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里的清华史

        游览有3个故宫面积大小的清华园，需要一些技巧。最省力的方法是清华西门进园，一路往东，漫步间就可穿越历史。

　　首先是老清华人说的“灰区”：以灰色调为主的中国古代皇家园林，为清康熙年间所建。隔壁便是以清华最著名的“二校门”、大礼堂、清华学堂等形成合围的一群罗马式建筑，模仿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因其厚重温暖的红砖墙而被称为“红区”，乃清华建校之初的作品。跨过当年将清华一分为二的南中轴路，便是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一批“水泥盒子”，这里被称作“白区”。

　　1947年，李鸿章的后裔李道增从上海法租界的老弄堂里来到北京，就是从这条路线第一次进入清华园。不同于弄堂的逼仄，清华大得让他敬畏。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时的清华虽然没有如今这么多大楼，但甚至散步时“抬头间就能碰到梁思成、冯友兰、钱伟长、华罗庚、费孝通、朱自清??”

　　81岁的李道增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在清华百年校庆之际，他受邀主持设计新清华学堂。如今，距离他入学虽已过去60余载，但他对《外滩画报》讲起自己在“红区”中受到的建筑启蒙教育时，觉得那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为中南海设计管道的清华实习生

　　旧水利馆(水利实验室)位于清华学堂南侧，由著名水利水电教育家施嘉炀设计并主持修建，于1933年建成。旧水利馆灰墙、大坡顶的设计跟周边的罗马式建筑搭配并不突兀。1947年，由梁思成主导的建筑系就在二楼办公。

　　李道增考入清华时，建筑系刚刚成立一年，他在上海并没有听说，当时他选择的专业是电机系。来到清华后，他第一次听说建筑系便很感兴趣，又慕梁思成的大名，于是想转投梁的名下。

　　那时的梁思成刚刚从美国回来，1946年，他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担任了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和世界著名的专家一起探讨审查联合国大厦的设计。他还因研究中国古典建筑的成就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的称号。尤其让人敬畏的是，抗战期间他调查了中国的建筑，出了那本《中国建筑史》，开创中国古典建筑研究之先河。

　　“我很害怕，因为要转系必须他同意。”那一天，李道增走进旧水利馆二楼梁先生的办公室，忐忑地说自己想转系，没想到梁思成很和蔼，“欢迎呀”。先生要了他的入学成绩单看了看，觉得还不错。梁先生早年因骑摩托车受伤而微驼着背，倒让他觉得很亲切。“你想好了，改了就改不回来了。”李道增点点头，做下自己此生最重要的决定。

　　开学第一天，梁先生做迎新演讲，虽然建筑系只有11个学生，却并未影响他的兴致，他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搞联合国大厦的设计时，他特意去拜访著名建筑大师莱特，莱特问他：“你是中国人，你来美国干什么？你来找我干什么？”

　　“来向你来学习空间理论。”

　　莱特说：“你回去，最好的空间理论在中国。《老子·道德经》中就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也就是说建筑的主体是空间，空间是无，是没有的，但建筑的用处就在空间。实体虽然是构成空间的，但它不是真正的有用，是空间有用，这是辩证法。

　　后来老子的这句话经梁思成之口传成佳话，在建筑界流传，也让他的学子们终身受用。那一届的学生中除了李道增，还有著名建筑学家关肇邺和城市规划学家周干峙等。

　　除了学术素养，最让李道增佩服的是大师的修养。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三位大师是一生的挚友，他们有个留学时保留的习惯，就是三个人一起喝下午茶。在旧水利馆的无数个下午，学生们一边休息，帮先生画画图，一边听三位大师聊天。“我们主要不是吃和画图，而是听他们聊天，那么海阔天空，什么政治、艺术啊，一个哲学家、一个艺术家、一个建筑师，我们虽听不太懂，但是开阔了不少。”

　　那时的清华非常注重实干教育，支持学生实习。李道增大二暑假就拿着梁先生开的介绍信开始实习，而且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中南海设计管道，因为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办公室的暖气不热。“我们那时候胆子挺大的，我们当时学散暖气炉片的课，学了之后马上就用，痛快得不得了。”结果施工单位就是按照这个大二学生的图纸，改造了中南海的暖气管道。

　　清华的建筑瑰宝

　　李道增刚到清华，晚饭后经常和上海来的同学在校园里散步。大家结伴而行，却怕迷路，不敢走远。看得最多的莫过于清华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

　　这四大建筑始建于1914年，那时的清华还是清华学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时任校长周诒春准备对清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制定了“五步发展计划”，第一步便是硬件设备的提高——修建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院、大礼堂等四大建筑。

　　没想到阻力重重。有教育界人士认为，清华只需兴建讲堂、寝室及自修室就行了，不应“妄拟欧美”修建四大建筑，更不需要修建学生宿舍、中外教员住宅和教员办公室。他们认为教员除预备功课外，别无公事可办，盖什么办公室？

　　后来周诒春对校友回忆，为了这些建筑物，他受了很多恶意批评。然而，他仍然顶住了压力，1914年起为了兴建四大工程，清华学校增设“工程处”，1916年4月，图书馆、体育馆相继动工。

　　四大建筑在1920年前后相继落成，和稍早建成的清华学堂、同方部组成了清华早期校园的主要建筑群，为校园中心区建设奠定了欧式的建筑风格，同时为学校发展成为大学奠定了基础。

　　四大建筑建成后，清华已初具现代大学的校园气质，大礼堂前的大草坪直到今天仍保留着当年的风貌。著名物理学家彭恒武是“两弹一星”的元勋，1935年考入清华，他说：“就是大礼堂前的那片绿草坪使我下定决心，报考清华。”

　　这些建筑从外到内都是美式风格，加上清华的学制、课程、教材等几乎全部仿效美国，于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第一次到访清华，就留下了“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的深刻印象。

　　四大建筑南边就是著名的二校门，当年李道增散步时总止步于此，往南的照澜苑、胜因苑、南院、西院，往北的北院等都是大师和教员们的住所。

　　朱自清曾经居住过清华园古月堂、南院18号、西院45号、北院9号和北院16号。1927年仲夏，月色中的近春园荷花池触发其情思，有感于时局，朱自清在这里写下不朽名篇《荷塘月色》。

　　一位建筑师笔下不同的北大、清华

　　念及北大，人们会想到未名湖、博雅塔；说到清华，自然要提大礼堂等四大建筑。一中一西，一个飘逸雅致，一个厚重严谨，却很少有人知道，北大、清华的早期校园设计出自同一位外国设计师之手。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曾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早期受美国影响较大。清华早年历任校长主张学习西方，影响了清华早年的建筑风格。 1914年，美国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参加耶鲁外国教会社团，从纽约来到亚洲，准备参加东京圣保罗学院和长沙中国耶鲁大学(后称雅礼大学)校园的设计工作。周诒春于是请他为清华做一组现代化的校园设计，而设计美式校园本就为墨菲所长。

　　清华的校园本来是清华园和近春园一东一西紧挨着的两座王府组成的。墨菲的设计保留了近春园的王府风貌，而在近春园东侧的清华园，采用了当时美国流行的校园建筑风格，在1916-1920年间陆续建成的图书馆(东部)、科学馆、体育馆(前部)和大礼堂，全部由墨菲主持设计。

　　自清华学堂时的校门(二校门)向北是中轴线，中心景观大礼堂最初有座位1200个，是当时中国大学里最大的礼堂。大礼堂有半球形铜质屋顶，据说是从美国进口的，正门有四根石柱，为典型的罗马式风格。

　　对墨菲而言，一中一西的两个空间并存，实际上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理念，预示着两种风格或者是中西两种价值观并存。

　　反观北大校址的前身燕京大学，修建的却是当时在教会建筑中盛极一时的所谓“中国式”建筑。

　　现北大的所在地原为燕京大学的校址，由基督教会创办。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会的建筑大部分受到破坏，此时司徒雷登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受命兴建燕京大学校园。为了在办学“性质上彻底的基督化，气氛上彻底的中国化”，寻找一种中国人更易接受的传教方式，司徒雷登决定利用建筑的力量。

　　司徒雷登请到了刚操刀清华规划的墨菲，为燕京大学规划一所中国式的校园。司徒雷登希望，当中国学生置身中国园林式的校园之中，民族隔阂感会消失。

　　如何让教学楼看起来更中国？墨菲认为，“可以应用到新建筑中的中国古典建筑的元素及特征就是飞扬的屋顶，配置的秩序，诚实的结构，华丽的色彩以及完美的比例五大项。”

　　经过勘察，他选择了东西向的主轴线，与清华相反。由西门东进，沿主轴线布置在两侧的是4座庑殿顶教学楼。主轴线越过未名湖，其两侧分别为体育馆和水塔。体育馆用庑殿顶，水塔仿照通州的辽代古塔，按照捐建人的姓名取名博雅塔。为了避免佛教与基督教的矛盾，取消了一些宗教元素。而今，博雅塔与未名湖畔的风景已成为北大的精神符号。

　　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合并成为新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沙滩的红楼正式迁入燕园。后来扩建校园时首批教学楼和宿舍楼也用大屋顶，延续了燕园的风格。

　　建筑是会说话的。北大、清华两所学校校园规划年代相仿，不同的办学理念和办学背景造成两校截然不同的建筑气质。

　　与北大不同，清华的精神符号是一群西洋式的建筑，可以看作是西学进入中国的一个标志。而在清华百年历史的穿梭中，“灰”、“红”、“白”区建筑的变迁所代表的历史沿革，着实让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