特征的探讨日趋深入。与此同时,非遗保护的理念与策略也不断完善,更加具有建设性和现实的合理性。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方法也正在为这个领域的耕犁注入强大的动力。可以说,非遗工作在各方持之以恒的努力下已是春暖花开。尽管如此,这一工作目前仍面临诸多问题乃至困境。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由农业生产和传统历史文化孕育而成的文化遗产,已逐渐脱离原有的文化土壤与生存环境。在这种情况下,非遗的研究与保护是在延缓其消亡,还是使其能真正得以持续演进?这些问题需要新的智性思考和知识建构。本届东吴论坛从多方面系统探讨了非遗的生存环境以及内在机制。开放的论坛对话形式引发了专家们真诚的回应,并以深刻的反思乃至批判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不断激发出新的见解。大家针对文化遗产活态性、民间性、生活性和传承性特征,或从文化遗产与生存方式、精神信仰及文化传承等人类文明发展核心命题的关系来重新思考其价值;或从现代文明的弊端、文化多元化以及法理制度等角度对非遗的传承问题进行剖析;或从自然与历史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渊源等方面探讨非遗的生存土壤、运行机制和内在活性因子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与传承发展,其意义非凡,方法和过程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因此,在非遗工作中如何超越具体的形态,深入其内在的结构与精神,并在实践层面不断探索,实现更高层次的超越,最终使文化遗产在不断变迁的时代中始终彰显出自身的价值,是一个研究中的核心命题。本届论坛中在非遗研究与实践诸多领域的反思与知识建构,正是针对这一命题所产生的富有建设性的成果。

* 本论坛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