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原来我睡在大时代

人类的传播热情比核辐射还要快

　　《新周刊》：何谓“大时代”？

　　陈丹青：人说到自己存活的时代，总不免夸张。我回国那年正巧千禧年，从纽约到北京，报纸广告电视书刊，劈头盖脸全是大字眼，好像人类刚从娘胎里生出来。转眼十一年过去，谁还记得那些词语嘛。

　　人在书中、传说中、媒体中遭遇的前代，也是被夸张的叙述。你看要是播放五四、抗战、解放、大跃进、“文革”……等等专题节目，一个接一个镜头都很夸张，譬如长焦距猛然逼近一份1937年民国报纸头版——繁体字，密集的竖排版——“西安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兵谏蒋介石！”你不禁心里一哆嗦：喝！这就是大时代啊！其实那是摄影镜头快速伸缩的技术效果：有谁静静地看报纸，忽然当自己的面把报纸猛一下顶到眼跟前么？电影家弄这些蒙太奇，就是为了保持人类一惊一乍呀。

　　1983年我去波士顿哈佛院子里找老同学玩，夜里给带到赵元任女公子赵如兰家，一口纯正老派京片子，怎么一来，说起蒋介石。她说：“西安事变那年，早晨瞧见报纸，我就问父亲：谁是蒋介石？嗨，你们不知道哇，要不是双十二事变，我们小学生谁知道蒋介石！”

　　在一个前媒体、半媒体时代，在区别于共和国宣传文化的民国时代，蒋介石很可能没多大名气，民国儿童歌谣中没有一首歌会像我的童年时代一样，只听孩子们奶声奶气哇哇高唱：“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

　　1983年我出国未久，刚接触大陆之外的中国人。这件小事给我很深的印象：历史不是教科书，时代不是一行字，更不是惊叹号。我们从小就知的七七事变啊、西安事变啊、民族危亡啊、抗日怒火啊……但1937年，赵家小姐问她爹：谁是蒋介石？

　　《新周刊》：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在目前的外部环境下似乎显得煞有介事——地震、海啸、战争、核泄漏。这些都促使我们不得不对身处的这个时代有所“反省”。但具体又该反省什么呢？茫然。

　　陈丹青：人在时代面前能够冷静，大约需要一把年纪吧。1989年我去台湾见我亲爷爷，北伐那年他从黄埔军校毕业，抗战时参加过长沙战役，1948年在淮北被包围，之后逃去台湾……可是他一句不提，给我问得说起来，脸上毫无表情。

　　那年好像是邓家后代向邓小平问起长征的往事，小平同志也就三个字：“跟着走。”

　　连篇累牍的“世纪末”呼喊，自然常有。人总归是热情的，要表达的，在表达中挥发情热——绝望、颓废、愤恨、流连、恐惧……都是情热，都是兴奋感——十九世纪末的巴黎、罗马、维也纳，所谓世纪末情怀是一种时髦，一种政治正确，“世纪末”这个词，就是外来词。

　　地震海啸核泄漏等等，是另一种被快速传播的热情：人类的传播热情比核辐射还要快，还要广，还更有穿透力，何况如今正当高科技传播时代。不过在前媒体时代，人照样有自己的方式传播消息：不论什么消息。长城烽火台早已下岗了，千百年前，每个烽火台就好比现在CCTV新闻联播。

　　三月十一日福冈大地震那一刻，我女儿正高高兴兴往首都机场飞东京，飞机延误，夜里九点到，凌晨两点才到她工作的寓所。之后家人着急，劝她逃，她说，东京市面若无其事，比平安的日子秩序宛然，有礼有节。

　　所以我也“茫然”，我也不知道“具体应该反省什么”。古人在消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是对应的、对等的：烽火台冒烟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逃，但我们活在传播时代，所有人知道的事和能做的事，不成比例。传播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心情，但人不会因此改变世界。你每天在媒体上读到无数可怕的消息，虽然你可能正泡在澡缸里，边上放着葡萄酒，你仍会感到自己活在一个疯狂而危险的世界，当然，你已开始浏览下一条报道，譬如，泡澡时喝葡萄酒好不好——刚才的消息：哪国地震啊，有谁自焚啊，法国与利比亚开战……马上忘记了，但你临睡前仍会被催眠似的，又去打开电脑：又是一大堆新消息。

　　明年，2012年，倘若世界果然到了末日——不知“末日”那一日是指天崩地裂，我们全得死呢，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我猜，就在天地崩裂之际，所有人都握着手机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吧。您要知道，人类的传播热情，比天地还要强啊。

　　《新周刊》：在媒介社会，碎片化生存，人如何保持完整？

　　陈丹青：“人心涣散”之类，可能和“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等等成语一样，是我们不假思索立即取用的形容词——包括“不假思索”——“人如何保持完整”？我不知道：“人的完整”、“完整的人”，确指什么？那是西语进来后一大堆词语库存之一。

　　人相信词语，然后相信词语形容的某个状态。再来说“人心涣散”：譬如，手机短信可能使人心更涣散(我画画写作常被短信搅扰，有时不得不回应)，也可能使人心更凝聚(和亲友的联系更密集、更即时、更有效)。但实情远为复杂：一个国家情报人员和一个终日无聊的青春期女孩使用手机，目的与后果，完全不同；手机短信可能空前及时告知凶讯(某人失踪了)或喜讯(股票套现了)，但在手机发明之前，你与亲友和社会的关系一点不比现在更疏远，更冷漠……

　　人可能需要“保持完整”，但每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后，人(无论个体还是集体)的“完整”状况就会随之调整。这种调整(幅度之大，超过我们的想象)可能包括无数悲哀或福祉。每一种新发明都在告别，或者说，切断上一个时代。当我十多年前学会电脑，此后及今，除了简短的便条或书信，再也没有一份手写的稿件：想想看，我等于告别了具有两三千年以上的书写方式。

　　我喜欢拍照，自从用了数码相机，我已不能想象此前我得打开相机，装入胶卷，然后再打开，再取出，送到店里冲洗……

　　我感兴趣的不是人是否“完整”，而是，人的智力，人的自我调整的潜能，究竟能走多远？我相信，一个先秦人或唐宋人完全无法想象今天的人如何活着，一如你不能想象安史之乱那年，唐玄宗与安禄山各有一部电脑或一枚手机。

　　齐白石没画过一幅画交待他的“时代”

　　《新周刊》：有些人不为时代左右，不为潮流左右。比如木心、钱锺书、南怀谨，比如比尔波特在《空谷幽兰》中寻访当代中国隐士。如何看待这些“大时代边上的边缘人”呢？他们与时代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身处其中，又超然物外——为何作此抉择？

　　陈丹青：齐白石，晚清生人，得寿九十三岁，历经庚子拳乱、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共和国。除了花鸟虫鱼，他没画过一幅画交代“革命”与“时代”。毕加索，与鲁迅同年诞生，和齐白石同样长寿，一辈子历经一次大战、十月革命、二次大战、西班牙内战，还有亚洲的朝鲜战争和越战……我们老是会提到他为祖国内战而描绘的大画《格尔尼卡》，还有五十年代一幅描绘韩战士兵枪杀老弱妇孺的图画，人们因此佩服这位画家的道德勇气。其实前者是他立体派绘画记忆的庞大余兴，后者出于他对西班牙前辈戈雅的同类绘画的戏仿热情，二者的主题并非刻意谴责屠杀，而是对欧洲绘画传统的回应——和其他文明的艺术不同，欧洲艺术史自古希腊开始就喜欢再三表现争战中的暴力，但这两幅画，只是毕加索毕生素描油画的数千分之一。

　　当你说“他们与时代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你可能是在暗示，人，或者文艺，应该与时代发生紧密关系，就像教科书唆使的那样，要么加入“民族解放”、“卫国战争”，要么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或者“伟大的改革开放”……我记得“文革”初年全国大串联，多少小孩子(也就是红卫兵)实在被革命历史教育煽惑得扛不住了，非要自己闹：错过革命多可惜呀，于是把老师拖到操场上暴打，直到打死；错过长征，于是扯杆红旗排好队，当真沿着湘贵川藏长征路线暴走，有的孩子路上得了疟疾伤寒，死了，烧了，给同学捧个骨灰盒回来，哭丧着脸交给家长……我那年十三四岁，找块硬纸片涂点熬热的黄鱼胶，借一枚苏联画片，照着画，学起油画来。

　　《新周刊》：以你归国十年之种种过眼，如何看待“当代”、“当代性”？你说回国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能抽烟，国外说禁就禁，中国说禁还照样抽。你感慨说，什么时候中国能说禁就禁就进步了。这是否牵扯到“知行合一”的问题？

　　陈丹青：假如“当代性”指标是小汽车、电脑、手机、宽带、微博……城里人几乎都有了，纽约人一边走路一边打手机，还比京沪市民迟了好几年。但纽约禁烟是在九十年代末，说禁就禁，绝对没商量，你看第五大道摩天楼边站着楼上下来的三五高级白领，寒冬腊月，哆嗦着，抽几口……进入新世纪，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也都相继跟进，全国禁烟，欧洲烟民游行抗议，联袂游说，也没用，一旦立法，没得商量。所以我说回国是因为可以抽烟，不是戏话。

　　前一阵有媒体来问，说是本年度中国全面禁烟有何感想(又有一说是从五月一日正式开始)，我没什么感想，只是不很相信：在中国，这不是禁烟问题，而是守法问题。要是明令禁烟后数亿烟民果然老实规矩，那可是铁树开花，我便是到处不能抽烟，也会高兴啊。

　　《新周刊》：媒体曾抱当代文艺复兴的愿望，你也曾撰文应制。此愿望此愿景，是否过于天真？

　　陈丹青：愿望，愿景，不免天真，然而人还是喜欢抒发愿望，想象愿景。天真有什么不好呢，“过于”也没关系，因为只是天真，只是愿望，总之，没关系。

　　最早听说“愿景”这个词，好像是台湾马英九的哪篇讲稿，我一听，不坏：愿望只是“望”，总嫌茫远，“愿景”只换一字，好似瞧见了：瞧见什么呢？不说，单是一个“景”字，焕然在眼矣。

　　汉语的单音单义，实在妙：什么也没说，什么都说了。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诚大愿也。人家意大利早先果然有个文艺复兴在，前科累累，一闪一闪，从我们这里远远望过去，用一个词语轻轻套过来，愿、景俱在矣，多好啊。